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依存和竞争之中(论文文献综述)
倪聪聪[1](2021)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研究(1996-2018)》文中认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常常被学界视为在大国竞争环境下亚太地区中等国家对华外交战略的缩影。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心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在此背景下如何系统捕捉澳大利亚对地区形势变化的应对以及分析其对外战略行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梳理澳大利亚对华交往行为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1996年以后其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具有明显的“对冲”特征,即澳大利亚一方面在经济上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获得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又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通过强化澳美同盟来保障安全,应对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当前研究尽管分别从单元视角、体系视角、史学视角对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整体而言,研究视角略显单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因其在国际体系因素(自变量)和国家对外政策(因变量)之间加入了国内因素中介变量,因而被普遍认为可以更好地分析国家的中长期外交战略。在坚持新古典现实主义基本逻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分析澳大利亚对话对华对冲战略问题,本文尝试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适应性改造,搭建了“战略认知-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中,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存在实施对冲战略的空间。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身处亚太的地缘环境以及对华经济的高度依赖使澳大利亚面临着国家自主性受损的风险,迫使其采取多元化的策略组合以规避潜在的威胁。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波动性强,不仅受到来自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形态的制约,也深受国内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综合考虑国际变量和国内变量,形成了较为完整地分析国家对外政策的理论框架。考察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战略环境”、“战略偏好”和“精英共识”三个变量影响着该战略的发展变化。在经济全球化顺利发展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所处的战略环境包容性较强,国内精英认为应大力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国家的战略偏好为经济利益优先。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和竞争态势的加剧,澳大利亚面临的战略环境约束性趋紧,国内精英惧怕中国崛起威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因而在“发展经济”和“维护安全”上出现了认知失调,国家的战略偏好也面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如何协调的二难抉择。对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与行动的梳理,较为有效地证实了上述核心假设。从1996年到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交往实践基本遵循了战略对冲的逻辑,不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战车”上收获了巨额的贸易利益,促进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成功保持了与美国的紧密军事同盟,承担了美国在南太平洋遏制中国的“战略重任”。但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也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美国因素的强大压力,即如何消除澳美同盟中固有的“被抛弃”和“被卷入战争”的现实风险;二是中国崛起的地缘压力,即是否要改变既往的对华对冲战略,追随美国“选边站”;三是国内因素的牵绊掣肘,即如何更加有力地协调国内矛盾达成妥协以面对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当前,为了应对中美激烈竞争带来的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澳大利亚应该会进一步深化与印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建立相互间的准同盟关系,以减少安全层面的担忧。但从更加长远的时间来看,澳大利亚对华交往大概率仍然会继续坚守“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两全”的原则,维持战略对冲。
成向东[2](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王胜男[3](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黄忠[4](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魏永艳[5](2019)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地处东亚地区,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成员,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与中国休戚相关,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探索东亚安全共同体蓝图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需要。“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外交蓝图对21世纪中国国家繁荣与稳定,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区域安全宏观建构的重要转向,强化东亚安全共同体之中国构想的学术研究,对于思考将东亚经济共同体迈向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和可行性,破解东亚安全困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1世纪初,东亚区域力量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区域秩序与区域安全框架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区域内生的共同体秩序与域外同盟秩序形成对比,区域秩序的多元化建构正在形成。以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东亚区域安全一体化进程相结合,中国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与区域共同发展需求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中国应以建构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作为破解东亚安全困局的现实选择。本文对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特征、理念、目标及功能进行了多维探索,试图为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搭建结构性框架。在对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区域资源依托和制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开启了全新的视角,东亚力量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的区域现实在安全共同体的秩序框架内能够实现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期实现东亚走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与“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叠加的安全困局。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现路径。在日韩对东亚区域安全建设助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与东盟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与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实施,争取打造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区域典范。2018年《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公布,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路径选择上,以中国+东盟为核心驱动力,遵循中国+东盟+X的扩展模式,实现中国+东盟+蒙俄与中国+东盟+朝韩的两翼合围,在可以推进的领域进行共同安全利益的务实合作,重拾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优势空间。传统的观点认为10+3(中日韩)是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国家,其中10+2(中韩)的阻力略小,如果日本加入东亚安全共同体变得遥遥无期,10+3(中俄韩)也可以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核心国家的替代选项。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规划,国际格局风云变幻,针对客观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合理布局,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设想还是可以预期的。只有实现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建构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谢剑南[6](2019)在《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和重要性,给两国关系发展趋势带来了诸多想象空间和研究空间,本研究结合中美关系七十年余年来的现实发展进程,提出应从共赢主义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本研究从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价值、特征等,分析共赢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渊源,探讨共赢主义的影响与世界意义,研究中国以共赢主义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举措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选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身份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范式,简要分析其所包含的共赢主义要素及不足之处,无法达到时代发展要求的普惠共赢,也难以指导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实践。本文认为,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应现实发展要求,国际社会需要共赢主义来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本研究认为,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既是推进共赢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共赢主义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要能够促进各国普遍意义上的合作与共赢。中国古代的共赢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仁爱、和谐、共享”三者的统一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是双边和多边交往中的共赢主义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为敌对期,从1972年到1978年为波动期,从1979年到1988年为蜜月期,从1989年到2016年为竞合期,从2017年到当前为对手期。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两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呈现出“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历史定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综合国力为上、科技为王、大国竞争复杂的世界。逆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四大全球治理难题,对中美两国来说是加强和改进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是美国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难以避免地想着遏制中国“国力”与“国势”崛起,不时在贸易、台湾、南海、人权、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各种牵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作为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代表性大国,都不可能放弃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对抗态势,并且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与其他领域。历史地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全面对抗与冲突的敌人关系,但可能呈会形成对手关系、并行关系、伙伴关系、朋友关系、敌人关系中的其中一种,或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要特征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对手关系,在中美关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中美关系尚并没有因此失控,仍然主要呈现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但竞争趋势增长明显,尤其是美国以贸易为名,妄图以国家名义来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试图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基于两国对抗与冲突的代价太大,又同时面临共同的全球问题挑战,因此以共赢主义为关系理念和价值原则的合作共赢关系,应当成为今后两国关系的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文化信仰,形成牢不可破又双方都得益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分析及预测中美关系时,应当正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状况,对于中国整体实力日益接近美国并有超越美国之势,中美两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担忧中美能否会绕过或超越这个古老陷阱。本文经过分析与论证,认为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超越,不然,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是毁灭性影响。那么,破解的办法就是坚持共赢主义,正确认知并且理性面对,而不是回避,具体的超越办法是解构中美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分别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结构性矛盾。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方面主要政策建议。其一是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其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其三是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其四是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老牌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难以主动放弃全球霸权地位,也难以心甘情愿地与中国发展以“共赢主义”为合作原则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要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在合作中不能放弃斗争准备,以斗争求合作,才能更好地坚持与发展“共赢主义”,才能推动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胥草森[7](2019)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中中美贸易冲突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美中两国是全球经济实力第一第二的国家,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及贸易政策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中美之间的经贸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去年,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动向变化莫测,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对中美双方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呈现出与以往巨大不同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因此,进一步研究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美贸易冲突实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来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域内,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中美贸易的现状及其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中美贸易发展和双方贸易冲突的具体表现入手,从贸易冲突具体表现、贸易关系现状、美方的利益需求以及美政府政策四个方面展开进行成因分析,而后在宏观层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应对中美之间贸易冲突。
余伟[8](2019)在《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也逐步形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下承接了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在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问题也开始凸显,而其中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尤为严重。据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8年的2680.4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3755.8亿美元,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占其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从2008年的30%上升到2017年的59.3%。中美贸易间的巨额贸易逆差直接导致了美国最近几年对中国源源不断的贸易制裁,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双方正常的贸易往来,而且对中美的经济、政治等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研究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既可以完善国际贸易理论,补充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也可以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性建议,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来分析中美贸易的失衡问题,通过逻辑演绎法来说明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而分析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的直接关系。其次通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同时对其他相关理论中提出的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因素进行整合分析,通过建立VAR模型以比较全面地研究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通过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到中国的这段时间序列中各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并对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因素进行动态分析。最后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际产业转移中美国对华产业转移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且在短期和长期都具有影响。立足实证研究结论,本文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局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长远和谐发展。
罗睿[9](2018)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文中研究表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外交方针陆续有一边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条线”、“一条线”。改革开放以来,又陆续提出并开始践行“和平共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平外交”等外交战略,中共十九大又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今天的外交方针。这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演进都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变化有着巨大的关联。总结出这些演进的缘由及其规律,对于我们今天怎样从理论上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的。绪论阐述了撰写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理论意义及其实践意义。在总结中外学者对本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出了本论文的撰写思路和写作方法,指出了该文在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难点,明确了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论述了 20世纪50年代,中共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背景、内容、作用及其意义。认为中共之所以决定实行一边倒和结束实行一边倒,都是中共独立自主作出的抉择。阐述了从一边倒外交方针转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理论基础、必然性、实质和特点;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这一原则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交往准则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意义;在当时实行这一原则中的某些局限性。分析了实行“两条线”和“一条线”两种外交战略的原因、内容、实质和影响;中共在“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以小球推动大球”的战略转变。由于形成了中、美、苏三国的大三角战略,从而有力地扞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第二章论述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共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恢复、继承、丰富和发展。着重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中共将“和平共处”原则上升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必然性;“和平崛起”战略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继承与发展。论述了“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和平外交”等一系列概念的内在关联。指出了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的反对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原因、内容及其重大意义。第三章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必然性,指出了实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回答了世界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质疑,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建立和谐世界中的应用价值,指出了应该怎样科学掌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着重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并以一系列事例来论证了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力践行。总结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中,中共所逐渐形成的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以其特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共处理论宝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其必将永远镌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一外交方针的演进历程中,中共所逐渐形成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内在统一,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历史发展和当代意义,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包伟杰[10](2018)在《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科技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产业、金融、对外贸易等政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市场的“神经”。而中国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在全球的影响力得到了持续的提升,中国政府提出的“一路一带”倡议,不仅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不断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诚意,这将对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9.3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为12.24万亿美元,中美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便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投资就业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而中国经济发展则暴露出了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宏观政策调控失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 80%,中国经济的发展则过度依赖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扩大的情况下,短时期内不得不依靠巨大的政府投资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而投资过热的结构性难题,由此也引发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大、企业杠杆过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向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的目标带来阻碍,应该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差距,反思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形成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产业结构作为判断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一方面其直接反应出了构成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其又间接反应出了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动力基础,进而判断一国经济增长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作为一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演化趋势,其较为直观的描述了一国经济发展从初级到高级、从欠发达到发达、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发展的路径。总的来说,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一国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冲击,从而才能使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探究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特征、驱动因素、动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以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逻辑规律、路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说明两国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异同点,尤其是着重分析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差距。最后结合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参考,我国经济能够在科学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实现长期平衡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内容涵盖了产业结构的基本概念、产业结构的划分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理论和研究综述。为论文的写作找到强有力的理论及文献支撑。第二部分则主要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首先是对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划分,这是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出发点。其次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的演进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等。第三部分主要进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通过理论分析,研究需求因素、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研发投入等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通过构建模型(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人力资本的索罗模型),研究驱动因素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第四部分主要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路径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将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各自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美国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世纪初期工业化开始阶段至今,中国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较短,从1952年至今。比较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动情况。在对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分析的基础之上,深入三次产业各产业的内部,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三次产业中包含的相关产业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中美第一、二、三次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分时段比较。第五部分主要是基于之前章节对于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分析,将产业结构放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主要而言是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如何通过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第六部分基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相应数据,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各驱动因素与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灰色关联度;构建VAR模型(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驱动因素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最后,得出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等。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在大方向上趋于一致,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两国的产业结构形态由最初的“一二三”最终演进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伴随着行业革命的不断推动,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比重在不断分化,产业结构内部得以持续优化。不过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特征还是有所差异,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演进深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况且两国的产业发展也正各自面临着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正日益深刻影响着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而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双方之间不仅直接面临着合作与竞争,还面临着旧有的经济制约因素和新的工业革命挑战。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贸易开放、交流合作、互惠互利会是大的方向和趋势,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中美需要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寻求三次产业之间和内部的平衡发展,努力促成行业的变革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
二、中美:依存和竞争之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依存和竞争之中(论文提纲范文)
(1)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研究(1996-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
一、对冲战略 |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概述 |
三、论文分析模型 |
第二章 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认知基础及决策环境 |
一、澳大利亚对华战略认知基础 |
二、澳大利亚对华战略决策环境 |
第三章 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主要内容与主要特点 |
一、对冲战略表现 |
二、对冲战略特点 |
第四章 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动因分析与效果评估 |
一、对冲战略实施动因 |
二、对冲战略实施效果 |
三、对冲战略现实困境 |
第五章 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案例分析与未来走向 |
一、对华对冲案例分析 |
二、对冲战略未来走向 |
三、中国的策略应对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难点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一、人民性 |
二、实践性 |
三、发展性 |
四、包容性 |
五、正义性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3)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致谢 |
(4)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序章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核心概念的厘定 |
四、论文逻辑思路 |
五、研究方法说明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七、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背景 |
一、中国东亚安全环境的审视 |
(一)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新局面 |
(二)东北亚面临的安全困境 |
(三)东南亚安全局势复杂多变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考量 |
(一)东亚安全秩序的历史反思 |
(二)东亚安全秩序的现实困境 |
(三)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国角色 |
三、中国东亚安全战略新思维 |
(一)从零和博弈到共同安全 |
(二)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 |
(三)从武力对抗到合作安全 |
(四)从短期安全到可持续安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目标 |
一、形态目标: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 |
(一)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概念 |
(二)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的特征 |
(三)东亚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对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超越 |
二、理念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原则设想 |
(一)开放包容的认同原则 |
(二)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 |
(三)合作安全的共享原则 |
三、结构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设想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包容性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多样性 |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机制的互惠性 |
四、功能目标:东亚安全共同体功能设想 |
(一)东亚经济安全的保障功能 |
(二)东亚非传统安全的保障功能 |
(三)东亚政治安全的保障功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资源依托 |
一、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内在资源 |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
(二)中国军事发展的维和效应 |
(三)中国外交发展的政治效能 |
(四)中国文化内涵的和合效应 |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外在资源 |
(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坚实基础 |
(二)东亚共同安全面临的挑战 |
(三)东亚安全机制的积淀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制约因素 |
一、东亚领土争端的隐患 |
(一)东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二)东南亚国家领土争端问题 |
二、大国战略博弈的掣肘 |
(一)中美战略竞争 |
(二)中日战略抗衡 |
(三)美俄战略博弈 |
三、信任赤字的负面效应 |
(一)东亚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惧 |
(二)东亚国家对中国实力的疑惧 |
(三)东亚国家对中国构想的疑虑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东亚安全共同体中国构想的路径选择 |
一、中国+东盟安全核心机制的建构 |
(一)经济合作促动政治安全合作 |
(二)以东盟为核心凝聚东亚安全架构 |
(三)以中国为动力推动“小马拉大车” |
二、中国+东盟+X安全扩展模式的推进 |
(一)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东盟+蒙俄 |
(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国+东盟+蒙俄+朝韩 |
(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蒙俄+朝韩+日 |
三、中美在东亚安全共同体建构中的合作 |
(一)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机制 |
(二)传统安全上的协调机制 |
(三)东亚整体安全架构的治理机制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第三节 创新点与难点及研究方法 |
一、创新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和结构安排 |
第一章 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共赢性分析 |
第二节 共赢主义的概念与内涵 |
第三节 三种理论范式与共赢主义的关系解析 |
一、结构现实主义与共赢主义 |
二、自由制度主义与共赢主义 |
三、身份认知理论与共赢主义 |
第四节 为何提出共赢主义 |
一、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客观性 |
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 |
三、国际合作的“变”与“不变” |
第五节 共赢主义的推进路径 |
一、身份互认 |
二、权益分享 |
三、合作竞争 |
第六节 中国是共赢主义的践行者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回顾与现状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发展回顾 |
一、敌对期(1949-1971) |
二、缓和期(1972-1978) |
三、蜜月期(1979-1988) |
四、竞合期(1989-2016) |
五、对手期(2017-当前) |
第二节 中美发展现状及发展潜力分析 |
一、经济实力及潜力对比 |
二、经济发展潜力 |
三、科教实力对比 |
四、军事实力对比 |
五、软实力对比 |
第三节 中美需要发展合作共赢关系 |
一、全球治理责任所在 |
二、国际公共产品保障 |
三、中美在同一条船上 |
四、中美合作共赢的现实案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机遇 |
第一节 时代趋势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 |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 |
二、中美合作的三大时代要求 |
第二节 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客观现实 |
一、斗则两伤 |
二、和则两利 |
第三节 全球治理难题需要中美合作应对 |
一、逆全球化 |
二、恐怖主义 |
三、气候变化 |
四、人工智能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挑战 |
第一节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途径 |
一、经贸领域 |
二、敏感问题 |
三、话语权牌 |
四、联盟体系 |
五、强势军力 |
第二节 中美难以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 |
一、中美意识形态鸿沟及外交政策差异 |
二、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 |
三、中美都难以放弃意识形态阵地 |
第三节 从“国力”到“国势”的竞争 |
一、美国“国力”与“国势”的相对下降 |
二、中国“国力”与“国势”的持续上扬 |
三、世界对中美国力与国势走势的态度与政策 |
第四节 中美关系发展的五种可能前景 |
一、中美或是对手关系 |
二、中美或是并行关系 |
三、中美或是伙伴关系 |
四、中美或是朋友关系 |
五、中美或是敌对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美推进共赢主义的战略选择 |
第一节 规避并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解读 |
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外交战略 |
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第二节 与时俱进地解构中美结构性矛盾 |
一、解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 |
二、解构地缘政治结构矛盾 |
三、解构发展道路与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
第三节 持续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
一、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 |
二、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 |
三、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 |
四、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论文 |
(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中中美贸易冲突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
2.1.1 中美贸易冲突政治经济学视域分析的必要性 |
2.1.2 贸易政策的公共选择理论解读 |
2.2 贸易冲突成因理论 |
2.2.1 贸易冲突宏观理论 |
2.2.2 贸易冲突的微观理论 |
2.3 中美贸易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解读框架 |
2.3.1 生产过剩是贸易冲突产生根源 |
2.3.2 贸易冲突与产业转移、升级及贸易顺差 |
2.3.3 贸易冲突同零和博弈 |
2.3.4 贸易冲突与反比较优势 |
2.3.5 贸易冲突与国家利益 |
2.3.6 贸易冲突同市场经济认知 |
2.3.7 贸易冲突与汇率问题 |
第3章 中美贸易现状 |
3.1 中美贸易发展现状 |
3.1.1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 |
3.1.2 中美双方贸易互惠发展 |
3.1.3 中美产业结构具有相对互补性 |
3.1.4 中美双边贸易呈现结构性失衡 |
3.1.5 中美贸易冲突不断 |
3.2 中美贸易冲突具体表现 |
3.2.1 美对华实施贸易救济调查以及单边贸易限制 |
3.2.2 美国阻碍我国企业对美投资 |
3.2.3 中美双方知识产权纠纷 |
3.2.4 人民币汇率问题 |
3.2.5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 |
第4章 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分析 |
4.1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主要借口 |
4.1.1 中美巨额贸易顺差 |
4.1.2 中美贸易统计口径不同 |
4.1.3 中美服务贸易未纳入统计 |
4.1.4 全球产业链分工不同 |
4.1.5 其他因素 |
4.2 中美贸易关系不对称是重要因素 |
4.2.1 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及依赖度大 |
4.2.2 中美贸易结构存在不足 |
4.2.3 中美两国贸易需求不对称 |
4.2.4 中国出口产品可替代性强 |
4.2.5 中美产业逐步趋同 |
4.3 美国欲在中美贸易冲突中谋取利益是根本原因 |
4.3.1 特朗普政府欲通过中美贸易冲突谋取政治利益是直接目的 |
4.3.2 美国政府欲通过中美贸易冲突转移国内矛盾是主要目的 |
4.3.3 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产业升级是中美贸易冲突重要目的之一 |
4.3.4 美通过设置壁垒,促进其中低制造业发展是另一重要目的 |
4.4 美国政府的现行贸易政策是重要影响因素 |
4.4.1 美国贸易政策纲领具有明显霸权特征 |
4.4.2 美国全球贸易政策内容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 |
第5章 中美贸易冲突的对策建议 |
5.1 充分认清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在对抗中谋取合作 |
5.1.1 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中美贸易陷阱 |
5.1.2 对美进行有限反击,维护自身利益 |
5.1.3 做出策略性让步,尽量降低损失 |
5.1.4 加强对中美贸易故事双赢本质的宣传 |
5.2 坚持深入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5.2.1 进一步深入改革,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平 |
5.2.2 继续扩大开放,不断提升我国开放水平 |
5.3 合理充分运用宏观经济政策 |
5.3.1 明确产业政策内涵,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有效性 |
5.3.2 协调金融、财政政策,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冲击 |
5.3.3 健全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机制 |
5.3.4 促进外汇体制改革,保证外汇及汇率的基本稳定 |
5.4 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
5.4.1 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立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
5.4.2 加强对内开放,加快建立内生性经济发展 |
5.4.3 积极主动开辟新的贸易渠道,促进出口贸易市场结构调整 |
5.5 充分运用双边及多边贸易框架 |
5.5.1 充分运用双边及多边体制,寻求中美贸易摩擦解决机制 |
5.5.2 积极参与国际双边多边机制,促进贸易规则制度发展完善 |
5.5.3 建立及完善国际贸易的冲突预警机制 |
5.6 强化创新发展驱动体制机制 |
5.6.1 切实培育创新发展环境 |
5.6.2 不断完善创新制度,进一步增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 |
5.6.3 倡导创新文化、升级创新理念 |
第6章 总结 |
6.1 研究结论 |
6.1.1 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呈现新特征、新问题 |
6.1.2 中美贸易冲突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
6.1.3 中国在中美贸易冲突中逐渐走向主动 |
6.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8)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框架 |
1.4.1 论文结构 |
1.4.2 技术路线图 |
1.5 创新与不足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国际贸易失衡的有关理论和综述 |
2.2 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理论和综述 |
2.2.1 国际产业转移概念 |
2.2.2 国际产业转移效应 |
2.3 国际产业结构转移与国际贸易失衡的相关理论和综述 |
2.3.1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 |
2.3.2 国际产业转移与贸易失衡 |
2.3.3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 |
3 中美贸易失衡发展现状 |
3.1 中美贸易失衡发展阶段 |
3.2 中美贸易失衡现状分析 |
3.2.1 中美货物贸易 |
3.2.2 中美服务贸易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两国经济的影响 |
3.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的影响 |
3.3.2 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的影响 |
3.4 小结 |
4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 |
4.1 国际产业转移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4.2 国际产业结构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理论分析 |
4.2.1 美国对华产业转移现状 |
4.2.2 美国对华产业转移对贸易的影响机理分析 |
4.3 小结 |
5 中美贸易失衡的产业转移因素实证分析 |
5.1 模型建立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5.3 实证分析 |
5.3.1 单位根检验 |
5.3.2 协整检验 |
5.3.3 误差修正 |
5.3.4 VAR分析 |
5.4 小结 |
6 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
6.1 认识到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性和长期性 |
6.1.1 理性看待中美商品贸易失衡有其必然性 |
6.1.2 重视数据背后的现实 |
6.1.3 清醒理性地看待贸易失衡引起的摩擦 |
6.2 中国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 |
6.2.1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和调整结构,发展多元化对外贸易 |
6.2.2 加大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 |
6.2.3 加强中美对话,在WTO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本文的创新之处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与主要方法 |
四、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首创及践行 |
第一节 一边倒外交方针: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的先声 |
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及其践行 |
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终结及其原因 |
第二节 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践行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式提出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重大转变 |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范围的拓展及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
第三节 “从两条线”战略、“一条线”战略到“新三角战略”: “和平共处”原则在曲折中前行 |
一、“两条线”战略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
二、“一条线”战略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影响 |
三、美苏中三角战略关系的形成 |
第二章 建立国际新秩序: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恢复和发展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对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
二、对时代主题转换的全新认识 |
三、“和平共处”原则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髓的坚持和发展 |
四、“和平共处”原则的成功践行 |
第二节 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来建立国际新秩序 |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提出 |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
第三章 “和平外交”战略: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拓展 |
第一节 “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
一、“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 |
二、“和平崛起”战略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
第二节 从“和平崛起”战略到“和平外交”战略 |
一、从“和平崛起”战略向“和谐世界”战略的转变 |
二、从“和谐世界”战略向“和平外交”战略的转变 |
第三节 开始了对国际秩序观认识上的重大转变 |
一、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认识 |
二、开始了推动国际新秩序合理化的进程 |
第四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最新发展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提出的基础 |
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 |
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基础 |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提出 |
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
第三节 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内涵 |
一、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 |
二、掌握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方法 |
三、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必须把握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四、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本质 |
第四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中的价值观和特点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对全球的适用性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特点 |
第五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提出的意义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世界意义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中国意义 |
三、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的践行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一、经典着作 |
二、中共中央文件及领袖着作 |
三、学术着作 |
四、报纸和文献 |
五、外文文献 |
六、外国政治人物讲话 |
致谢 |
(10)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相关概念 |
第二节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评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一、基本思路 |
二、可能的创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 |
第二章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背景和范式 |
第一节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一、三次产业之间演进规律 |
二、产业发展的阶段规律 |
三、主导产业转换的规律 |
四、劳动力转移规律 |
五、比较劳动生产率演进规律 |
六、三次产业内部演进规律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的背景选择与理论范式 |
一、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的区域国际分工背景 |
二、产品循环发展模式的国际贸易与产业转移背景 |
三、同时开发发展模式的产业政策和政府主导背景 |
四、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理论范式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背景设定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的背景与范式 |
一、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背景: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全球化 |
二、市场机制取代计划体制对产业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 |
三、资源约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和速度 |
四、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的范式 |
五、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产业驱动范式 |
六、中美两国的开放程度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
第三章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及其技术进步影响机理分析 |
第一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分析 |
一、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 |
二、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制约因素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分析 |
一、需求因素分析 |
二、供给因素分析 |
三、国际贸易 |
四、国际直接投资 |
第三节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分析 |
一、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二、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三、考虑人力资本情况下的索罗模型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特征及趋势比较分析 |
第一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三、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比较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一、中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二、中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三、中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贸易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第一节 国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一、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二、货物贸易结构 |
三、服务贸易结构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国际贸易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一、美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二、出口贸易结构 |
三、进口贸易结构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一、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一、美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二、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 |
第一节 假设条件、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一、假设条件 |
二、变量选取 |
三、数据来源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 |
一、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计算过程 |
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VAR模型 |
一、单整检验 |
二、协整检验 |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
四、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 |
五、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六、误差修正模型(ECM)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中美三次产业演进历程的异同点 |
二、中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的异同点 |
三、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四、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五、国际贸易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六、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第二节 启示之处 |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具有针对性 |
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助力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
三、合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四、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
一、不足之处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中美:依存和竞争之中(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澳大利亚对华对冲战略研究(1996-2018)[D]. 倪聪聪.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1(12)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4]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构想研究[D]. 魏永艳. 吉林大学, 2019(10)
- [6]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D]. 谢剑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中中美贸易冲突及对策研究[D]. 胥草森. 武汉工程大学, 2019(04)
- [8]国际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研究[D]. 余伟.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和平共处”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实践[D]. 罗睿. 武汉大学, 2018(01)
- [10]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D]. 包伟杰. 云南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