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外文学名着中管窥金钱的“魔力”（论文文献综述）
杨安文[1]（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吉俊虎[2]（2019）在《刘恒影视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百余年来的电影史实说明,文学是“电影的素材基地”,中国电影一直与文学保持着亲密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前期,我国影坛出现一次艺术高峰,电影导演“第五代”崛起,确立了中国电影的世界形象,为电影史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这批作品中,在影视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刘恒的身影。之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迎来了新时期的第二个高峰,如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从现实真实状态中发掘人的生存状态,用更贴近生活的笔法呈现现实的作品,其中也有刘恒的身影。不论从投身影视创作的时长、创作作品的数量,还是从其艺术成就、商业口碑等角度看,刘恒都堪为一典型代表。他的创作实践及作品值得深入研究。文乃言之载体,言为心声,刘恒的内在品格和创作理念是支撑他影视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他性格谦和温厚,人生阅历丰富,文学修养厚重,又能坚守社会使命感进行创作,将文字融汇进生命,不断在剧本创作中表达深刻的思考。首先,他认为写小说和写剧本是一样的性质,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哪一种方式都是有意义的。其次,他能正确理解影视艺术创作的综合性,影视文学仅是要素之一,所以应在这一环节中追寻意义。第三,刘恒对投拍后适当改动剧本表示理解,但出于对作品的责任感,不会放任他人修改,而是在“妥协”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另外,他对改编、作品结构与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等问题都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刘恒是在内、外因合力作用下走上影视文学创作之路的,文革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思潮,给中国文学和电影创作带来了又一个“蜜月期”是外因;刘恒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作为新写实小说创作主将,在故事的构思、主题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及语言的驾驭方面的优势是内因。刘恒影视实践早期,主要是对自创小说的改编,之后,他将改编的笔端转移到对他人小说的改编上,扩大了改编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影视文学质量与数量方面有了突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改编理念与创作原则,进而进入了直接创作影视文学阶段。角色意识确立,创作日趋成熟。刘恒影视文学的主题内涵丰富,主要有:直面“食”“色”本性;从人物的行为表现和命运结局等呈现的宿命观;将目光放在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身上,对善良、豁达、诚信等传统价值观内蕴的挖掘;对战争与人性之间关系的阐释,战争是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而人性是柔软的温情寓所,战争最终以它的残酷打败温情、泯灭人性了吗?刘恒在作品中给出了他的思考;对时代主旋律精神内涵的丰富阐释,《云水谣》《集结号》等集中体现了新主旋律的特点。他的创作始终跟随时代,且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文学细腻地感受关照着人的改变,描述出在外在环境的冲击下,信仰、勇气、毅力、真诚、美好等珍贵品格的价值所在。刘恒把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放在首位。他的作品总的主旨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揭示生存的本相,以此探寻人生命的哲学意义,这一探讨自然离不开“人与生活”的纠葛故事。总体来看,刘恒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和挣扎在生活中的“小人物”、英雄主义男性、各色次要人物、及人物群像等一系列符合大众审美况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关于英雄人物的定位,刘恒向来坚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人物更接地气,能够真实地触动大众,引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刘恒影视文学情节结构丰富多样,多见的是戏剧式情节,这是对我国叙事传统与民族性的坚持。此类情节采用渐入式的开端,在镜头缓缓的移动中,拉开故事的序幕,人物渐次登场,人物关系也不急于揭示,而是在对话中逐渐清晰起来,让观众随着眼前生活图卷的展开,渐渐走入剧中人物的情境中。矛盾冲突与结构方面,多样而复杂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多重人物关系相互连结,使剧情朝着看似合理却又无可奈何的方向发展刘恒的影视文学“不甘平凡”,情节的安排在震慑人的情感传达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刘恒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影视化,台词口语化与方言使用是最突出的变化,他刻意通过“蒙太奇思维”手法,将电影化的想象意识投射到文字中,特别是心理蒙太奇的运用,将主客观、幻觉与现实进行交叉表现,将人物的意识通过潜意识里思绪的无序切换,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转换成视觉呈现。刘恒常常通过人物的对话与心理描写控制节奏,在情感发展大趋势的牵引下使局势有张有弛,调控着剧情的节奏。在表达人物内心时,常以“通感”的艺术手段来使抽象的情感外化。刘恒试图借鉴“色彩视像化”手段,通过对色彩和声音的营造,选择合适的意象,调节自身的语言模式与表达方式,借象征内涵丰富情节意蕴。刘恒影视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体现在着力最多的人物塑造方面,他的影视文学常常从平民视角展开叙事,关注小人物、“多余”人,对人物形象的多角度、多面向呈现,描述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现状,揭示精神方面的困境。使刘恒的影视作品具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层次。其次,他的影视作品以零度视角审视故事情节,隐没宏大的时代背景等体现出新写实主义的风格,第三,为调适审美大众化需求,刘恒影视作品内容方面符合大众审美心理,乡音的使用、简单有力的对话个性化对白凸显人物,另外在戏剧性叙事、平民色彩方面都聚力于大众化传达。总之,刘恒对电影市场的认知与众不同,他从不把自己拘囿于作家“套子”,总是灵敏地审度时势,市场潮流的需要、大众审美的趋向,都在刘恒创作的考虑因素中。他像水一样自如地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观照着社会的变化,用一如既往真挚的笔锋、变化多端的题材来反映时代和处于时代中的人群。刘恒的创作经历值得总结,他在文学性、故事戏、电影性、思想性方面的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宁[3]（2017）在《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林译小说”研究（1899-1919）》文中指出作为我国晚清民初时期的着名翻译家、小说家、书画家和诗人,林纾（1852-1924）为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尤擅以古文笔调翻译数量众多的外来泰西小说而声名煊赫,故享有“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1）的美誉,与严复合称“译才并世数严林”（2）。自1899年初涉译坛,随后几十年间林纾的一系列外来小说译作便以源源不断之势出现在大众视野并逐渐自成品牌成为脍炙人口的“林译小说”（3）。依循近代翻译史及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辅以微观研究的方式入手,林纾始终是近代翻译名家研究领域里难以回避的争论节点,由他一手开创并打造的林译小说也始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典型个案,历来被学者加以研究和解读。通过审视以往林译小说及林纾个人相关研究的资料可见,论着多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呈现:其一,主要概括林纾生平,借由林纾译作的小说理论或序跋絮语总结归纳其翻译思想,进而推知造成林译小说轰动效应的背后成因,此类研究往往容易留于表面而忽略了有关翻译深层的讨论;其二,仅以选取林译单篇小说或几部译作名着为例分析总结林纾翻译的文化特点,这就造成对林译小说整体把握研究的欠缺;其三,仅限于运用翻译理论系统内的研究框架对林译文本进行解读,从而容易造成以文本语境的微观视角和社会语境的宏观视角相互割裂的弊端。综上所述,对林译小说研究的理想方式应当是三者的有机结合。笔者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框架对林译小说（1899-1919）进行分析解读,具体原因出于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所处特殊年代的社会场域进行整体考量。这一时间段与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相吻合,也正是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发生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此间中国社会的翻译现象及策略趋势同样值得探究深思。本文共分七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林纾生平及林译小说概况,包括林译小说文本的数量统计及译作呈现特点,在此基础上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林纾翻译研究的相关情况并总结出了研究现状。同时对场域理论及其构成要素“场域”、“惯习”和“资本”加以解析,进而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选题动因、理论基础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主要以“场域”因素的视角解读林译小说的成因。通过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场域”因素,诸如城市生活的兴起与市民阶层的出现,自由爱情婚姻的新式观念,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文人心态的转变及其多重身份的扮演等角度加以分析,呈现出对晚清翻译“场域”的相关解读。第三章主要以“惯习”因素为基准着重探讨了林纾的翻译惯习,并就其个体化特点的翻译惯习、翻译策略、情感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语言优势等方面入手推知林纾文学翻译观的成因及特点。同时兼及对晚清小说翻译情况的研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对清末中国译者群体翻译惯习的思考。第四章以林译小说（1899-1919）为个案研究,通过对林译作品标示分类中极具典型性的诸如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情感小说世界,哈葛德小说冒险神怪的世界以及狄更斯长篇小说现实道德的世界加以文本的细化解读,从而在场域理论框架下对林纾的翻译惯习、翻译思想以及译学态度的变化等因素加以阐释说明。第五章通过对林译域外小说数目及国别的梳理廓清从而得到林译小说在当时堪称“世界文学”的译介工厂这一结论认知,并由此引出对林译小说处于晚清中国宏观文化社会语境下“世界文学”传播的价值思考。同时探讨了在林译作品影响下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的与民族、国别等异质文化因素之外互通交流的世界文学这一特点。第六章以林译小说影响下的晚清翻译策略的相关考察为主线,大致归纳整理出“译”“作”杂糅,“译”“述”结合,以及“直译”渐盛这一脉络走势的特点,从中可见翻译的语言策略、归化策略、异化策略和注释策略等走向趋势无可避免会受到社会化整体语境的影响和场域因素的制约。第七章为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就林纾小说翻译的功绩和缺陷展开相应讨论,并对全文的主要思想、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同时在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对本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局限进行陈明,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做出合理展望。
苏加宁[4]（2017）在《社会转型与空间叙事 ——美国早期哥特式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美国哥特小说研究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虽然美国哥特文学的诞生晚于英国数十年,但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以华盛顿·欧文,埃德加·爱伦·坡,纳萨内尔·霍桑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为代表的经典美国作家创作出大量哥特式（或具有一定哥特文学元素）的叙事作品,构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章。他们不仅被视为讲述神秘、恐怖及荒诞故事的怪才,同时也是美国文学、文化传统的源流之一,亦被认为是塑造了“美国性”（Americanness）的重要基础。对于哥特小说这一文类来说,城堡、密室、荒原、森林等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时也是叙事与构成意义的核心所在。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并非是抽象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生产的产物或复杂的社会建构,最终又会对社会实践及社会认知产生影响。因此,文学中的空间叙事,便不仅仅起到背景交代及铺陈叙述的作用,而是能够从中发掘出文学活动与社会生产机制间的复杂联系。就美国历史而言,特别是其19世纪上半叶至内战前,这一段被史学家称为“大转变”的特殊社会时期在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文化模式、信仰体系、国家形态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一系列变化、矛盾与问题,而这些亦深刻影响了美国哥特式小说的主题与叙事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区分了“哥特小说”与“哥特式小说”的概念,前者指文学史严格意义上的英国哥特小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已经消亡;后者则泛指受到欧洲哥特小说传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哥特元素或哥特主题的小说,并能够结合其他类型小说的特点,达到更为丰富的表现范围与更强烈的叙事效果。荒原与古堡这一对哥特小说最典型的空间叙事为欧文、霍桑和坡等作家所沿袭,但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和发挥。对于美国哥特式小说而言,“荒野”的地位相比于英国哥特小说大大提升,扮演了更加复杂的叙事功能;既是对殖民地时期拓荒探险经验的真实再现,也将荒野作为与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法律与虚伪的对立面予以书写。对于欧文来说,荒野和古堡是美国建国历史的遗忘机制的空间表征;对爱伦·坡与霍桑而言,荒野和古堡则被视作心理空间的外化,投射出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的焦虑心态。城市和乡村虽然在传统哥特小说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在美国作家笔下,近代资本主义所规划和组织起来的城市以其远超中世纪城市的复杂性与对传统伦理及社会规范的冲击性,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古堡在哥特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成为这一时期最具表现力的空间叙事,甚至催生了侦探小说这一新的文类;另一方面,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在日益加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差距下日渐沦为城市的附庸,这引发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障碍与主体危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霍桑的《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等作品,均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美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反工业化、崇尚田园牧歌的浪漫化怀旧倾向,试图建设所谓“中间景观社会”,而这种怀旧的传统与美国19世纪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宗教狂热裹挟在一起,从而诞生了《七个尖角阁的老宅》和《福谷传奇》等杰作,既完成了对工业化与商业社会的批判,亦构成了美国社会重要的乌托邦想象。霍桑试图通过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抵御资本主义对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冲击,进而改造人性。但是,它既想通过隔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抵御现代生活对人性的侵蚀,又试图以封闭和低效的中世纪生产模式来维持现代人的需要,其结果必然失败。海洋在传统上并非典型的哥特式空间叙事,但在爱伦·坡的《亚瑟·高登·皮姆》和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中,海洋的辽阔、神秘与危险,航船的复杂、机械化与国家隐喻,都带有哥特式的雄浑与神秘之美,并且与作家本人的死亡冲动、种族意识与帝国想象之间产生了互动关系。相比于荒野,海洋的非理性与极致性导致它成为无文明甚至无语言的绝对空间,而主人公向着海洋深处的逃遁,则意味着对文明彻底弃绝的态度——由此,海洋作为哥特空间展现出美国19世纪发展的黑暗面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寓言。
张鑫[5]（2017）在《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文中提出人类化妆的历史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妆饰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一般来说,原始社会的妆饰主要具有两种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为了生存,第二个功能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性吸引”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妆饰的第一个功能不复存在,相反,第二个功能却越发紧要,且妆扮的主体也由男性变为了女性。容貌对女性至关重要,可惜古代化妆品种类有限,大体不出粉、黛、脂、香四品,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化妆品制造方法简单,产量有限,只可算得上是一种简单的工艺品,并且长期使用恐对身体有害,近代化妆品业即以上海为中心,应新需求而生。近代化妆品业的出现,与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近代女性对“美”的新要求大有关联。开埠后的上海,工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显着进步,中西沟通明显加强,特别是女性职业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展,使得她们对新式化妆品的需求日盛。而近代化学知识的开发和推广,大机器作业的出现,使得化妆品由工艺品转变为商品成为可能,这就在客观上满足了女性的新需求。而近代摄影和媒体的发展,又促进“美容文化”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女性乐于使用新型化妆品,为化妆品的销售创造了市场。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1903—1949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和运营方式,探究20世纪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回顾上海化妆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演化路径。对中国来说,近代化妆品是一种舶来品,初期流通于各通商口岸,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尝试建厂自造,1903年广生行上海发行所的建立,标志着近代民族化妆品工业正式在上海落户。自1903至1949年,上海的化妆品工业发展迅速,不断有新化妆品工厂的建立,化妆品种类持续推陈出新,女性对于“美丽”的追求也一直被强化。被称为“美丽经济”的化妆品行业,是近代新型工业经济形态,受市场的影响很大。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企业创办者和生产制造商在创办化妆品品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企业宜传者和传播人士在选择和扩展市场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而女性对整个行业的认同,则意味着这个行业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正是在各方的协同下,近代的化妆品工业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运营路径。其行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女性的美容观,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相结合。比起一般的商品,化妆品行业的消费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产品一方面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层次上通过化妆品的养护,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化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包含着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看中的是商品的附加值,注重消费者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强调其预期收益。因此,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厂商特别注重广告宣传。不仅在广告版面上尽量多占,刊登时间上也尽可能的持续,特别是重要节日,更是各商家争夺版面的“大战役”,广告在宣传上务求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强化其美容效果,创造出令世人无可抗拒的“美容文化”。他们不仅注重广告文案的编写,将宣传内容与时代、时尚相结合,搭配的图片也都是精挑细选,就连“近代美女”形象也多是使用宣传的化妆品后,建构出的“美女”,是化妆品企业为化妆品的销售所做的努力,他们将化妆品的消费紧紧地与“美容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容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性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显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差别,以及表达风格、品味、流行等象征意义的满足,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追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需求,化妆品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平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在其影响下,也注重与时尚和都市建立起联系,雇佣美丽的女销售员、精致的产品包装、明星海报宣传,化妆品行业被塑造为维持女性美丽与魅力的工具之一。同时消费者的个体性特征,将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追求高端奢华,另外一条则通向了日用所需。高端奢华的路径,如生产脂粉、香水、口红等商品,它们是都市女性追求摩登的消耗品,追求的是时尚性和个性化,日用所需品则更多的是销往上海周边的乡镇,像生产的肥皂、牙粉等,更多的为家庭生活所需用,要求的是实用和节俭。在1903至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里,上海有过安定,有过繁华,也有过动荡和凋敝,然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化妆品行业在时代的框架内,以市场为导向,在“美丽经济”与“美容文化”的相互形塑过程中,这个行业确实呈现出了近代化的趋势,新的贸易生产方式和贸易空间产生,化妆品工业由简单的工艺品转变为一门工业,化妆品厂商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女性亦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按照心中所想进行妆扮。
杨深林[6]（2016）在《艺术与资本 ——以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为考察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艺术与资本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中严肃艺术与资本相对疏离并日益被边缘化,娱乐艺术与资本渐趋亲密且中心化。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历史、具体与辩证地分析严肃艺术、娱乐艺术这两种不同艺术类型与资本的复杂性关系。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总共有五章。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艺术与资本关系以及艺术类型分类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一章探讨了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的性质。首先提出了区分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进的标准,即艺术的价值取向与功能。进而分别论述了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的性质与特征分别是:严肃艺术具有超越性的美学特性,反思性与批判性的特征:娱乐艺术具有世俗性的美学特性,宣泄性与消遣性的特征。论文还以老舍的《断魂枪》与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为个案探讨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美学特性的差异性。章末分析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的相对区分与相互联系。第二章分析了严肃艺术与资本之联姻、疏离与异化。严肃艺术与资本之联姻体现为资本促进了严肃艺术生产的经济独立与艺术独立,以及艺术消费的地位提高与传播。接下来指出了严肃艺术与资本的疏离,具体表现为:低效率、个体性的生产方式与资本;小众化的消费方式与逐利最大化的资本以及超越性的美学特性与资本。并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严肃艺术与资本疏离的主要原因,即以资本为后盾的现代科技与严肃艺术,严肃艺术无法适应高压力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严肃艺术的异化体现为生产的反资本姿态间接强化资本的宰制以及消费的投机性与夸饰性。第三章探讨严肃艺术反抗资本的突围路径。严肃艺术坚守超越性美学特性,坚持精神品格之引领导向等层面反抗资本。这种超越性的美学特性体现为怀旧的古典艺术与反抽象性的现代艺术生产,以及扬深度思考抑快餐消费。严肃艺术所坚持的精神品格的引领导向体现为四个方面:以理解与同情之平等心态走入民众的生活世界;寻求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展现当代中国的立体与复杂的生存面相;坚持对世俗生活的反思与批判。第四章分析娱乐艺术与资本之疏离、联姻与异化。由于艺术传播限制娱乐艺术的普及,和自身艺术话语权的薄弱,这两方面因素导致娱乐艺术与资本的疏离。娱乐艺术与资本的深度联姻表现为现代科技与新的艺术类型的产生;高效率、配方化的生产方式与资本的契合;相对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与逐利最大化的资本;世俗性的美学特性与资本的吻合。娱乐艺术能够与资本深度联姻的主要原因为:资本通过科技对娱乐艺术的操控;娱乐艺术对资本的高度倚重;娱乐艺术与高压力的现代社会契合等。论文从利润为先的生产导向;过分渲染暴力与色情;反配方化生产的反抗姿态与媚商内核三个方面探讨资本对娱乐艺术的异化。第五章探讨娱乐艺术反抗资本的突围路径。娱乐艺术坚守世俗性美学特性,坚持精神品格之提升导向反抗资本。前者表现为娱乐艺术构造梦幻世界,拙朴的原生态方式,非深度消费等方面。后者包括创作上关注人民的生存境遇;提供叙事紧凑的艺术精品;生产具有道德意蕴的艺术优品;丰富人的感觉等。结语探讨了艺术与资本的矛盾统一的复杂关系。艺术与资本的矛盾体现为资本对艺术的历史性规约与推动,即资本促使艺术必须关注多数人的总体性生存境遇与特定社会传统,努力生产出艺术性与经济性俱佳的艺术作品;艺术与资本的联系体现为艺术对资本的价值性引领,即艺术作为人的自由天性与自由意志的对象化产物,能够对以逐利为目的资本以及受其裹挟下的过于功利与单调的世俗生活进行美学提升。艺术必须发挥对资本的美学批判与文化引导之功能,艺术与资本应该互相影响,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解放。
郭英杰[7]（2016）在《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文中认为庞德是20世纪充满争议性的大诗人,他也是英美诗歌界最难懂的作家之一。他花费五十二年时间仍未创作完成的诗歌代表作《诗章》,被公认为是一部"天书"。除了二十多种语言文字造成的阅读障碍,还有支离破碎的排版印刷、杂乱无章的文本结构、意识流式的表达陈述和透着神秘主义面纱的思想主张,这一切使《诗章》变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同时也给欧美和国内的诗歌评论家带来困难和挑战。多年以来,在对《诗章》进行解读和阐释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节和篇章一直无法有机联系到一起,而且由于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致使读者在理解和认知方面容易陷入僵局。朱丽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认知视角,帮助读者转换思维和理解方式,可用来解决这个让人困顿的难题。《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就是基于上述考虑着手进行研究的。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欧美学者围绕庞德和《诗章》主要展开五方面的研究:第一,把庞德生前撰写的各类文稿进行汇编整理,结集出版,为读者进行研究工作准备第一手素材;第二,对庞德的成长经历、个人境遇、人生起伏等展开个案研究;第三,对庞德的诗歌或翻译作品等,以导读和文本指南的形式进行概述;第四,对庞德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主题进行挖掘和整理;第五,对庞德的个人身份、历史地位和他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等进行讨论。国内学者围绕庞德和《诗章》也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五大板块最引人注目:第一,就庞德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展开具体研究;第二,借助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讨论庞德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外在联系;第三,借助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庞德的创作历程和诗学思想进行文学考察;第四,围绕庞德的《休·塞尔温·莫伯利》、《比萨诗章》等诗歌作品展开风格、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第五,从美学视角对庞德的《神州集》、《诗经》等翻译作品进行解读和透视等。经过文献梳理可知,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学者正式提出以互文性为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系统的文本研究的。劳伦斯·S·瑞尼的《一首蕴含历史的诗:<诗章>的文本研究》（1997）、理查德·泰勒的《<诗章>的文本》（1999）和詹妮弗·玛丽·努尔米的《埃兹拉·庞德<诗章>里的认识论以及互文性实践》（2007）涉及文本及互文性理论,但是明显有一些缺陷。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庞德翻译理论及翻译实践方面的研究,对庞德在诗歌领域的贡献,尤其对他的诗歌代表作《诗章》进行文本细读方面,还有待开拓和创新。截至目前,国内还没有博硕士论文旗帜鲜明地借助互文性理论对庞德的《诗章》进行综合评价和系统研究的。鉴于此,本研究希望以互文性为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以弥补国内外学者在该方面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论两部分之外,主要涉及五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讨论作为诗歌艺术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用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庞德一生中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实现了诗言志、歌咏言的诗学功能。从互文性的视角看,《诗章》是一部众声喧哗的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有富含诗意的意象在相互唱和,而且还有意象构成的漩涡充满各种回声和余音。此外,《诗章》作为诗歌艺术文本,其字里行间镶嵌着荷马、但丁、惠特曼、布朗宁、叶芝、艾略特、H.D.等诗人的影子,是一部众星闪烁、杂语纷呈的抒情戏剧史诗。实际上,《诗章》对史诗《奥德赛》和《神曲》进行了思想体系和叙述风格的戏仿,同时融合了惠特曼的自由体诗风、布朗尼的戏剧独白体、叶芝的象征主义风格以及艾略特、H.D.等诗人的叛逆文风。这一切造就了庞德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和特立独行的诗学品格。第二章讨论作为人类文化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不是狭隘的宣扬美国文化至上的表述和话语,而是相反,庞德认为美国文化充斥着腐朽和堕落的内容,问题重重,只有借助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批判精神和东方文化的包容精神,才能使美国和美国文化走向光明,重新焕发生机。这也影射了人类文化文本之间相互作用、全面对话的倾向和事实。从互文性视角考察,庞德的确主动地在《诗章》里借助多样性的文本形式,展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一方面有的放矢地再现各民族文化的对话和狂欢,另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呈现庞德要真实表达的文化诉求。第三章讨论作为社会历史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名副其实地承担着历史记事和历史警示等社会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本,《诗章》不仅吸收和改编历史上前人或后人的文字作品,而且借助戏仿、拼贴、引用、模仿等手段,对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本进行了文本间的重组和改造。庞德的诗就是要整合古往今来的历史力量,并相信这些历史力量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在《诗章》中,读者不难读到许许多多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社会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的事例。第四章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自出版以来之所以争议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庞德把自己不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完全暴露在《诗章》的具体情节。庞德最初受到家族传统的影响,后来因为笃信激进主义者奥拉格·拉奇和道格拉斯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学思想,希望为民族振兴撰写教科书。与此同时,他还不识时务地寄希望于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法西斯头目,以为"公牛"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结果成为政治糊涂虫。他还在《诗章》中流露出一种反犹太主义思想,那是一种带有民族偏见的反犹太主义的罪恶。虽然庞德对自己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有所忏悔,但是显然不够深刻。庞德的政治经济学带着伤疤,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比如,庞德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有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的影子。第五章讨论作为道德哲学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是庞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宣言书,里面点缀着闪光的细节,充满对正、明、仁以及真、善、美的追寻、叩问和反思,是庞德道德意识和哲学观念互文作用的结果。纵观《诗章》,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不仅仅是庞德自己的人生感悟和道德理念,还有古希腊古罗马哲学、英法的启蒙哲学、德国的理性哲学、美国的超验主义哲学,甚至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哲学。这些不仅反映了庞德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反映了他对东方道德哲学的开放式理解和接受。庞德对中、诚、仁、道等哲学思想的吸收和消化,使他自觉地与治国治民的实用主义哲学建立互文性的联系;他对是非、美丑、正邪哲学观念的阐释和发挥,使他对社会道德标准有了全新的诠释。在《诗章》中,还会发现庞德是新柏拉图主义理念的热情崇拜者,他也是平民主义道德哲学的代言人。庞德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维护社会正义,认为那不是权力而是职责,同时希望他维护百姓利益的话百试不殆。互文性理论是解读《诗章》的一把钥匙。借助该理论来关照《诗章》,不难看出,《诗章》作为文本的确具有开放、多元和跨语境的特征。当然,通过解读《诗章》再反观互文性理论本身,会发现对《诗章》的互文性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互文性理论的一种贡献,或者说是一种开拓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庞德的《诗章》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该研究只是借助互文性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因此只能是管中窥豹,不可能面面俱到。虽然依据克里斯蒂娃等文艺理论家的文本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可以把《诗章》视为诗歌艺术文本、人类文化文本、社会历史文本、政治经济学文本和道德哲学文本,但是不可能穷尽这些领域所有现象的研究,因为《诗章》本身就是由各种所指和无数话语组成的集合体,充斥着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从一首诗的所指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所指,以至于从某个诗歌话语中可以读出无数隐含话语。或许正因为这样,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才充满了扑朔迷离;或许正因为这样,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才变得趣味横生、意义无穷。
陆颖[8]（2014）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以傅东华初译（1935）与重译（1959）《珍妮姑娘》为个案,探讨社会文化语境转变、译者主体成长和两者关系改变对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过程的影响,从而历史地评价译本,.归纳译者翻译风格和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重译的本质特征和个案批评研究的模式。本研究首先以译本为起点,将两种译文置于三维立体的文本空间中,在细读比对基础上,探寻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转变及傅东华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时代性。而后以译家为主线,译史为背景,通过译者着述、译作序跋、出版广告、政策文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再现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的历史现场,参照傅东华在整个翻译生涯中的成长和转变,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点线面结合地勾勒语境差异与傅东华惯习转变对重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与译者的相互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述两个历史语境中的译本、译家、译事、译史,多层次地审视译者和两个译本的历史地位,并归纳重译的独特性和个案研究的模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三点：第一,重译本和初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不仅是版本演进和文本更新,更是语境转变、译者发展及两者关系变化的结果。重译本《珍妮姑娘》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接近工农大众需求,是新中国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重译的出版受国家赞助,与国家政策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文学构建,参与汉语规范统一和文艺大众化。译者傅东华由左翼时期雄踞文坛中心,转为解放后在文坛边缘徘徊,翻译中更多表现出对国家意志的接受和顺应,也凝结着24年中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调和。这些变化最终铸就了重译本的“人民性”,使译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文化历史性。第二,《珍妮姑娘》的两度翻译折射出傅东华翻译生涯发展的大致轨迹。他对翻译始终寄予极大期望,系读者于心,以高度使命感严肃对待,视忠实为翻译的终极追求,但他又直面现实,顺势而为,经历了从最初的形神兼弃,到20-30年代的舍神留形和40年代的求神胜形,最后到解放后的神形兼求的过程。第三,这一重译个案也体现了重译为异重译、因译而异、异中有重的本质特征,揭示出重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性,有力地驳斥了“重译复译假设”和重译“贵在超越”论。因而,研究和评价重译活动需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以“译本-译事-译家-译史”的框架,情境化地加以评价。
王丽耘[9]（2012）在《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三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三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着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了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徐红[10]（2010）在《西文东渐与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1913-1931）》文中指出本论文研究中国早期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现象,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流行和接受与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之间的互文和影响关系,并以此问题为切入点来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电影的价值意义,尝试证明中国早期电影并非如某些传统电影史所一言蔽之的是一种落后反动、庸俗无聊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而是一种积极地汲取外来文化资源的、并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融汇贯通的、包含了若干现代性经验的大众文艺形式。本论文共分为上下两篇。论文上篇“银幕‘译’史: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早期银幕上”由第1—4章组成,认真梳理和分析了1913-1931年间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改编中涉及的重要导演和重要文本。本篇采用文本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这些作品的改编意图、改编方法、改编条件和改编效果等问题对相关作品展开了个案研究。论文第一章“中国电影跨文化改编的滥觞——《茶花女》与外国侦探小说”指出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开端于小仲马的《茶花女》和外国侦探小说。如果说《茶花女》的改编代表了中国早期电影文化中崇尚哀情、奇情、艳情等“情”的一极,那么外国侦探小说的改编则代表了中国早期电影文化中“非奇不传”、注重情节和悬念的“奇”的一面,它们分别统一于中国早期电影“抒情性”与“传奇性”审美特征。论文第二章“包天笑与明星公司的改编”分析了中国电影早期由包天笑等人改编的、以明星公司为创作主体的三部取材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影片《空谷兰》、《良心复活》和《小朋友》。论文在指出明星公司在改编中的一些保守倾向的同时,认为这些作品在反映和缓释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产生的社会病症和道德危机等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论文第三章“进步的现代性:侯曜与‘易卜生主义’”分析了侯曜早年根据易卜生的戏剧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创作的三部影片《弃妇》、《一串珍珠》和《伪君子》。论文通过对五四新文学大力提倡的“易卜生主义”对侯曜的电影创作的影响的分析,认为早期电影并非如柯灵等人所说的与“新文化运动绝缘”,而是在提倡启蒙、追求进步的高端层次上显示了积极的“现代性”。论文第四章“莎剧在中国早期银幕上及其它改编作品”梳理了《女律师》、《一剪梅》、《少奶奶的扇子》、《恋爱与义务》、《飞行鞋》等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其它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重要影片,认为这些改编作品体现了中国电影改编的最初的名着意识和自觉学习与借鉴外国文艺表现手法的主动意识,构成了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书写的丰富面向。论文下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改编现象的理论思考”由第5—7章组成,在上篇的个案分析与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了文化翻译理论对早期的改编现象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论文第五章“早期改编的选择、方法、观念”对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改编的本文选择、改编观念和改编方法进行了理论归纳,指出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盛行的“豪杰译”的影响下,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以文化“归化”为特征的改编风貌。论文第六章“作为一种文化翻译的跨文化改编”运用了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和勒菲弗尔等人的文化翻译理论,结合具体的改编文本,从作为电影生产资助人的制片公司与观众、改编时代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改编时代主流的电影诗学与美学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制约和影响早期跨文化改编的若干文化、历史和美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论文第七章“从跨文化改编视角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电影的价值意义”借鉴了相关“现代性”的理论和米莲姆·汉森、张真等人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白话现代性”概念,对早期改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礼教、改良社会民生、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科学人权、民主政治等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价值意义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总之,本论文认为中国早期电影之所以在某些传统电影史中被斥责为封建落后的文艺形式,主要是因为时代局限和意识形态话语抑制的结果。我们只有跳开了狭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框框,以一种更加实际和包容的态度,我们才能揭开“笼罩”在早期电影的“现代性”价值之上的“面纱”。研究早期的跨文化改编现象对我们理解中国早期电影生产和创作状况、中国早期电影与外来文化的交往状态、中国早期电影的价值意义以及电影改编理论的自身拓展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从中外文学名着中管窥金钱的“魔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中外文学名着中管窥金钱的“魔力”（论文提纲范文）
（1）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2）刘恒影视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几点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刘恒人格理想与影视文学创作观念 |
| 第一节 刘恒的人格理想 |
| 第二节 刘恒的影视文学观念 |
| 第二章 刘恒影视文学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刘恒从小说到影视创作转型的内、外因 |
| 第二节 刘恒对自创小说的影视改编 |
| 第三节 刘恒对他作的影视改编 |
| 第四节 刘恒的影视文学创作 |
| 第三章 刘恒影视剧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直面“食”“色”本性 |
| 第二节 宿命主题 |
| 第三节 对善良、豁达、诚信等传统价值观内蕴的挖掘 |
| 第四节 对战争与人性的重新审视 |
| 第五节 对时代主旋律精神内涵的丰富阐释 |
| 第四章 刘恒影视剧人物的独特书写 |
| 第一节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
| 第二节 小人物 |
| 第三节 男性主人公英雄形象的重构 |
| 第四节 次要人物 |
| 第五节 人物群像 |
| 第五章 刘恒影视文学情节、冲突与结构 |
| 第一节 戏剧式情节 |
| 第二节 冲突与结构的个案分析:以《菊豆》为例 |
| 第六章 刘恒文学语言与影像语言的转译 |
| 第一节 台词与人物行动语言 |
| 第二节 编剧技巧:陌生化手法构建生活隐喻 |
| 第三节 时空与节奏 |
| 第四节 制造画面感 |
| 第七章 刘恒影视文学的艺术风格 |
| 第一节 对人物的冷峻描摹 |
| 第二节 “新写实”创作风格 |
| 第三节 大众化的审美追求 |
| 结语 |
| 附录一:刘恒作品年表 |
| 附录二:刘恒影视文学主要作品剧情梗概 |
| 附录三:刘恒受访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林译小说”研究（1899-19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林纾及其译作概况 |
| 1.2 林纾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1.3 场域理论框架总览及概念解析 |
| 1.4 研究方法意义、主要内容及创新 |
| 2 “场域”视角下解读林译小说的成因 |
| 2.1 晚清中国社会“场域”因素解析 |
| 2.2 晚清翻译“场域”因素解析 |
| 2.3 “场域”因素对林译小说成因的影响 |
| 2.4 小结 |
| 3 晚清小说翻译“惯习”之考据 |
| 3.1 林纾的翻译惯习 |
| 3.2 晚清译者的翻译惯习 |
| 3.3 “惯习”因素对林纾翻译观的影响 |
| 3.4 小结 |
| 4 林译小说个案研究（1899-1919） |
| 4.1 “茶花女”——旖旎情感的世界 |
| 4.2 哈葛德——冒险神怪的世界 |
| 4.3 狄更斯——现实道德的世界 |
| 4.4 小结 |
| 5 林译小说的“世界文学”观 |
| 5.1 “世界文学”概念的厘定与谱系梳理 |
| 5.2 林译小说对“世界文学”中国化传播的影响价值 |
| 5.3 晚清翻译小说“世界文学”的特点显现 |
| 5.4 小结 |
| 6 林译小说影响下的晚清翻译策略 |
| 6.1 翻译策略之“译”“作”杂糅 |
| 6.2 翻译策略之“译”“述”结合 |
| 6.3 翻译策略之“直译”渐盛 |
| 6.4 小结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4）社会转型与空间叙事 ——美国早期哥特式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及研究意义 |
| 二、空间叙事学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荒野与古堡 |
| 第一节 分层叙事与民族意识 |
| 一、叙事结构的嵌套 |
| 二、鬼屋与遗产 |
| 第二节 时间缺席与建国神话 |
| 第三节 城堡与密林：心理空间的外化 |
| 一、密闭空间:被围困的现代人 |
| 二、美女之死与男性气质问题 |
| 三、欲与罚：传统伦理的困境与突围 |
| 第二章 美国哥特式小说中的城乡空间 |
| 第一节 魔鬼与宝藏 |
| 第二节 侦探小说与都市哥特 |
| 一、侦探小说与城市经验 |
| 二、媒介与三重空间 |
| 三、陌生人与“异托邦” |
| 第三节 空间与主体 |
| 一、寓言，还是写实？ |
| 二、主体的崩溃与新主体的生成 |
| 第三章 花园与机器：哥特式与田园理想 |
| 第一节 中间景观社会 |
| 第二节 老宅新人：历史的重负与重生 |
| 一、老宅：历史的空间表征 |
| 二、人物与空间的对称并置 |
| 第三节 《福谷传奇》与美式乌托邦 |
| 一、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 |
| 二、《福谷传奇》中的城乡视域 |
| 第四章 黑暗之心：航海哥特式小说 |
| 第一节 哥特式的海洋 |
| 第二节 戛然而止的旅程与逃离的渴望 |
| 第三节 《白鲸记》：国家隐喻与新美国的期望 |
| 一、诗与史：《白鲸记》的哥特式风格 |
| 二、国家象征与帝国视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5）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三、研究路径与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兴起背景 |
| 第一节 化妆品引进前上海的城市发展 |
| 一、近代上海商业文明的构建 |
| 二、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新形象 |
| 一、妇女谋生自养 |
| 二、女性活动空间扩展 |
| 三、女性对“美”的新认知 |
| 第二章 外国化妆品在上海的引进与传播 |
| 第一节 外国化妆品的传入 |
| 一、化妆品的进口 |
| 二、外来化妆品的生根 |
| 第二节 外国化妆品的销售 |
| 一、东西各国输华化妆品 |
| 二、化妆品原料的舶来问题 |
| 第三节 外国民众对上海舆论的影响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三章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生产沿革 |
| 第一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初创时期(1903——1927) |
| 一、近代化妆品民族企业家的努力 |
| 二、民族化妆品业的奋发 |
| 三、为传统赋予新的内涵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期(1928—1937) |
| 一、民族化妆品厂概况 |
| 二、民族化妆品厂的革新发展 |
| 三、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的辅助 |
| 第三节 战事影响与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应对(1937—1949) |
| 一、战争时期化妆品工业的萎靡 |
| 二、化妆品业面临的问题 |
| 三、挽救颓势的努力 |
| 四、上海民族化妆品厂的转向 |
| 第四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 |
| 第一节 上海化妆品业的营销 |
| 一、经营分流 |
| 二、巧妙推销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的销售与市场 |
| 一、民族化妆品店的分布与格局 |
| 二、化妆品店的出品及销售 |
| 三、化妆品业同业公会的市场功用 |
| 第三节 上海化妆品的消费 |
| 一、化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
| 二、化妆品的消费方式 |
| 三、化妆品消费的社会经济意义 |
| 第四节 上海民众对化妆品的舆论评价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五章 商家营销与“美容消费” |
| 第一节 广告为化妆品业的发展造势 |
| 一、化妆品广告的整体分析 |
| 二、广告对“美”的宣传 |
| 三、广告对化妆品造就“美”的宣传 |
| 第二节 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不断建构 |
| 一、化妆品广告之内容分析 |
| 二、化妆品广告模特的变迁 |
| 三、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
| 第三节 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功之梦 |
| 一、金刚石、狮子牌牙粉:陈蝶仙的日本样本 |
| 二、无敌牙粉:对洋妆品的推崇与仿制 |
| 三、大卖“国货” |
| 四、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适 |
| 第六章 化妆品业与近代上海生活 |
| 第一节 化妆品业的多维角色 |
| 一、化妆品工业之于都市女性:摩登的诱惑 |
| 二、化妆品工业之于乡村女性:日用所需 |
| 三、化妆品工业对女性的“消费” |
| 第二节 社会现象之呈现平台 |
| 一、社交的发展:闲暇与消费 |
| 二、风俗的变迁:审美与伦理的紧张 |
| 三、游艺民俗的转变:兴趣的西洋化 |
| 四、社会的变革:女性爱国 |
| 第三节 化妆品工业的新挑战 |
| 一、广告商消费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的魅惑与迷茫 |
| 三、妇女的解放还是被奴役? |
| 结语 近代化妆品业变迁的逻辑与特点 |
| 一、为美丽创建市场 |
| 二、近代化妆品业的发展特点 |
| 余论 近代化妆品工业所造就的女性妆容特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艺术与资本 ——以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之概念 |
| 一、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之概念缘由 |
| 二、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的性质与特征 |
| (一) 严肃艺术的性质:超越性的美学特性 |
| (二) 严肃艺术的特征:反思性与批判性 |
| (三) 娱乐艺术的性质:世俗性美学特性 |
| (四) 娱乐艺术的特征:宣泄性与消遣性 |
| (五) 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的个案分析:老舍的《断魂枪》与金庸的《倚天屠龙记》 |
| 三、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之相对区分与相互联系 |
| (一) 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之相对区分 |
| (二) 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之相互联系 |
| 第二章 严肃艺术与资本:从联姻到疏离 |
| 一、严肃艺术与资本之联姻 |
| (一) 资本促进严肃艺术生产的经济独立与艺术独立 |
| (二) 资本促进严肃艺术消费的地位提高与传播 |
| 二、严肃艺术与资本疏离之具体体现 |
| (一) 低效率、个体性的生产方式与资本 |
| (二) 小众化的消费方式与逐利最大化的资本 |
| (三) 超越性的美学特性与资本 |
| 三、严肃艺术与资本从联姻到疏离之溯源 |
| (一) 以资本为后盾的现代科技与严肃艺术 |
| (二) 严肃艺术与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之隔膜 |
| 四、资本导致严肃艺术的异化 |
| (一) 生产的反资本姿态间接强化资本的宰制 |
| (二) 消费的投机性与夸饰性 |
| 第三章 严肃艺术反抗资本的突围路径 |
| 一、坚守超越性的美学特性 |
| (一) 怀旧的古典艺术与反抽象性的现代艺术生产 |
| (二) 扬深度思考抑快餐消费 |
| 二、坚持精神品格之引领导向 |
| (一) 以理解与同情之平等心态走入人民的生活世界 |
| (二) 寻求精神世界的丰富性 |
| (三) 展现当代中国立体与复杂的生存面相 |
| (四) 对世俗生活的反思与批判 |
| 第四章 娱乐艺术与资本:从疏离到联姻 |
| 一、娱乐艺术与资本疏离之具体体现 |
| (一) 艺术传播的限制 |
| (二) 艺术话语权的薄弱 |
| 二、娱乐艺术与资本之深度联姻 |
| (一) 现代科技与新的艺术类型 |
| (二) 高效率、配方化的生产方式与资本 |
| (三) 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与逐利最大化的资本 |
| (四) 世俗性的美学特性与资本 |
| 三、娱乐艺术与资本深度联姻之溯源 |
| (一) 资本科技对娱乐艺术的操控 |
| (二) 娱乐艺术对资本的高度倚重 |
| (三) 娱乐艺术与高压力的现代社会契合 |
| 四、资本导致娱乐艺术的异化 |
| (一) 利润为先的生产导向 |
| (二) 过分渲染暴力与色情 |
| (三) 反配方化生产的反抗姿态与媚商内核 |
| 第五章 娱乐艺术反抗资本的突围路径 |
| 一、坚守世俗性的美学特性 |
| (一) 构造梦幻世界 |
| (二) 拙朴的原生态方式 |
| (三) 非深度消费方式 |
| 二、坚持精神品格之提升导向 |
| (一) 关注民众的生存境遇 |
| (二) 提供叙事紧凑的艺术精品 |
| (三) 生产具有道德意蕴的艺术优品 |
| (四) 丰富人的感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诗章》的写作背景和宏旨 |
| 2. 《诗章》的框架和内容 |
| 3. 《诗章》与文本和文本性 |
| 4. 《诗章》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5. 研究意义、内容和思路方法 |
| 第1章 作为诗歌艺术文本的《诗章》 |
| 1.1 意象与漩涡:众声喧哗的诗歌 |
| 1.1.1 《诗章》对维多利亚诗歌传统的颠覆 |
| 1.1.2 《诗章》对意象派和漩涡派诗风的继承和发展 |
| 1.2 影响与踪迹:叶芝、惠特曼、布朗宁和其他 |
| 1.2.1 《诗章》与叶芝的象征主义风格 |
| 1.2.2 《诗章》与惠特曼的自由体诗歌 |
| 1.2.3 《诗章》与布朗宁的"独白体" |
| 1.2.4 《诗章》与艾略特、卡明斯、H.D.等诗人的叛逆文风 |
| 1.3 《诗章》对《奥德赛》艺术呈现方式的戏仿 |
| 1.3.1 《诗章》对《奥德赛》思想体系的戏仿 |
| 1.3.2 《诗章》对《奥德赛》叙述风格的戏仿 |
| 1.4 《诗章》对《神曲》艺术呈现方式的戏仿 |
| 1.4.1 《诗章》对《神曲》思想体系的戏仿 |
| 1.4.2 《诗章》对《神曲》叙述风格的戏仿 |
| 1.5 《诗章》诗歌艺术特色的本土化和国际化 |
| 1.6 小结 |
| 第2章 作为人类文化文本的《诗章》 |
| 2.1 多样性:特别的文化盛宴 |
| 2.1.1 《诗章》里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
| 2.1.2 《诗章》里东西文化的对话和狂欢 |
| 2.2 隐喻性:"黑暗的森林"与美国文化 |
| 2.2.1 《诗章》展现的美国文化 |
| 2.2.2 《诗章》表达的文化诉求 |
| 2.3 人类文化的碎片化叙事 |
| 2.3.1 《诗章》里文化的碎片化与现实性 |
| 2.3.2 《诗章》里的文化杂糅与叙事 |
| 2.4 "我们思考,因为我们无知" |
| 2.4.1 《诗章》的文化功能论 |
| 2.4.2 《诗章》的文化优势论 |
| 2.5 《诗章》赋予人类文化使者的责任担当 |
| 2.6 小结 |
| 第3章 作为社会历史文本的《诗章》 |
| 3.1 "一首包含历史的诗"的历史性内涵 |
| 3.1.1 《诗章》文本的历史性 |
| 3.1.2 《诗章》历史的文本性 |
| 3.2 社会之镜:没有人能看到他自己的终结 |
| 3.2.1 《诗章》的历史记事功能 |
| 3.2.2 《诗章》的历史警示功能 |
| 3.3 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建构统一 |
| 3.3.1 《诗章》的个人历史叙事 |
| 3.3.2 《诗章》的社会历史叙事 |
| 3.4 历史之网:一只大蜘蛛的执着梦想 |
| 3.4.1 《诗章》历史的超现实性 |
| 3.4.2 《诗章》历史的预言性 |
| 3.5 《诗章》、历史拾荒者与历史的放逐 |
| 3.6 小结 |
| 第4章 作为政治经济学文本的《诗章》 |
| 4.1 家族传统与政治经济学思想 |
| 4.1.1 《诗章》折射出的"家族意识" |
| 4.1.2 《诗章》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
| 4.2 为民族振兴撰写教科书 |
| 4.2.1 《诗章》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普适性" |
| 4.2.2 《诗章》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民族性 |
| 4.3 "政治糊涂虫"与梦想的幻灭 |
| 4.3.1 《诗章》政治经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 |
| 4.3.2 《诗章》政治经济学与危险的"公牛" |
| 4.3.3 《诗章》政治经济学梦想的幻灭 |
| 4.4 反犹太主义思想的真实和扭曲 |
| 4.4.1 《诗章》反犹太主义思想的根源 |
| 4.4.2 《诗章》反犹太主义的表现 |
| 4.4.3 《诗章》反犹太主义的忏悔 |
| 4.5 《诗章》的"苦恼":带着伤疤的政治经济学 |
| 4.6 小结 |
| 第5章 作为道德哲学文本的《诗章》 |
| 5.1 道德意识和哲学思想的合欢 |
| 5.1.1 《诗章》处处点缀"闪光的细节" |
| 5.1.2 《诗章》的道德哲学思想 |
| 5.2 道德哲学:人存在的驱动力 |
| 5.2.1 《诗章》中的古希腊哲学 |
| 5.2.2 《诗章》中的德国哲学和法国启蒙思想 |
| 5.2.3 《诗章》中的超验主义哲学思想 |
| 5.3 《诗章》与道家智慧、佛学以及儒家思想 |
| 5.3.1 《诗章》里的道家智慧 |
| 5.3.2 《诗章》里的佛学思想 |
| 5.3.3 《诗章》里的儒学思想 |
| 5.4 庞德的道德哲学思想与社会理想 |
| 5.4.1 《诗章》中的是非观 |
| 5.4.2 《诗章》中的美丑论 |
| 5.4.3 《诗章》中的正邪意识 |
| 5.5 《诗章》与平民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 |
| 5.6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庞德生平 |
| 附录二: 庞德作品 |
| 附录三:《诗章》的主体框架结构 |
| 附录四:《诗章》成书的过程年表 |
| 附录五:《诗章》各章节内容概述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评介综述 |
| 2.1.1 评介观点：字真句确,忠实条畅 |
| 2.1.2 译例选取：被割裂与孤立的重译 |
| 2.1.3 评价视域：以原文为中心的视角 |
| 2.1.4 小结 |
| 2.2 傅东华翻译研究与批评述评 |
| 2.2.1 翻译活动：以《飘》代全,研必论《飘》 |
| 2.2.2 翻译风格：在《飘》光环下的行云流水 |
| 2.2.3 翻译思想：“中国化”与不忠实的典型 |
| 2.2.4 译史地位：《飘》留史册,译绩浮沉 |
| 2.2.5 小结 |
| 2.3 重译研究述评 |
| 2.3.1 重译的定义与特性 |
| 2.3.2 重译产生缘由述评 |
| 2.3.3 重译个案研究述评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译随境迁 文从时变：傅东华翻译生涯的演变 |
| 3.1 跌宕起伏：从文坛中心走向边缘 |
| 3.2 顺势而为：傅东华的翻译活动变迁 |
| 3.2.1 以中融西、形神兼弃的早期翻译实践(1913-1915) |
| 3.2.2 西译启智、以形役神的20-30年代翻译活动(1921-1939) |
| 3.2.3 消遣自娱,舍形求神的40年代翻译活动(1940-1949) |
| 3.2.4 译为新生,形神并求的解放后翻译活动(1949-1959) |
| 3.2.5 小结 |
| 3.3 应时而变：傅东华的翻译思想发展 |
| 3.3.1 收融结晶、译为艺术的翻译本质论 |
| 3.3.2 译以启智、报国救文的翻译使命论 |
| 3.3.3 忠实条畅、形神兼备的翻译标准论 |
| 3.3.4 文白之变、译言载道的翻译语言观 |
| 3.3.5 中西诗学、融汇抗衡的翻译审美论 |
| 3.3.6 译之所始、译之所及的翻译读者观 |
| 3.3.7 小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花开二度 为异而译：左翼思潮下为革命初译,新政权中为人民重译 |
| 4.1 《珍妮姑娘》的诞生与世界旅行 |
| 4.1.1 原作创作好事多磨 |
| 4.1.2 被柔化的作者本意 |
| 4.1.3 应时而生的各国译介 |
| 4.2 初译缘起：左翼思潮下,革新社会改革文学 |
| 4.2.1 国际左翼思潮下的中国左翼运动和左翼编外成员傅东华 |
| 4.2.2 左翼意识形态与傅东华政治立场的契合 |
| 4.2.3 左翼文学主张与傅东华文学观念的共鸣 |
| 4.2.4 大众语运动的倡导与傅东华语文主张的融合 |
| 4.2.5 赞助人中华书局的出版主张与傅东华文学理想的耦合 |
| 4.2.6 提高读者鉴赏力的时代需求与傅东华读者观的共振 |
| 4.3 重译始末：建国之初,服务革命重塑文学 |
| 4.3.1 无产阶级阵营中新中国的十七年和“问题作家”傅东华 |
| 4.3.2 50年代新中国意识形态与傅东华政治立场的磨合 |
| 4.3.3 50年代文学的文学观念构建与傅东华文学观念的转变 |
| 4.3.4 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展开与傅东华语文主张的谋和 |
| 4.3.5 赞助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对傅东华创作计划的替代 |
| 4.3.6 文艺化大众的时代需求与傅东华读者观的嬗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涅盘重生 因译而异：从左翼思潮下的革命性到新政权中人民性 |
| 5.1 译例分析：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的变奏 |
| 5.1.1 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走近作者到走近读者 |
| 5.1.2 意识形态的操控：从真实体现到刻意塑造 |
| 5.1.3 文学观念的显现：从写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5.1.4 语文规范的构建：从兼收杂糅大众语到规范一统普通话 |
| 5.1.5 小结 |
| 5.2 成因分析：译者与语境的冲突与妥协 |
| 5.2.1 读者与作者的抉择：从与作者共谋到向读者顺从 |
| 5.2.2 意识形态的操控：从弱势影响到强势支配 |
| 5.2.3 文学观念的显现：从据实直录到融合改写 |
| 5.2.4 汉语规范的构建：从主导探索到顺从大局 |
| 5.2.5 小结 |
| 5.3 理论探究：重译的再思考 |
| 5.3.1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独特性 |
| 5.3.2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对重译研究的普遍性意义 |
| 5.3.3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对重译个案评价的普遍性意义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傅东华生平大事记 |
| 附录二：傅东华译事年表 |
| 附录三：傅东华着述年表 |
| 附录四：《珍妮姑娘》汉译本谱系图 |
| 附录五：Jennie Gerhardt翻译一览表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9）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理由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内霍克思研究现状 |
| 二、国外霍克思研究现状 |
| 三、其他重要资料与信息 |
| 第三节 可拓展的空间 |
| 第一章 霍克思——英国专业汉学奠基人与中坚力量 |
| 第一节 英国汉学史分期 |
| 一、“汉学”相关概念厘定 |
| 二、英国汉学史的四个时代 |
| 三、专业汉学时代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霍克思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 |
| 一、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 |
| 二、英国专业汉学奠基人与中坚力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霍克思的汉学观——以学术为本位 |
| 第一节 霍克思的汉学研究观 |
| 一、汉学研究价值的认知 |
| 二、汉学研究内容的明确 |
| 三、汉学论着读者的判定 |
| 四、汉学研究方法的主张 |
| 五、汉学文献阐释的视域 |
| 第二节 霍克思的中国文学文化观 |
| 一、霍克思谈儒教 |
| 二、霍克思论新中国的文化发展 |
| 三、霍克思看新文化运动 |
| 第三节 霍克思的汉学翻译观 |
| 一、追求忠实传译与接受效果 |
| 二、明确目的与读者群 |
| 三、注重文本的学术研究 |
| 四、再现意象与典故 |
| 五、兼顾作者、读者与文本 |
| 六、主张翻译无定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霍克思的汉学教学——专业汉学人才的培养 |
| 第一节 牛津汉学教学的滥觞与发展 |
| 一、牛津学院式汉学的建立 |
| 二、牛津汉学科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牛津专业汉学的正式确立 |
| 一、霍克思汉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说 |
| 二、霍克思牛津汉学教学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霍克思的汉学研究——汉学文献的意义阐释 |
| 第一节 霍克思《楚辞》研究 |
| 一、《楚辞》研究概述 |
| 二、《楚辞》研究成果 |
| 第二节 霍克思中国诗歌研究 |
| 一、霍克思对汉诗欣赏的见解 |
| 二、霍克思对超自然现象的继续关注 |
| 第三节 霍克思《红楼梦》研究 |
| 一、《红楼梦》中的超自然力 |
| 二、《红楼梦》中的象征主义与幻灭主题 |
| 三、《红楼梦》的前身与开篇 |
| 第四节 霍克思的中国戏曲研究 |
| 一、霍克思中国杂剧研究 |
| 二、霍克思《桃花扇》研究 |
| 第五节 霍克思的中国文学专题研究 |
| 一、对中国文学“情”的关注 |
| 二、关于钱钟书的个案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楚辞》全译本——南楚文化的西方展示 |
| 第一节 霍克思《楚辞》翻译渊源 |
| 第二节 《楚辞》英译的预设目标 |
| 第三节 《楚辞，南方之歌》的准确性诉求 |
| 一、选择可信的翻译底本 |
| 二、倚重中外学者的前沿成果 |
| 三、全译展现原貌 |
| 四、做足辅助工作 |
| 五、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 |
| 第四节 《楚辞，南方之歌》的可读性追求 |
| 一、注释和导论简单明了 |
| 二、花草译名趋于通俗易懂 |
| 三、度量衡西化及独特排版 |
| 四、尽力保留原作的意象与典故 |
| 五、利用节奏与谐音稍现原作音韵 |
| 第五节 霍克思《楚辞》译本修订与标准 |
| 一、修订版的改动 |
| 二、修订标准 |
| 第六节 霍克思《楚辞》译本的影响 |
| 一、西方评价 |
| 二、被征引情况 |
| 三、翻译启示 |
| 第七节 霍克思《楚辞》译本的误译问题 |
| 一、初版正确修订时改错 |
| 二、两版译文均存在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杜诗入阶》——中国文化的入门教材 |
| 第一节 《杜诗入阶》的翻译渊源 |
| 一、早期对杜诗的关注 |
| 二、译介对象的选定 |
| 第二节 《杜诗入阶》的特色编排体例 |
| 一、注本体例 |
| 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杜诗入阶》的中国文化传播 |
| 一、《杜诗入阶》中国文化传播全举 |
| 二、《杜诗入阶》的交流价值界定 |
| 第四节 《杜诗入阶》的西方接受 |
| 一、《杜诗入阶》在西方的接受情况 |
| 二、《杜诗入阶》西方接受之思考 |
| 第五节 《杜诗入阶》译文问题 |
| 一、专有名词把握不准 |
| 二、一词多义选择不当 |
| 三、字词句义不解 |
| 四、诗句停顿或结构混乱 |
| 五、典故与成语的误读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石头记》——说英语的“石头” |
| 第一节 娱乐读者的文学翻译 |
| 一、《石头记》的翻译渊源 |
| 二、《石头记》的翻译初衷 |
| 三、签约翻译《红楼梦》 |
| 第二节 《石头记》的翻译底本 |
| 一、以程高本为主 |
| 二、综合脂本文字 |
| 第三节 《石头记》的翻译策略 |
| 一、地道英语生动再现异域文化 |
| 二、文内添译减轻通信负荷 |
| 三、以不同语种分类翻译原作人名 |
| 四、调和中英文化差异的必要改译 |
| 五、“译出一切”再现译本原貌 |
| 第四节 《石头记》的接受效果 |
| 一、华人世界的普遍赞同 |
| 二、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 |
| 第五节 关于《石头记》的更多思考 |
| 一、《石头记》成功的译外因素 |
| 二、《石头记》存在的问题 |
| 三、关于《石头记》的归化问题 |
| 四、《石头记》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霍克思中国戏曲翻译——未竟的理想 |
| 第一节 戏曲片段翻译 |
| 第二节 《蟠桃会》翻译 |
| 第三节 《洞庭湖柳毅传书》翻译 |
| 一、力求译出一个演出剧本 |
| 二、长篇导论与附录的助阵 |
| 第四节 霍克思戏曲英译之反思 |
| 一、主观上的西方立场 |
| 二、客观上的重重困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1 霍克思亲笔赋次韵汉诗 |
| 附录2 大卫·霍克思汉学年谱简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西文东渐与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1913-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从“花木兰”现象谈起 |
| 二、西文东渐与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改编的繁荣景象 |
| 三、从跨文化改编视角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电影 |
| 四、改编与文化：一个被忽视的理论领域 |
| 五、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内容、方法和框架等 |
| 上篇：银幕“译”史：外国文学在中国早期 银幕上（1913-1931） |
| 第一章 中国电影跨文化改编的滥觞——《茶花女》与外国侦探小说 |
| 第一节 《茶花女》在中国早期电影银幕上 |
| 第二节 外国侦探小说与中国早期电影 |
| 第二章 包天笑和明星影片公司的改编 |
| 第一节 包天笑改编《空谷兰》 |
| 第二节 从《复活》到《良心复活》 |
| 第三节 明星公司的“苦儿救母记”——《小朋友》 |
| 第三章 进步的现代性：侯曜与“易卜生主义” |
| 第一节 中国早期银幕上的“娜拉”与“人民公敌”——《弃妇》 |
| 第二节 聚焦妇女道德问题的《一串珍珠》 |
| 第三节 《伪君子》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想象 |
| 第四章 莎剧在中国早期银幕上及其它改编作品 |
| 下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现象的理论思考 |
| 第五章 早期改编的选择、方法与观念 |
| 第一节 早期改编的选择：欧美文学中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早期改编的观念：从“银幕翻译”到“文化利用” |
| 第三节 早期改编的方法：从“豪杰译”到“豪杰编”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女律师》中 “立券”一场的“意义流转” |
| 第六章 作为一种文化翻译的跨文化改编 |
| 第一节 从“多元系统论”看中国电影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关系 |
| 第二节 制约早期跨文化改编的若干因素 |
| 第七章 从跨文化改编视角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电影的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早期电影在传统电影史中的评价 |
| 第二节 理解“现代性”：时间、空间与观看机制 |
| 第三节 “现代性”在早期改编作品中的多义呈现 |
| 结语 |
| 附录 1932 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四、从中外文学名着中管窥金钱的“魔力”（论文参考文献）
- [1]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2]刘恒影视文学研究[D]. 吉俊虎.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3]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林译小说”研究（1899-1919）[D]. 李宁. 暨南大学, 2017(01)
- [4]社会转型与空间叙事 ——美国早期哥特式小说研究[D]. 苏加宁. 吉林大学, 2017(09)
- [5]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D]. 张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艺术与资本 ——以严肃艺术与娱乐艺术为考察对象[D]. 杨深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1)
- [7]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D]. 郭英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8]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D]. 陆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9]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D]. 王丽耘.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1)
- [10]西文东渐与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1913-1931）[D]. 徐红. 上海大学,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