新世纪男人的7种武器

一、新世纪男人的7种武器（论文文献综述）

傅心怡^[1]（2021）在《论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毁灭性灾难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高原^[2]（2021）在《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是一位曾被长期忽略和低估的瑞士现代主义作家。在瓦尔泽的作家生涯中,尤其是在伯尔尼时期（1921-1933）,他遭遇了出版危机、生存危机、言说/叙述危机和手写危机等一系列的危机。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语言风格、叙述方式、手写习惯等较此前均有明显转变。在他留存的“密码卷帙”中,他的文学书写越来越指向自我,文本中的主人公常常以失败作家的形象出现,试图以隐晦的自我辩解重构作家身份。诸如此类的应对策略和他迂回的叙述方式均与以掩饰为主要特征的“羞”的诗学手段相关。本研究从“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出发阐释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书写方式,并选取《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瓦尔泽文学书写中的“羞”及作品主人公遮掩“羞”的诗学策略问题,讨论瓦尔泽如何以“羞”的叙述方式作为化解叙述困境的诗学手段,以及瓦尔泽为何采用“密码卷帙”这种以隐匿文字符号为目的的手写形式。本研究第一章介绍了论题缘起、瓦尔泽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对“羞”这一概念做出差异性理论梳理,分析“羞”在不同语境下生成的前提、诱因、反应机制和典型的处理方式。第三章讨论文化人类学及社会伦理语境下“羞”的作用机制,重点剖析了《强盗》小说主人公面对各种危机和羞辱时通过藏匿自我身份以消解“羞”的策略。此外,由失败作家而引发的“羞”还体现在“强盗”与叙述主体之间疏离/紧密的共生关系上。第四章诠释了掩饰“羞”的情感面具和诗学面具。《强盗》主人公通过夸张的情感和行为方式来转移“羞”,以故作顺从对权力关系进行颠覆和反讽,还以故作无耻的态度忽略并否认“羞”的在场。瓦尔泽用自己的一幅肖像画编织“强盗”的外形着装,将本人掩盖在这个失败作家的形象之中。而瓦尔泽的手稿本身也是一种遮掩,本研究结合瓦尔泽的书信和文本解读了“密码卷帙”的独特手写形式,这种掩饰性极强的手写方式也是瓦尔泽化解手写危机的诗学策略。第五章从《〈日记〉逸稿》出发阐明了小说中叙述主体“我”通过日记体文学书写,对既定的文学规约表示反讽和质疑的意图,小说呈现的元叙述、自我反思、悖论对话性等特征均为掩饰叙述危机的文学手段,而小说中主题的偏离与推延、意义的消解以及内容指涉义的变换也都是瓦尔泽用来掩饰并克服言说失败的诗学手段。第六章对掩饰“羞”的诗学策略和瓦尔泽的“羞感”诗学实践进行了总结。总而言之,瓦尔泽的“密码卷帙”从文本层面展示了“羞”的情感诱发机制和文学个体对“羞”的处理方式。瓦尔泽用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文本是为了掩饰作为失败作家的“羞”,他的微型铅笔手稿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手写危机的文化技术,也是一种遮掩和消解“羞”的诗学策略。从文本层面的回避到叙事层面的遮掩、再到书写行为中的隐藏,瓦尔泽在内容、叙述和语言符号的三重掩饰中,将“羞”作为一种创作理念融入他的文学书写。本研究发现,瓦尔泽作品中“羞”的美学价值就蕴含在掩饰性的本质之中,他对“羞”的表现和处理方式可以视为一种掩饰性的诗学手法。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是从“羞”现象出发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两部小说及其文学叙述和文学书写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发现瓦尔泽无论在叙述层面上的遮掩,还是独特的手写形态,其中所藏匿的都是“羞”的应对策略以及“羞感”诗学实践。对“羞”的文学应对策略既是瓦尔泽对作家身份认同的核心,也是他书写方式的诗学本质。本研究将“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拓展为瓦尔泽的特殊诗学手段,他的这种极具掩饰倾向、又在掩饰中展露深层意图的独特书写可以被视为是一次对“羞感”诗学的书写实践。

汪诗懿^[3]（2020）在《新世纪美国电影暴力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文中指出媒介话语中的暴力叙事,通常是男性的天下,美国好莱坞经典动作片中,总是充斥着肌肉发达的男性英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也开始参与到暴力叙事当中,不再充当花瓶角色,而是加入到动作英雄的行列。论文通过对新世纪一些好莱坞电影文本的分析,从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中的性别议题展开讨论。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新世纪美国电影暴力叙事中女性形象的概况,阐述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对选题的研究思路和价值做了简单的介绍。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美国电影的类型成规与性别入手,分析了好莱坞类型叙事的传统,在这些类型叙事中女性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失声状态,仅有在少数变革的类型电影中,女性才拥有了自己的声音。第二章从暴力叙事中的女性与身体的消费入手,分析当今电影是如何巧妙地运用镜头语言、人物对话和世界观设定来消费女性身体。第三章则从暴力叙事中的女性与认同政治入手,分析了在父权制的框架下,女性的认同焦虑,包括族类、国家、种族三方面的身份认同焦虑。第四章从父权制主导的暴力叙事和女性形象入手,揭示出父权话语是如何巧妙地蕴含在这些暴力叙事的电影文本中实现对女性角色的操纵。结语部分总结论文的主要内容,这些暴力女英雄们并没有跳出父权叙事的窠臼,而是延续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支配惯例,并列举了一些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确实越来越多元化,以女性为中心的暴力叙事不再是小众或者限制级题材,但父权叙事的触角从未放松。我们如今在大银幕上看到女性英雄拯救世界,不过是父权制叙事的一种改良升级包装,一种对男性主导的罗曼司叙事惯例的微妙再生产,同时,对女性的妖魔化和对妖魔的女性化,依旧在大银幕和各种文化领域屡见不鲜,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并未在新世纪的电影中发生改变,女性对父权制权威的挑战,最后都会以失败告终。

张瑜^[4]（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汪晓慧^[5]（2020）在《异质与悖谬 ——韩松科幻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科幻三巨头”之一,韩松多年来致力于科幻创作。他始终坚持自己独树一帜的创作原则,以晦涩饱满的语言,充满批判与思辨的风格,成为中国科幻作家中独特的存在。韩松秉持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密切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将目光投射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以先锋的姿态书写专属中国的科幻寓言。其作品因晦涩曲折的文字、破碎扭曲的意象、混沌不清的人物形象而有较大争议。本文以韩松科幻创作中引起争议的核心要素“异质性”和“悖谬性”为切入点,对其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为韩松研究开拓新的阐释空间。绪论部分对韩松生平及其创作情况作简单精要的介绍,同时介绍选题的研究现状。其后阐释“异质性”和“悖谬性”的文学内涵,以此说明韩松创作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指明选题的研究价值。第一章以韩松书写中极端的“非人化”倾向为线索,分别选取韩松小说中个体的三个异化阶段作为切入口,分析其小说中的强烈现实指向,并探讨个体与权力、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次,指出韩松作品中“习惯异化”的哲学,讨论韩松对“异化”的独特思考。第二章以“悖谬”和“空间”为关键词,对韩松小说中的三重空间想象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讨论韩松小说中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关注与反思。韩松在文本中创造了独特的“交通工具空间”“中托邦”和“幽闭宇宙”的空间模式。从改造和重建日常生活空间,到反讽和重构乌托邦母题,再到反思和追问宇宙存在的终极奥义,韩松将现实与超现实结合,重新解构技术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第三章以“现代性”为关键词,以时空倒序的方式观察作家是如何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未来、现实与传统的关系。韩松通过对技术的祛魅与批判、对“五四”启蒙主题和鲁迅精神遗产的再思考和对传统文化的指认与颠覆,反思在技术时代背景下科幻小说对历史与未来的承接作用。中国科幻作家在新世纪异军突起,以不同科幻文本重建与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结语概括韩松的精英化科幻思考之于中国科幻文学的独特性,指明韩松小说之于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和被忽视的价值。

黄金^[6]（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提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赵海燕^[7]（2019）在《《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格萨尔》作为活态文化,书写文本与口头演述是其流传的两种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史诗文本内外两种重要的叙事形式。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崇拜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与叙事形式。一方面是对神话叙事的一种延续,在英雄史诗中原始思维与文化模式继续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英雄史诗作为神话置换变形的产物,又是挣脱神话思维向诗性思维转化的一种尝试与变异。因此,《格萨尔》中的身体既具有社会历史的属性,又展示出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权力的印记,是集自然身体、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于一体的复合身体。身体叙事可以通过一个文本来完成,同时也可以通过一种演述活动来实现,演述活动中艺人的亲身传播与具身操演,既是对藏民族部落社会的历史化呈现,同时也是藏民族诗性思维的体现。论文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以身体叙事作为本论文的切入点,拟以《格萨尔》书写文本与《格萨尔》口述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维度考察《格萨尔》文本与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从而揭示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内外叙事策略的多重价值与启示。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共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首先对论文中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作了界定与说明,其次对本论文中运用的核心理论“身体叙事”做了概念辨析与内涵厘定。在此基础之上梳理了论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进行说明。第一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历史维度”,本章通过考察身体在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交织缠绕着的历史面向,从历史对身体的规约与身体对历史的超越两个方面,考察《格萨尔》中身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梳理出《格萨尔》中身体叙事的基本路向。第二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本章从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入手,分析《格萨尔》中自然身体向文化身体转化的过程,并从身体意识与身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生成的根源,最后通过考察《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的多重象征,揭示《格萨尔》中身体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第三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本章以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为基点,通过概述《格萨尔》中两性身体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表现,考察他者视野中女性身体的被动状态,最后分析《格萨尔》中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缺失的内外部因素,进而指出特定社会历史与社会形态中权力对身体的威压。第四章“《格萨尔》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表演维度”,本章借助表演理论的相关知识,以作为口述传统的《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在表演理论视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及其功能。首先概述《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的叙事特征,并对表演理论视域中《格萨尔》身体叙事的阐释可能进行了说明。然后梳理了《格萨尔》演述类型与演述特征,接着对《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具体形式与叙事状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功能。第五章“《格萨尔》身体叙事的价值与意义”,本章将着重从审美、文化以及文学三个层面,揭示《格萨尔》身体叙事的多重价值与意义。首先从身体外在美与强健身体的书写两个方面,梳理史诗中展现出的特定历史时期藏族先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进而揭示史诗将人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与意义。然后从宗教与伦理两个方面,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后从文学传统与人学角度,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策略对于藏族文学传统与人的本质意义的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梳理了中西方文学视域中身体叙事的走向,同时总结《格萨尔》文本内外身体叙事呈现出的身体样态与身体意蕴,指出这一蕴含着藏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审美内涵的身体主体,将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重述神话思潮的推动下继续建构在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带。

张倩^[8]（2018）在《论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女孩形象》文中认为近几年,关于儿童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同时,儿童小说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儿童真实的生活现状的特点,也让对它的研究极具现实意义。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女孩形象是当下现实中女孩的缩影,探析这些女孩形象颇具价值。因此,本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女孩形象作为切入点,运用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理论对多重视域下女孩形象进行探讨和评价,力图为新世纪儿童小说形象研究提供借鉴。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界定了研究对象,阐释了论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梳理了目前与新世纪儿童小说女孩形象研究的相关成果,彰显本篇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一章探讨新世纪儿童观下的女孩形象。首先以时间为轴,梳理不同时期的儿童观的发展流变,进而得出儿童是被历史建构而成的这一结论。随后,分析出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女孩的生存境况:新世纪女孩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却依旧是父母的“私有物”。最后,将儿童小说中被“物化”的女孩类型分为三类,即“保值品”型、“容器化”型和“牺牲品”型,进一步探讨女孩被“物化”的现象。第二章是从性别视域探析女孩形象。首先对女孩性别特征被规训的现象进行阐述,然后揭示造成女孩性别特征被规训的根本原因是她们长期处于男性的“凝视”之下。通过分析文本,我们可以梳理出女孩接受性别规训的过程。首先,女孩从父亲的权威中建构起以男性为尊的性别等级观念。然后处在男性“凝视”下的女孩不断认同这种性别观念,并一再强化自己的女性气质,最终陷落在男权引导的性别规训中。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儿童小说中也出现了主动从这种性别规训中挣脱的女孩形象,在她们身上能够体现出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最后,通过对部分儿童作家作品的总体分析,显示出儿童作家性别认知“本质化”的内化。第三章是从社会身份角度探析女孩形象。首先,将女孩的社会关系分为同性关系和异性关系两个部分。在同性关系中,主要论述了母女关系与姐妹关系:在母女关系中,论述了母女之间的对抗与和解,以及女孩与其他成年女性之间构成的“精神导师”式的特殊母女关系;在姐妹关系中不仅有携手共进的姐妹情谊,也有相爱相伤的姐妹情谊。在异性关系中,主要论述了父女关系与同龄异性关系:父女关系主要探讨了女孩“失父”和“寻父”的两种状态;同龄异性关系主要讨论了女孩青春期所经历的悸动与观照。通过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不同社会关系的梳理,探究作家对女孩社会身份的新思考。结语部分,论述了作家创作出符合儿童审美、贴合儿童生活实际、反映儿童内心想法、为儿童所接受的优秀作品的原因是他们能够持有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另外,要想让女孩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就要帮她们拥有自主意识,因此,新世纪儿童小说作家任重道远。

苑竞玮^[9]（2017）在《台湾电影的性别政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性别（gender）区别于生理性别（sex）,这是一项具有权力效应的政治发明,不同或者相同的性别阶层间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是性别政治的概念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梳理台语片时期到新世纪以来的电影,我们看到台湾电影中塑造出了形形色色、光彩夺目的女性群像,通过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解析其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总结女性在异性恋父权体制下的挣扎与救赎;同时进一步过渡到女性自我与“他者”命运的对立和抗争,运用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来阐述女性沦为“第二性”的现实处境,最重要的是探讨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以及女性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努力;接下来扩展到运用酷儿（Queer）理论研究多元性别与性别“本质论”的斗争,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梳理台湾电影在多元性别议题的呈现,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语境、背景、原因做出分析和解读,从而归纳出台湾社会民主风气演进与变迁的历程。本文分成四章,第一章从台语片时期向后梳理,通过父权、夫权以及电影生产体制三方面,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主要从社会外部环境指出女性在父权体制压制下自身的生存图景;第二章从女性自身对于“他者”命运的抗争,反抗“第二性”的现实处境,从对外在社会体制的压迫与反抗层面进一步过渡到追求女性自体存在价值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重点在身体情欲和情感归属上,女性逐渐从“被看”转成拥有自主权;第三章谈及台湾电影的性别隐喻,分析电影中呈现的社会主题的流变,透过性别政治的表象嬗变来映射台湾的身份认同;第四章总结台湾电影性别政治话语的嬗变过程,即从固化的权力关系、异性恋霸权到如今“和解”和“妥协”的新女性主义论述,也就是承认差异,尊重个性才是告别性别歧视的途径。最后提出性别政治终结的乌托邦想法,台湾作为唯一一个同志婚姻法通过的亚洲地区,这一重大突破对L（lesbian）、G（gay）、B（bisexual）、T（transgender）的少数性别族群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有这类群体可以和异性恋群体一样拥有社会权力,平等掌握社会资源,才能从根本上告别性别政治,告别压迫和宰制,告别对立和冲突。尽管这条路是崎岖而漫长的,却也充满了希望,本章对非异性恋群体未来的生存图景做出预测和展望。

吴泽如^[10]（2017）在《当代都市剧中的职场女性形象》文中认为女性是人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形象在文学、社会学等领域也一直备受关注,荧屏中一系列职场女性形象揭露了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摇摆、情感中的困惑、职业上的迷茫以及对男性主义传统思想的批判,引发社会大众对职场女性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关注与思考。本文以1985-2016这三十年间优质都视剧中的100余位职场女性人物为样本,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女性形象的荧幕变迁。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梳理女性形象的嬗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传统型女性和新潮女企业家并存,到新世纪前后萌发的小资阶级、主流职场女性、第三者形象多样涌现,又到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职场奋斗精英、物欲拜金女性。第二部分从社会历史、女性群体、创作者三个角度分析了女性形象的演变缘由,社会历史性转型后,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变迁受到政治环境、经济变革、家庭文化的多重影响,女性群体自我意识的探索和本真情感的追求,作为女性的导演和编剧在影视剧文本创作中尤其受到了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影响,但身处于男权文化秩序中的她们也在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男性话语权的压制中寻找着平衡。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对于三十年间都市剧中职场女性形象的思考,职场女性越来越多出现在都市剧中,她们的身份地位得到提高,从男女不平等到追求平等,人物角色从单一扁平到丰富饱满,价值取向明确,渐渐摆脱家庭束缚走向社会参与。这些曾经缺乏职业特征的女性,越来越多的融入职场,职业成为身份标签,职场女性成为都市剧中不可缺少的热门元素。如何塑造更有深度与内涵的人物形象,戏剧冲突之下更贴近现实生活,使女性意识在都市剧中得以彰显,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新世纪男人的7种武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男人的7种武器（论文提纲范文）

（2）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美国电影暴力叙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5）异质与悖谬 ——韩松科幻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女孩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9）台湾电影的性别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都市剧中的职场女性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世纪男人的7种武器（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毁灭性灾难书写[D]. 傅心怡.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2]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D]. 高原. 浙江大学, 2021(08)
• [3]新世纪美国电影暴力叙事中的女性形象[D]. 汪诗懿. 江南大学, 2020(01)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5]异质与悖谬 ——韩松科幻小说研究[D]. 汪晓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6]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7]《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D]. 赵海燕. 西北大学, 2019(01)
• [8]论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女孩形象[D]. 张倩.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9]台湾电影的性别政治研究[D]. 苑竞玮. 吉林大学, 2017(08)
• [10]当代都市剧中的职场女性形象[D]. 吴泽如. 暨南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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