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及政策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陈珊[1]（2021）在《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这一理论命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实践,又是当代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的现实体现。当前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存在着诸如金融与科技“两张皮”与融合度不高之类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围绕创新效率来展开,而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却尚未得到全面认识与梳理。科技金融的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是如何推动的?不同方式的科技金融支持是否对科技创新起到不同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是否有区域异质性?这些都是需要加以梳理并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首先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推导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然后引入三种金融支持方式验证其对科技创新支持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其后利用DEA方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的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践效果进行研究,并细化分析科技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最后基于协同学的视角,将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视为协同发展的复合协同系统,通过建立复合协同系统模型,判断两者之间协同度现状及发展趋势。在从数理模型到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揭示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环境影响;明确了我国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了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为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总结。本文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在不考虑科技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企业自发的科技创新决策是厌恶风险的,而且产业内存在企业间过度竞争的可能,相比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决策有改进空间。政府应以科技金融等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加大对高风险研发项目的资源投入,并引导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留在产业内,避免恶性竞争。（2）引入三种科技金融支持,通过挤出效应、扭曲效应和企业数量控制作用影响企业自发决策行为,验证了科技金融支持能够矫正企业自发决策的风险厌恶偏向,改善社会福利水平。（3）科技金融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效率有明显的正向支持作用,且科技金融支持方式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企业自有资金投入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外商投资却产生抑制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区域差异较大的现状,在此只有做到有针对性才能充分发挥科技金融支持作用,最大程度提升科技创新效率。（4）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在不同地区存有较大差异,且大部分地区的良性发展趋势都不稳定。政府既需要努力提高公共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也需要注重创造条件改善市场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本文有以下创新:（1）本文采用数理模型研究方法,经由推导得出在市场均衡状态下企业自发的研发资源投入决策出现风险厌恶的偏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研发决策相比有改进的空间。这有助于厘清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部驱动机制。（2）将外部制度与政策因素引入数理模型中对其影响予以分析,针对三种科技金融的支持,考察不同的科技金融支持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并将科技金融投入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福利增值纳入考量范围之中,从而更加合理的对科技金融支持的影响差异进行研究。（3）通过建立“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理论研究框架,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作用机制和效果差异的问题梳理建立在该研究框架之中,通过分析得到了可信的、严谨的、可比的数据及结果,最后逻辑连贯的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郝辑[2]（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范晓鹏[3]（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郑凌霄[4]（2021）在《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费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激增,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提到环境污染,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但是现在的环境污染形式日益多样化,变成了由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居民日常生活污染组成的复合型污染。从2012年冬天开始,全国各地频发的雾霾污染,不仅大大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而且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病毒,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也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全球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治理雾霾污染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雾霾污染所具有的复合型、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治理的难度,这就使得雾霾污染的治理成为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后文进行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认识到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存在空间的溢出性、关联性,才能使各地政府有进行跨域合作的动因。其次,在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存在空间关联非线性、动态演变特点的前提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中央政府对雾霾污染治理高度重视的形势下,重点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当地雾霾污染治理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某个地方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对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引起雾霾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最后,基于跨域理论运用博弈方法,研究不同情形下区域联盟内相邻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进行模拟仿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排污企业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进一步研究三个有限理性主体在参与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协同收益与支付的治理成本,以期为能够更好地进行雾霾协同治理工作提供好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对雾霾污染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由于雾霾的高区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其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有效推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合作治理,因此构建横向跨域协同治理理论;同时,雾霾污染本身存在的公共性、外部性特点,其治理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雾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及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因此,为切实提高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效果,基于跨域治理和协同治理视角,本文提出了横向跨区域协同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相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研究雾霾污染协同治理问题,形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特点分析。首先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指出我国的雾霾污染整体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分异性特点,并从年度、季度、月度三个时间尺度对2014年后的雾霾污染的现状进行重点分析。然后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创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对我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根据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莫兰散点图的分析结果,分析探讨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布局、空间集聚性特点。从全局来看,不管是空间邻接矩阵（0-1矩阵）还是反距离矩阵或者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雾霾污染的全局莫兰指数都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雾霾污染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我国80%以上的省市都处于莫兰散点图的第一、三象限,说明大多数地区都是空间正相关,只有很少比例的省份处于第二、第四象限。山西、陕西、湖南等省份会有所变动,其他绝大部分省份变动情况较少,因而这进一步说明全国各省市的雾霾浓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从长期来看,具有稳定性。第三,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部分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分析。子样本分析中分别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0—2012年和2013—2017年进行时间异质性分组。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系数显着为负,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越好,但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虽然也为负,却不显着,影响效果可以忽略,这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没有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还没有出现;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没有显着降低雾霾污染的水平;人口密度的加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加大道路长度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都可能会引起雾霾污染问题;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使得雾霾污染水平程度加深。分时间来看,2000-2012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较为显着,有效地抑制了雾霾污染;但2013—2017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不显着。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而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明显,对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不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雾霾污染的跨域联合治理,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根据区域联盟内雾霾污染治理时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种情形,分别为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没有影响;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不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也会带来政治成本损失;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分别建立微分博弈模型,并两两对比分析。发现各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努力程度都与自己支付的治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进行对比,发现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小于第一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各治霾主体在协同治霾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通过对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对比,发现第三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大于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后,可以提高治霾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霾协同收益。第五,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积极主动治理雾霾的主观能动性差、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实背景,对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会受到企业治理成本、获得的协同收益之间的关系及地方政府协同收益与惩罚力度之间的关系影响。第六,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通过对雾霾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主体,基于有限理性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行动,构建三方主体共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在长期反复的博弈中不断调整的策略,最终形成（公众积极参与、企业减排达标、地方政府严格监督）的理想策略。通过对单种群纯策略、混合策略均衡稳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单种群纯策略的均衡稳定性不仅与影响各个主体自身策略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三方共治的雾霾污染治理情景中,不管最初地方政府是否监管,企业是否减排达标,只要公众愿意积极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雾霾污染治理行动中,进而雾霾污染治理将会得到显着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状态;反之,当系统处于不良情景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或支持,企业或者公众都不会有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动力,从而系统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最终雾霾污染治理将陷入“公地悲剧”的状态。在三方主体以一定的概率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情景下,通过分析影响各主体决策参数的敏感度,我们发现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他们的行动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只要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对公众进行有效引导,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切身利益,鼓励公众行使第三方监管权利,就可以最终形成三方共治的良好状态。该论文共有图17幅,表32个,参考文献242篇。
苗思佳[5]（2021）在《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文中指出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质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但是受地势、气候、资源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一直存在自然灾害严重、资源依赖强、生态脆弱、修复治理难度高等问题,不仅阻碍西部各省（区、市）传统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同时也限制了全国向高水平绿色发展前进的步伐。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因此,分区域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政策。本文将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现状与我国其他地区进行比对,并结合对西部地区居民绿色生活理念进行的调查问卷结果,归纳总结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因素。根据已有研究和西部地区现状分析结果,梳理出“环境—经济—生活”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绿色经济增长、绿色环境资源、绿色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建立起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09—2018年西部地区11个省（区、市）的统计数据为样本,测算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在得分差异的基础上,从时间演变和空间格局两方面对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历史进程及动态变化情况进行剖析,以便能够针对阻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提升的症结,提出提升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资源约束程度较强,经济发展以资源主导为主;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基础设施水平较弱;绿色技术创新落后,科研投入不足;公众绿色意识薄弱,未真正践行绿色理念。（2）2009—2018年期间,西部地区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生态环境得以修复,治理工作显现成效;生活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区域间差距明显。（3）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南北方向呈现“两头高,中间低”型趋势,东西方向区域间绿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西部地区区域内绿色发展不均衡。（4）为提升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出以下对策建议:营造绿色发展氛围、完善绿色政策体系、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强化绿色创新引领。
刘星宇[6]（2021）在《基于F-H模型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决定大力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要求,推进一体化发展,唱响“双城记”。当代,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中起着支撑作用。通过对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水平、发展规划、推进机制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本文选取成渝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2010-2019年相关经济金融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根据研究目的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阐述区域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地理理论和区域金融增长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对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基础进行描述,并且从货币化率和金融相关率、金融聚集力、金融辐射力三方面对圈内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详细分析;第四,运用F-H模型对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第五,借鉴国内其他经济圈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经验,为成渝双城经济圈提供重要经验借鉴;第六,在前文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从而提出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成都市与重庆市作为金融中心城市,金融聚集力最强,但圈内的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2）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成都市与重庆市的金融辐射范围不广,不能完全覆盖圈内其他14个城市。（3）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水平很低,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打破行政壁垒,促进金融一体化发展;第二,共建高效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助力金融中心建设;第三,打造特色金融产业,发挥各市比较优势;第四,打造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第五,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细化交通网路布局。
崔婷婷[7]（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邢斯达[8]（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张洁洁[9]（2021）在《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资源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改变,产业结构需要调整。政府逐渐重视绿色金融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而作为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信贷在减少环境污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加大了对绿色信贷的投放,鉴于此,本文以绿色信贷为切入点,首先,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绿色信贷和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定性分析;其次,选用我国31个省份及全国数据进行灰色关联相关性分析及面板回归分析,验证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为我国和各区域如何更好发挥绿色信贷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发展提出相应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1）绿色信贷与我国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第三产业的关联性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2）通过建立面板模型,基于31个省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由回归结果可知,绿色信贷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对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绿色信贷对我国东、中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产生促进作用。本文最后提出建议:（1）加大对绿色信贷的投放,更好发挥绿色信贷金融杠杆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发展。（2）推动绿色信贷与各产业融合发展,加大对第一产业的信贷支持,促进各产业占比继续优化,巩固我国“三二一”产业结构。（3）促进各区域绿色信贷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异。西部区域可以借鉴东、中部区域的绿色信贷发展经验,促进西部区域绿色信贷发展,调整我国产业结构。
杨瑞杰[10]（2021）在《城镇居民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房地产业对于推动我国上下游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作用,房价过快攀升会严重妨碍我国上下游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许多调控房价的政策,但是房价仍旧持续攀升,调控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例如,2014.11至2015.10,央行六次下调了贷款基准利率,催生了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的热度,致使当地房价上升,与此同时,我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严重积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并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加之房地产市场的特殊地位,使得其与我国经济增长和我国经济稳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近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住房消费也备受人们的关注,但是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持续较低,居民的储蓄率长期处于居高不下的境地。在预算约束下,居民的消费水平低迷、储蓄率居高不下将会影响住房需求,进而对房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非住房消费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影响的区域性差异。本文主要深入研究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在其理论方面,将住宅区位理论、羊群效应理论、生命周期假说以及持久收入假说作为其理论基础,并根据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剖析非住房消费如何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并进行传导机制分析,为接下来本文所需要进行的实证检验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本文基于宏观面板数据（1999—2018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面板模型,并依据房地产调控政策特点和房地产发展特征等因素将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实证研究并分析非住房消费对房价影响的东中西差异,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非住房消费,实证研究分析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对于房价影响的东中西差异以及在不同时期下这四种类型的消费对于我国房价影响的东中西差异,并且解释了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我国非住房消费会显着的抑制房价,并且非住房消费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房价的抑制作用要强于我国东部地区。其次,在对非住房消费细化研究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房价受到医疗保健消费的抑制作用最大,而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房价分别受到食品消费、文教娱乐消费的抑制作用最大。最后,对东部地区来说,在时期（1999—2007）阶段、时期（2008—2014）阶段医疗保健消费对房价的抑制作用最大,时期（2015—2018）阶段衣着消费对房价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中部地区来说,在时期（1999—2007）阶段、时期（2015—2018）阶段食品消费对房价的抑制作用最大,在时期（2008—2014）医疗保健消费对房价抑制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来说,在时期（1999—2007）阶段医疗保健消费对房价抑制作用最大,在时期（2008—2014）阶段和时期（2015—2018）阶段,文教娱乐消费对房价抑制作用最大。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因地制宜,发展差异化消费模式,提高居民收入;协调城市群发展,发挥东部地区经济辐射功能;积极遏制中部地区房地产投机势头;调节西部地区房地产供需结构,保障住房有效供给。
二、西部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及政策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及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对科技金融能够并显着促进科技创新的研究 |
| 2.1.2 对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作用存疑的研究 |
| 2.1.3 细分测度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贡献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判定研究 |
| 2.2.2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比较研究 |
| 2.2.3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行业或企业层面研究 |
| 2.2.4 少数基于其它视角或方法的研究 |
| 2.3 研究现状总结 |
| 3 科技创新基本模型分析 |
| 3.1 基本模型的设定 |
| 3.2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和社会福利 |
| 3.2.1 I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 3.2.2 I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 3.2.3 Ⅱ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 3.2.4 Ⅱ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 3.3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3.3.1 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 |
| 3.3.2 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 |
| 3.3.3 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3.4 决策层的最优社会福利决策及其存在唯一性 |
| 3.4.1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4.2 决策层的最优企业数目决策 |
| 3.4.3 最优社会福利决策的存在唯一性 |
| 3.5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3.5.1 企业的次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5.2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 3.5.3 次优和最优研发投入的比较 |
| 3.5.4 次优和最优企业数目的比较 |
| 3.5.5 次优和最优决策差异的成因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科技创新扩展模型分析 |
| 4.1 扩展模型的设定 |
| 4.2 定额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2.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2.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2.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2.4 定额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3 定比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3.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3.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3.3 特例:定比科技金融与定额科技金融的对等情形 |
| 4.3.4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3.5 定比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4 科技奖励与科技创新 |
| 4.4.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 4.4.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 4.4.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 4.4.4 科技奖励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 4.5 混合模式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效应 |
| 5.1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算 |
| 5.1.1 基于DEA方法的效率测算模型 |
| 5.1.2 科技创新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5.1.3 结果与分析 |
| 5.2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数据来源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分析 |
| 6.1 协同学视角下的科技金融创新系统 |
| 6.1.1 子系统定义与属性 |
| 6.1.2 子系统协同发展 |
| 6.2 协同度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1 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
| 6.2.2 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 |
| 6.2.3 协同度指标体系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本文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雾霾污染的态势分析 |
| 3.2 中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描述 |
| 4.2 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机理分析 |
| 4.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 |
| 5.1 问题描述 |
| 5.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5.3 微分博弈分析 |
| 5.4 数值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1 问题描述 |
| 6.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6.3 演化博弈分析 |
| 6.4 仿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7.1 问题描述 |
| 7.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7.3 演化博弈分析 |
| 7.4 演化结果的情景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 |
| 8.4 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绿色发展 |
| 2.1.2 绿色经济 |
| 2.1.3 低碳经济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2.3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2.4 新发展理念 |
| 3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现状 |
| 3.1.1 经济发展现状 |
| 3.1.2 生态环境现状 |
| 3.1.3 社会发展现状 |
| 3.2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2.1 资源约束程度较强 |
| 3.2.2 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
| 3.2.3 基础设施水平较弱 |
| 3.2.4 绿色技术创新落后 |
| 3.2.5 公众绿色意识薄弱 |
| 3.3 本章小结 |
| 4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 4.1.3 指标选取与建立 |
| 4.2 水平测度模型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权重计算 |
| 4.2.3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 4.3 本章小结 |
| 5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差异分析 |
| 5.1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时间演变分析 |
| 5.1.1 绿色经济增长 |
| 5.1.2 绿色环境资源 |
| 5.1.3 绿色生活质量 |
| 5.2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分析 |
| 5.2.1 西部地区总体概况 |
| 5.2.2 西北及内蒙古区域 |
| 5.2.3 西南及广西区域 |
| 5.3 本章小结 |
| 6 提升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6.1 营造绿色发展氛围 |
| 6.1.1 培养绿色环保意识 |
| 6.1.2 夯实环保基础建设 |
| 6.2 完善绿色政策体系 |
| 6.2.1 提升绿色监管水平 |
| 6.2.2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
| 6.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
| 6.3.1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 6.3.2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6.4 强化绿色创新引领 |
| 6.4.1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
| 6.4.2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基于F-H模型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与路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和不足 |
| 1.3.1 主要的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金融一体化理论研究 |
| 2.1.2 金融一体化测度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金融一体化理论研究 |
| 2.2.2 金融一体化测度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区域金融发展理论 |
| 3.1.1 区域金融差异理论 |
| 3.1.2 区域金融合作理论 |
| 3.2 区域金融地理理论 |
| 3.2.1 区域金融聚集理论 |
| 3.2.2 区域金融辐射理论 |
| 3.2.3 区域金融地域系统理论 |
| 3.3 区域金融增长理论 |
| 3.3.1 区域金融带动储蓄量增长 |
| 3.3.2 区域金融提升资本形成效率 |
| 第4章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
| 4.1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基础 |
| 4.1.1 成渝双城经济圈整体金融发展基础 |
| 4.1.2 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市金融发展基础 |
| 4.2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发展水平 |
| 4.2.1 成渝双城经济圈货币化率与金融相关率 |
| 4.2.2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聚集力水平 |
| 4.2.3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辐射力水平 |
| 第5章 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水平测度 |
| 5.1 模型选择与介绍 |
| 5.2 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
| 5.3 平稳性检验 |
| 5.4 基于F-H模型测度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水平 |
| 5.4.1 无条件的F-H模型测度 |
| 5.4.2 有条件的F-H模型测度 |
| 第6章 国内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6.1 京津冀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 |
| 6.2 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 |
| 6.3 粤港澳地区金融一体化发展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潜在约束 |
| 7.2.1 圈内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 |
| 7.2.2 圈内金融中心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
| 7.2.3 圈内金融联动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
| 7.2.4 圈内交通网路建设不足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打破行政壁垒,促进金融一体化发展 |
| 7.3.2 共建高效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助力金融中心建设 |
| 7.3.3 打造特色金融产业,发挥各市比较优势 |
| 7.3.4 打造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
| 7.3.5 加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细化交通网路布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绿色信贷的研究 |
| 二、关于绿色信贷与产业结构的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作用机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绿色信贷的涵义 |
| 二、产业结构的涵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绿色信贷的相关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 第三节 绿色信贷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一、资本形成机制 |
| 二、资本导向机制 |
| 三、信息传导机制 |
| 四、产业整合机制 |
| 第三章 绿色信贷与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绿色信贷现状分析 |
| 一、绿色信贷政策文件 |
| 二、绿色信贷发展情况 |
| 三、绿色信贷投放产业情况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一、三次产业产值占比 |
| 二、三次产业就业人数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分析 |
| 第四章 绿色信贷与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与指标的选取 |
| 一、模型的选取 |
| 二、指标的选取 |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绿色信贷与产业结构的回归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与指标的选取 |
| 一、模型的选取 |
| 二、指标的选取 |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异质性分析 |
| 一、东部区域回归分析 |
| 二、中部区域回归分析 |
| 三、西部区域回归分析 |
| 四、三大区域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城镇居民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研究 |
| 二、消费行为研究 |
| 三、房地产价格与消费关联性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三、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传导机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房地产价格 |
| 二、住宅商品房 |
| 三、消费行为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羊群效应理论 |
| 二、区位理论 |
| 三、生命周期假说 |
| 四、持久收入假说 |
| 第三节 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房地产市场及城镇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 |
| 一、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分析 |
| 二、住宅商品房需求分析 |
| 三、住宅商品房供给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房价与非住房消费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的构建及变量的选取 |
|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 |
| 二、变量的选取及数据的说明 |
| 三、变量的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
| 第三节 模型估计及回归分析 |
| 一、模型估计 |
| 二、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构建及变量的选取 |
|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 |
| 二、变量的选取及数据的说明 |
| 三、变量的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
| 四、模型估计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不同类型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影响的区域比较实证分析 |
| 二、不同时期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影响的区域比较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讨论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因地制宜,发展差异化区域消费模式,保障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信心 |
| 二、协调城市群发展,发挥东部地区的经济辐射功能,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
| 三、加大中部地区住房投机抑制强度,保障居民正常住房需求 |
| 四、调节西部地区住房供需结构,保障住房有效供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四、西部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及政策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D]. 陈珊.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3]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4]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D]. 郑凌霄.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5]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研究[D]. 苗思佳.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6]基于F-H模型成渝双城经济圈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D]. 刘星宇.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7]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8]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9]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D]. 张洁洁.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10]城镇居民非住房消费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D]. 杨瑞杰.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