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丹曲,郑敏芳[1](2020)在《甘南卓尼(co-ne)历史文化研究综述》文中指出卓尼不仅在历史上受到历代中央王朝的关注,而且也是近当代人类学、社会学家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热点地区,产生了相关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文章通过对相关论文的盘点,分析了卓尼地域文化研究的现状并展望了未来研究趋势。
孙佳琪[2](2020)在《清代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柔性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清一代296年对藏传佛教寺院的治理是比较成功的,出于统治的需要,中央王朝在继承元明两朝治理藏传佛教寺院的基础上,几经完善,进一步加强了对藏传佛教寺院的治理。梳理清代治理藏传佛教以及佛教寺院的种种措施,我们发现,在寺院管理的过程中,除了采取刚性的法律制度外,还会采取柔性策略以达到治理的效果。一方面,中央王朝利用蒙藏民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之特点,通过封赏藏传佛教最有影响力的四大活佛、驻京呼图克图以及甘青地区的一些活佛,利用藏传佛教活佛治理蒙藏地区以及藏传佛教,使得双方之间达到一种良性的互动,中央王朝利用活佛的宗教影响,加强了对蒙藏地区的治理,活佛借助中央王朝的权威提高了自己的宗教地位。另一方面,敕建寺院以彰显国家权威,赐匾赐额以提升寺院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广建演教之地,广推佛法,广受信教之众。彰显国家意志,提高寺院地位,扩大寺院的影响力,从而达到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作为治理蒙藏地区的补充措施,实践证明,这一策略在促进国家统一、民族边疆地区的团结和的稳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因地制宜的制定合理的民族宗教政策,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强有力保证。
雍赟[3](2019)在《晚清爱国高僧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拉参研究》文中指出同治、光绪年间,新疆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加剧之际,赴新疆化缘的甘肃藏族僧人棍噶扎拉参协助清军守卫边疆,为收复新疆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清朝封以察罕呼图克图名号。本文对棍噶扎拉参一生传奇式的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绪论部分申明了选题的意义,回顾了相关学术史,对参考的汉、俄、藏等多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说明。重点集中辩析并指出现存汉文、藏文的各种棍噶扎拉参传记版本,都是源于拉卜楞寺高僧噶桑勒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写成的厚达尺余的(五百余页)藏文手稿本。这一手稿本尘封于拉卜楞寺藏经楼八十余年,1990年初始由南吉旺姆女士分批借出组织专业人员誊抄,再请马进武教授校订,于199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藏文铅印本,汉文译名为《喇嘛嘎布·强巴图道贡嘎坚赞传》。以后所出棍噶扎拉参传记的各种版本多为该藏文本的缩略本或摘抄译本,唯有吴钧先生根据藏文铅印本所译汉文本为全译本,最具权威性。吴译本于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汉文译名为《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绪论部分还对研究方法与理论指导以及本文作出的贡献与突破等问题进行了说明。正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考察了洮岷藏族与藏传佛教在洮岷地区的发展,对洮岷地区的藏族来源、藏传佛教及其在洮岷地区的传播、洮岷地区藏传佛教与额鲁特蒙古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探究,重点分析了洮岷格鲁派僧人与土尔扈特蒙古等结为善缘的背景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清朝统一新疆后,严禁西藏寺院与新疆蒙古部落之间的私自联系,但由于洮岷地区杨土司家族政治上长期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清朝对洮岷地区寺院僧人活动的管理相对宽松。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后,出于宗教生活的需求,须有他们信服的藏族僧人群体进行必要的念经禳灾作法事等宗教活动,而在其与西藏等地寺庙的联系受到限制之后,来自洮岷的僧人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第二章考察了棍噶扎拉参的出身与早期经历,包括他的出生地、祖先与父母、兄弟、出家经过及首次外出化缘的过程。根据与棍噶扎拉参有过直接交往的俄国考察家马图索夫斯基的记载,首次对棍噶扎拉参的相貌、体型等进行了勾画描述。通过对卓尼县刀告乡石矿村居住的棍噶扎拉参家族后裔的访问,结合汉译藏文传记和《清德宗实录》中的记载,首次指出棍噶扎拉参同胞为三兄弟四姐妹,并揭示了其大弟棍噶棍楚克丹赞(也作贡乔丹增)、二弟贡乔才让跟随他在新疆、西藏和家乡卓尼的活动轨迹。第三章考察了棍噶扎拉参两度赴新疆化缘弘法及其后奉还戒律,率军转战塔城的经过。棍噶扎拉参两度赴新疆广结善缘,在塔城作禳解法事的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保证了塔城被围后他能够得到土尔扈特部众的拥护追随及塔城军民的信服,为其后他获得朝廷的重视及受封为呼图克图奠定了基础。同时,对棍噶扎拉参返回家乡的时间与原因,他受比丘戒的情况及他与拉卜楞寺上层之间关系的建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此外,还考察了同治三年新疆发生动乱,塔城失守后棍噶扎拉参所经历的思想斗争和他下定决心奉还戒律,带军从征的经过。第四章考察了棍噶扎拉参率军退守阿勒泰与经营阿勒泰的活动。细致地分析了他统率额鲁特等蒙兵与执掌呼图克图印信后,西进接应索伦兵丁与俄国结怨、平定布伦托海之乱、改换呼图克图印信、援救乌里雅苏台等活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不仅对棍噶扎拉参门徒部众的来源与组织管理、阿勒泰经济的发展及承化寺的修建与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较具创见的认识,还首次利用俄国考察家戈·尼·波塔宁《蒙古纪行》中的记载,揭示了棍噶扎拉参驻守阿勒泰期间曾通过种植罂粟的特殊途径筹集经费的事实。此外,也对棍噶扎拉参赴乌苏修建普庆寺以及他为策墨林活佛转世作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第五章考察了棍噶扎拉参离开新疆的原因及其后他转赴西藏的一系列活动。棍噶扎拉参离开新疆具有很复杂的原因。虽然他既希望得到西藏格鲁派宗教上层对自己的认可,也希望能够寻找机遇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在驻守阿勒泰期间不仅与俄国交恶并引发外交纠纷,也对哈萨克部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与过激的措施。这是他黯然离开新疆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他以后的仕途产生了不利影响。还比较细致地考察了棍噶扎拉参集资助葺拉卜楞寺大金瓦殿的活动,探讨了他在西藏晋谒十三世达赖喇嘛,重新受比丘戒,调节西藏与廓尔喀的商务纠纷及争取在家乡修建贡巴大寺等各项重要活动,并对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第六章考察与评述了棍噶扎拉参赴京师的活动与创建贡巴大寺的功绩。根据相关记载指出棍噶扎拉参赴京师是四川总督丁宝桢举荐的结果,其后继任的四川总督刘秉璋、西藏办事大臣文硕等人则对他更为器重,曾建议抽调他赴西藏办事。但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认为棍噶扎拉参办事鲁莽,不宜重用,最终导致了他“储以待用”而未获重用的结果。政治上失意之后,棍噶扎拉参转而争取朝廷支持他在家乡修建贡巴大寺,并尽全力主持完成了贡巴大寺四座学院及大经堂等基础建筑工程。贡巴寺具有一次性完成多项建筑和作为洮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中少有的皇家寺院的鲜明特点。第七章分析了棍噶扎拉参再次赴新疆的原因及具体活动。指出解决伊、塔借地之争而引发的扩建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和搬迁阿勒泰承化寺徒众,是棍噶扎拉参不得不再次赴新疆的根本原因。在考察了八音沟承化寺的规制等问题后,就棍噶扎拉参赴伊犁等地超度死难军民的活动进行了评述。对棍噶扎拉参返回家乡贡巴寺的缘由进行了分析,指出其直接原因在于主持贡巴寺僧众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诵经法会,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他已经身患重病,自感不虞。第八章考察了棍噶扎拉参在家乡的弘法活动和他临终之前怀有的爱国情结。特别指出,在棍噶扎拉参为慈禧太后祝寿诵经,举办法会期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虽然此时的棍噶扎拉参已重病在身,但他对甲午战败的忧郁及渴望再度为国效力的一腔热血,体现出他高度的国家意识、爱国情结与担当精神。国忧思良将,尽管国事艰难之际朝廷最终决定起用棍噶扎拉参赴川入藏办事,但却因他的逝世而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历史遗憾。棍噶扎拉参圆寂之后,形成了转世系统与贡巴寺属寺系统。结语部分从各民族共创中华、共同缔造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弘扬藏传佛教文化丰富中华文化等视角,对近代爱国高僧棍噶扎拉参一生的活动作出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最后,笔者还编订了棍噶扎拉参年谱,希望以时间为线索,帮助人们更为直观地了解爱国高僧棍噶扎拉参的一生。
卢永林,卢红娟[4](2015)在《四世策墨林·凯珠嘉措相关史事补考》文中研究说明策墨林·凯珠嘉措是西藏四大林之一的策墨林活佛系统中第四代转世活佛,继承了策墨林前三世爱国重教的传统。他在面对西藏噶厦内部亲英分子媚外举动和不公行为时,与之争锋相对,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因而被怨恨,遭到流放藏南的报复,并在流放期间毒发身亡,实属政治迫害。
金鹏飞[5](2015)在《1862年热振事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梳理1862年热振事件基本过程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和比较归纳法,分析清初中央建立摄政制度的背景,以1862年热振事件为中心,分析1844年二世策墨林事件、1862年热振事件和1871年班丹顿珠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探讨1862年热振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原因及事件的历史影响。本文认为,1862年的热振事件是1844年以后清政府弱化摄政权力的消极影响之一,不利的摄政环境、强有力的挑战者集团的联合、加之锡德林系统的相对虚弱及三世热振活佛本人摄政能力的不足,是摄政无力平息1862年事件并被迫离职的原因。此次事件暴露了当时西藏地方摄政制度的内在缺陷和清政府对于西藏地方摄政管理体制的不成熟,使清政府对摄政的管理体制和摄政制度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于对摄政的授权与对其权力的规范有了清晰合理的思路,促进了清政府对西藏摄政制度的完善和对摄政管理体制的成熟。通过对该事件的研究,对于认识清政府治藏政策的完善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央珍[6](2015)在《西藏地方历史上的摄政人选》文中研究表明西藏地方的摄政及摄政制度在国内外的摄政历史上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对近200年的西藏地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围绕历史上西藏地方的摄政现象、摄政人选的惯例以及摄政人选的特例,对西藏地方的摄政人选特征进行研究,并分析了班禅系统与西藏地方摄政之间的关系。
张松[7](2015)在《关于西藏策墨林活佛系统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策墨林活佛系统是西藏格鲁派诸活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成之日起就积极参与和影响西藏的政治宗教生活,对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本文结合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学术性论文对有关策墨林活佛系统研究的相关成果作一个简洁清晰的综述和梳理。以期借之基础性的史学积累来应对历史人物研究和藏学研究。
魏长青[8](2014)在《近百年来甘肃卓尼调查记述及土司研究综述》文中指出甘肃卓尼地处安多藏区,民族众多。自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卓尼土司始祖些地献地投诚被封为"正千户",并因功授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至1950年第20代土司杨复兴宣布起义,同时废除土司制度,历经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传承532年,对甘、青、川藏区影响甚大。近百年来,学界对土司制度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重心主要放在西南地区,对西北土司研究较少。因此,对甘肃卓尼土司研究资料展开梳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安多藏区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并丰富我国民族史、区域发展史研究的内容。
魏长青[9](2014)在《民国以来甘肃卓尼土司研究综述》文中指出甘肃卓尼土司自明朝永乐年间第一代土司些地献地投诚至解放后土司制度被废除,历经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共传承二十代五百三十多年,对甘、青、川藏区影响甚大。民国以来,不断有中外学者对卓尼土司开展相关研究,归纳起来,研究范围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彭博[10](2013)在《2000年以来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新世纪以来,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的研究,在佛教传播发展与民族文化关系、教派及经典、寺院建制、僧传人物、实地调查与文献译介等方面都取得了丰赡的成果。本文对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和简要评述。
二、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甘南卓尼(co-ne)历史文化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宗教研究 |
(一)人物研究 |
1、策墨林活佛系统的研究 |
2、喇嘛噶绕仓的研究 |
3、名僧研究 |
(二)卓尼版《大藏经》研究 |
1、版本及其部数 |
2、藏蒙地区的传播 |
3、开发利用 |
(三)禅定寺研究 |
(四)藏传佛教文化研究 |
(五)印经院研究 |
二、艺术研究 |
(一)手工艺研究 |
1、石雕艺术研究 |
2、木雕艺术研究 |
3、其他手工艺研究 |
(二)舞蹈研究 |
1、莎姆舞/巴郎鼓舞 |
2、法舞 |
(三)音乐研究 |
1、民歌研究 |
2、乐器研究 |
3、综合研究 |
三、土司研究 |
四、风俗、历史、考古、族群、语言研究 |
(一)风俗习惯研究 |
(二)历史事件研究 |
(三)文物考古研究 |
(四)族群研究 |
(五)语言研究 |
五、未来研究展望 |
(一)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会逐步提高 |
(二)未来研究的热点在原有基础上略有变化 |
(三)未来的研究方法将趋于多样 |
(2)清代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柔性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重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清王朝与藏传佛教 |
第一节 清朝与藏传佛教的渊源 |
第二节 清朝治藏方略的发展与演变 |
第三节 恩威并施的藏传佛教寺院管理 |
第二章 柔性策略治理下的藏传佛教活佛 |
第一节 封赏四大活佛,加强蒙藏治理 |
第二节 封赏驻京呼图克图,用以辅政弘教 |
第三节 封赏甘青地区活佛,注重宗教治理 |
第三章 柔性策略治理下的藏传佛教寺院 |
第一节 敕建庙宇以彰显国家权威 |
第二节 御赐匾额以提高寺院地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晚清爱国高僧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拉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选题意义 |
学术史回顾 |
基本文献资料 |
研究方法与理论指导 |
本文的贡献、突破点与不足 |
第一章 洮岷地区藏族源流与藏传佛教的发展 |
1.1 洮岷地区的藏族源流 |
1.1.1 吐蕃势力进入之前的洮岷民族 |
1.1.2 吐蕃东进与洮、岷地区的吐蕃部落 |
1.2 藏传佛教及其在洮岷地区的传播 |
1.2.1 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 |
1.2.2 藏传佛教在洮岷地区的传播 |
1.2.3 洮岷藏传佛教僧人阶层的特点 |
1.3 洮岷地区藏传佛教与额鲁特蒙古 |
1.3.1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额鲁特蒙古和硕特部 |
1.3.2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准噶尔蒙古 |
1.3.3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土尔扈特蒙古 |
1.3.4 洮岷格鲁派僧人与土尔扈特蒙古等结为善缘的背景条件 |
第二章 棍噶扎拉参的出身及早期经历 |
2.1 棍噶扎拉参的出生地、祖先、父母与兄弟 |
2.1.1 棍噶扎拉参的出生地 |
2.1.2 棍噶扎拉参的祖先 |
2.1.3 棍噶扎拉参的父母与兄弟姐妹 |
2.2 棍噶扎拉参的相貌、名称与出家经过 |
2.2.1 棍噶扎拉参的相貌 |
2.2.2 棍噶扎拉参的各种名称 |
2.2.3 棍噶扎拉参出家经过 |
2.3 首次外出化缘弘法及所到的“下部蒙古” |
2.3.1 首次外出化缘弘法 |
2.3.2 “下部蒙古”究系何处 |
第三章 两度赴新疆化缘弘法与奉还戒律率军转战 |
3.1 首次赴新疆化缘弘法 |
3.1.1 在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广结善缘 |
3.1.2 赴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弘法 |
3.1.3 赴塔尔巴哈台作禳解法事及其影响 |
3.2 返回家乡的原因与活动 |
3.2.1 返回家乡的原因 |
3.2.2 在家乡的受戒等活动 |
3.3 再次赴新疆化缘弘法与奉还戒律 |
3.3.1 再次赴新疆化缘弘法 |
3.3.2 新疆的动乱与奉还戒律 |
3.4 塔城解围与退守阿勒泰 |
3.4.1 塔城解围与赐封呼图克图名号 |
3.4.2 塔城失守与执掌关防退守科布多境内 |
第四章 退守阿勒泰后的军事活动与经营阿勒泰 |
4.1 在阿勒泰的军事活动 |
4.1.1 统率额鲁特等蒙兵,执掌呼图克图印信 |
4.1.2 西进接应索伦兵丁与俄国结怨 |
4.1.3 平定布伦托海之乱 |
4.1.4 裁撤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与改换呼图克图印信 |
4.1.5 援救乌里雅苏台与返回阿勒泰借地安插 |
4.2 在阿勒泰的经营活动 |
4.2.1 门徒部众的来源与组织管理 |
4.2.2 经济的发展 |
4.2.3 创建承化寺及其影响 |
4.3 赴塔城、乌苏及为策墨林转世作出贡献 |
4.3.1 赴塔城的活动 |
4.3.2 在库尔喀喇乌苏修建普庆寺 |
4.3.3 为策墨林擦汗诺门罕活佛系统的传承作出贡献 |
第五章 离开新疆取道成都赴西藏及在西藏的活动 |
5.1 离开新疆的原因 |
5.1.1 奏请给假暂离新疆的理由 |
5.1.2 请求给假暂离新疆的深层次内因 |
5.1.3 涉及中俄外交的两次争端 |
5.1.4 斩杀哈萨克头目之子勒逼缴纳牲畜 |
5.2 集资并助葺拉卜楞寺大金瓦殿 |
5.2.1 为助葺拉卜楞寺大金瓦殿集资 |
5.2.2 助葺拉卜楞寺大金瓦殿及向四世嘉木样等奉献 |
5.3 离开新疆取道成都前往西藏 |
5.3.1 从库尔喀喇乌苏经哈密、兰州、西安到成都 |
5.3.2 从成都到拉萨 |
5.4 在拉萨的活动 |
5.4.1 朝拜大小昭、晋谒十三世达赖、重新受戒、在三大寺巡礼 |
5.4.2 调解藏喀商务纠纷与争取发还策墨林庄园 |
5.4.3 参加中法开战祈祷大法会及向大昭寺佛祖像奉献宝冠 |
5.4.4 在帕邦喀建神殿和准备在家乡修建贡巴大寺的活动 |
第六章 远赴京师与建成贡巴大寺 |
6.1 离开拉萨远赴京师 |
6.1.1 离开拉萨前往成都 |
6.1.2 赴京师的原因与契机分析 |
6.2 到京师后的活动 |
6.2.1 到达京师后与理藩院官员的争执 |
6.2.2 赴五台山朝拜 |
6.2.3 朝廷对任用棍噶扎拉参的不同意见及最后的决断 |
6.2.4 争取朝廷对修建贡巴大寺的支持 |
6.3 返回家乡与创建贡巴大寺 |
6.3.1 返回家乡 |
6.3.2 主持创建贡巴大寺 |
6.3.3 贡巴大寺的创建特点与目前概况 |
第七章 再赴新疆及扩建八音沟承化寺 |
7.1 再赴新疆 |
7.1.1 再赴新疆的原因 |
7.1.2 驻锡库尔喀喇乌苏与赴阿勒泰承化寺 |
7.2 扩建乌苏八音沟承化寺 |
7.2.1 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原有的基础 |
7.2.2 乌苏八音沟承化寺的建设 |
7.3 赴伊犁超度死难军民及返回家乡 |
7.3.1 赴伊犁等地超度死难军民 |
7.3.2 离别新疆返回家乡的原因 |
7.3.3 离别新疆返回贡巴大寺 |
第八章 在家乡的建寺弘法活动与最后的爱国情结 |
8.1 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与寺院建设 |
8.1.1 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 |
8.1.2 继续建设贡巴大寺 |
8.2 甲午战事中的爱国情结与朝廷“国忧思良将” |
8.2.1 对甲午战事的忧郁与爱国情结 |
8.2.2 朝廷“国忧思良将”与历史的遗憾 |
8.3 圆寂与转世 |
8.3.1 圆寂与荣典 |
8.3.2 转世与贡巴寺属寺系统 |
结论 |
附录:棍噶扎拉参年谱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四世策墨林·凯珠嘉措相关史事补考(论文提纲范文)
一、生 平 |
二、流放藏南原因 |
三、四世策墨林死因考 |
(5)1862年热振事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热振出任摄政的背景 |
第一节 1845年以前的摄政系统 |
第二节 锡德林进入摄政系统 |
一、丹吉林第穆系统和功德林济咙系统雄厚的地方根基和中央背景 |
二、策墨林突出的中央背景 |
三、锡德林哷徵寺系统的弱点及进入摄政系统的过程 |
第三节 清廷任命热振阿奇图诺门罕担任摄政 |
第二章 1862年热振事件 |
第一节 夏扎家族对摄政职位的觊觎 |
一、夏扎家族的壮大及其对权力的追逐 |
二、夏扎对摄政的首次挑战 |
第二节 1862年热振被迫离职 |
一、热振(哷徵)被迫离职的过程 |
二、驻藏大臣在热振事件中的作用 |
三、清廷对于热振事件的态度 |
第三节 1862年热振被迫离职的原因 |
一、不利的客观环境 |
二、夏扎家族的影响力及其与哲蚌寺、甘丹寺的联合 |
三、摄政一世锡德林自身及其系统的影响力不足 |
第三章 1862年热振事件对摄政制度调整的影响 |
第一节 1862年热振事件暴露出的弊病 |
第二节 清廷对摄政制度的调整和完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6)西藏地方历史上的摄政人选(论文提纲范文)
一、历史上西藏地方的“摄政现象” |
二、摄政人选的惯例 |
三、摄政人选的特例 |
1. 甘丹赤巴系统中的摄政 |
2. 班禅系统与摄政 |
3. 俗官摄政:贵族夏扎·旺曲结布 |
4. 摄政辞职后的继任人选:达札活佛阿旺松绕土多旦巴杰增 |
(7)关于西藏策墨林活佛系统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涉及策墨林活佛系统的西藏摄政研究综述 |
二、以策墨林活佛系统为核心对象的研究综述 |
三、关于策墨林活佛系统发展生存的大环境探讨研究综述 |
四、关于策墨林活佛系统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
结语 |
(8)近百年来甘肃卓尼调查记述及土司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国外学者对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的考察记述 |
二、近百年来国内学者对卓尼土司的研究 |
(一) 20世纪30、40年代卓尼调查记述 |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卓尼土司的研究 |
(三) 对卓尼土司与西藏策墨林之间关系的研究 |
结语 |
(9)民国以来甘肃卓尼土司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民国时期学者对卓尼地区的考察研究 |
对卓尼土司制度的研究 |
对卓尼禅定寺及西藏策墨林活佛系统的研究 |
对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及卓尼版《大藏经》的研究 |
(10)2000年以来甘青地区藏传佛教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藏传佛教传播发展和民族文化关系研究 |
二、教派和经典研究 |
三、寺院相关研究 |
四、僧传人物研究 |
五、实地调查研究和文献译介 |
四、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甘南卓尼(co-ne)历史文化研究综述[J]. 丹曲,郑敏芳.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
- [2]清代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柔性策略研究[D]. 孙佳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晚清爱国高僧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拉参研究[D]. 雍赟. 兰州大学, 2019(02)
- [4]四世策墨林·凯珠嘉措相关史事补考[J]. 卢永林,卢红娟.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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