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党报贴近群众的有益尝试——浅析《新华日报》A、B、C版的民主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孙玉红[1]（2020）在《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境遇。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实现道德与美好生活即幸福的关涉。关于如何通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与幸福的关涉乃至统一,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传统,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也要积极借鉴人类思想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优秀的思想资源之一。论文旨在透过对亚里士多德（下文简称“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系统梳理与把握,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明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实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论文分三部分。从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相关智慧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现实境遇观照的视角出发,批判借鉴亚氏关于公民、德性、正义、公民教育、幸福等思想资源,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分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面临的各种困境,并从公民道德资源供给不足即理论资源、制度资源、实践资源供给不足找到原因与解决方案。在这些方面,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由此,论文展开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目的、内容指向、自然进路、生成路径的系统梳理与批判挖掘:亚氏公民教育思想围绕“什么是优良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优良生活”展开。他认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人的目的在于幸福。德性是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是事物的潜在功能。人的独特功能在于人的理性,因此,人的目的就在于灵魂的理性功能的卓越发挥与实现,在于理性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作为最高善,是人的一生中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样,亚氏就把德性与幸福相统一,幸福就在于德性的实践。城邦的起源与目的也在于幸福。因此,在合目的性意义上,城邦幸福就应该相同于个人幸福;而在现实可能性上,只有在理想的“轮番为治”的宪政政体中才能实现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统一。公民教育是弥合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最佳途径,是公民德性养成和城邦善治的最佳途径。公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备善德的过幸福生活的好公民,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由此,公民教育是支持公民德性功能逐步展开、实现的过程,是公民的理性或自由意志在过城邦幸福生活中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亚氏的公民教育本质上是自由教育。既然幸福在于人一生中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那么,公民教育的内容就其指向而言,就应该指向完满德性。论文探讨了完满德性的本质、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从公民教育内容的角度去诠释好人、好公民的德性。完满德性包含伦理德性、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伦理德性是合于实践智慧的品质,因此,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是道德的一体两面,即德性与德行,德性养成于实现活动即德行中。理论智慧虽是自足的、完满的理论理性的实现活动,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沉思,但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沉思生活是只有神才可以过的生活,因此,亚氏强调城邦现实生活中、人的可实践的理论智慧的沉思活动而非沉思生活,因为人的现实生活、自我实现也是需要沉思活动或反思活动的。由此,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过德性德行即道德的生活,在于人的一生中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公民教育指向完满德性及其实现。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于自然。德性的养成要经过公民教育习惯化训练的过程,同时,要效法自然,即遵循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自然教育。论文遵循亚氏所言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教育的自然教育过程,透过对亚氏理想城邦中不同阶段切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的阐释,清晰地呈现了不同阶段德智体美等全面的教育,这些内容的教育即使有实用的功效也是为了培养善德,都指向道德及其教育。这样,就进一步明晰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公民教育是以公民德性养成为指向和内容的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即为现代的公民道德教育。公民德性的养成要在城邦生活实践中实现。城邦需要为公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即城邦要以正义的制度和法治为公民教育提供硬环境,以公民友爱为公民教育提供软环境,让公民既得到理性的指导与约束,又获得情感的浸润与陶冶,从而实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生活教育。论文最后批判借鉴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揭示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可以批判借鉴的思想启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在于德福一致;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自由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要遵循公民身心成长的自然规律,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包括德智体美劳在内的指向公民德性养成的全面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由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训导的全过程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现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合力而成的全员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公民过道德生活的实践中实现,在公民尊崇善德善行的德行有用的正义、友爱、法治的优良城邦、优良政体、优良生活中得以实现。
张学霞[2]（2019）在《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文中研究表明当下国内外传播学研究中空间转向研究已成为一种显现的趋势。其中,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成为空间转向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为顺应传播学空间转向研究态势,同时也为推动中国区域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宁夏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选取宁夏作为考察地方空间内大众传播活动的背景空间,选取1926年-2018年这近百年的历史时长作为考察地方空间内大众传播活动的背景时间,重点考察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生成、演进的动力机制,结构性特征,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以及它在促进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功用。本研究拟解决如下问题:如何从特殊性入手追求普遍性?如何在强调地方大众传播经验的同时,提炼出地方大众传播网络在推动和促进国家一体化发展方面的作用机制,实现对求异之上的求同的理解?本文共五章。整体而言,梳理了 1926-2018年间宁夏主要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呈现了它们发生、发展的脉络,展现了其中部分媒体消失、消亡、断裂发展的场景。采用了历时性、结构性的视角,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以文献为基础,勾勒出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生成与演进的全程、全貌,构建出不同历史阶段中宁夏四种大众传播网络模型。绪论。此部分阐明了选题背景、选题缘由、研究思路、研究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对国内外研究做了综述,评析了宁夏新闻传播的研究现状。还界定了核心概念,说明了研究方法、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研究的不足之处。此部分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命题,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力图达到什么样的研究目标。第一章。本章展现了宁夏作为地方空间的被生产过程和这一空间内存在的多民族社会关系。展现了 1926-1949年间宁夏主要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提炼出宁夏二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阐释了宁夏二元大众传播网络生成的历史意义,并概括指出了制约这一时期宁夏传媒发展并影响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三种要素。第二章。本章阐明了 1949-1979年间宁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之空间生成的缘由和过程,阐释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呈现了这一期间宁夏主要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广播传播网络占主导的三元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三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分析了媒体制度、媒体基础设施、媒介技术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支撑作用和制约作用。第三章。本章展现了 1979-2003年间宁夏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电视传播网络占据主导的多元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多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认为大众传播网络对宁夏多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团结形象有着重大的建构作用。同时剖析了媒体体制的发展与确立对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双重影响。第四章。本章展现了 2003-2018年间宁夏传统媒体、新媒体、新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层次、多类别、多媒介形态、多元力量混杂交织的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的四个结构性特征。剖析了媒介融合的概念和中国媒体融合、宁夏媒体融合的现状。剖析了用户群体的固化、迁徙与流动,以及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新媒体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影响。结论与展望。本文发现,有三种主要因素推动和促动了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的生成与演进。是权力贯穿于大众传播网络演进的始终,并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安排为它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基础设施的配置和技术的发展创新成为宁夏大众传播网络不断演进的强劲驱动力。本文还发现,宁夏大众传播网络在促进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多元一体以及多民族融合等方面,在反映、形塑和建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象和地方形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呈现出以下四个结构性特征。它具有极不稳定-相对不稳定-比较稳定—又开始不稳定的发展特征。同时,它还具有结构上的发展不平衡特征,层级上的汇集性和类别上的分散性特征,以及网络横向间弱连接性等特征。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生成与演进对当下的启示:未来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必将是不同媒介并立共存、相互转化的过程。媒体融合能够促进传播网络之间的融通和连接。最后,媒体传播网络与政务系统传播网络和自媒体传播网络之间的竞争将加剧。
李文杰[3]（2019）在《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让一般民众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彰显民主和保障公正的重要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典型的参审制度,是中国式的陪审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成效,但其却几度沉浮和复苏,表现出极不稳定的发展历程和实践运作。至2004年《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行和实施,预示着法治语境下人民陪审员制度建设的再度起航。然而,《决定》的出台与实施并未彻底消除理论和实务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诘问,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从价值论到结构论再到实践论,不一而足。理论争议的趋向和程度加剧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并催生了《人民陪审员法》出台和实施。作为对理论诘问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该法吸纳了诸多理论建议,使其在制度目的、结构安排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更具合理性和精细化,趋向于理想型的制度模型。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未失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凸显陪审员制度建设的中国道路。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一转向,是理论逼供使然还是审慎实践需求的考量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研讨,力图从本源上攫取保证人民陪审运行和效果彰显的理论资源。基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本文在梳理陪审制度历史的基础上以人民陪审实践活动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认同、陪审员遴选、参与庭审和庭审评议等环节中的现实状况,并结合量化分析对制度运行中的相关因子作了假设验证分析。全文除导言外共分7章,各章概要分述如下。导言部分,确定了论文的研究进路,厘定了当下陪审制度的不同形式并作了概要性的陈述,为后文研究展开和分析确立了逻辑思路。作为国家司法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陪审制度是为学界耳熟能详的话题。目前,关于陪审制度的渊源、种类、制度内容、运行机理和功能的学术研究已日臻完善,分析也愈发透彻和明晰。但是,这一研究现象的背后,却缺乏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翔实考察,造成理论阐述上的错位和实践运作的乱象,尤其是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定位。正因如此,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普适性价值和理念指导下的陪审制度,是否存在制度构造和具体实践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有存在何种表现?进一步的追问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构造是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的唯一参照系和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探究当今社会中存续并与我国司法环境、诉讼构造和政治结构等相近的国家陪审制度,更有助于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内容深化。第一章以陪审制度的萌芽样态为起点,主要解释和分析了陪审制度的古代类型、演变形态及相应的制度构造。考虑到学界对陪审制度起源的争议,文章将以下述逻辑展开论述,（1）古雅典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重点阐述了古雅典的赫里埃和古罗马百人团会议等参审制度及其运行机制。（2）在前述解析的基础上,文章转向对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分析。英国陪审团经历了由起诉陪审制向审理陪审制的演进过程,最终形塑出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3）论述了美国对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并建构了适应本土政治气候条件的大小陪审团制度类型及各自的运行程序。（4）论述了陪审制在欧亚的移植及运行的情况。内容涉及制度移植经历及其失败的成因,以及后期陪审制度的建设和改造。第二章论述了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类别化方式将基本理念划分为传统型和发展型理念。传统型理念分为民主价值、公正价值和分权制衡功能。发展型理念是以司法改革需求和精神而界定的制度理念,包括增进国民对司法的理解,提高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强化司法的民主正当性;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改造。第三章以历史视角论述了近代中国陪审制度建设和变革的状况。第一节主要分析了清末陪审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概况,揭示了引进陪审制度的必要性和欲以达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制度构造、运行机理,以及其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并推导出陪审制度难以贯彻落实的真实原因。第二节介绍和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参审陪审条例》和《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的立法背景、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并论证了两部法律难以实施并彰显功能的真实原因。第三节简要分析了工农政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的人民陪审制度,以各期陪审法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陪审合议制、陪审员来源和庭审评议等程序问题。第四章回归到1949年1999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状况。以数据逻辑看,该阶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均呈显着弱化的趋势。依据这一趋势,发现政治结构、治理方略、司法功能和司法理念等变化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显着影响,尤其是司法功能的几度转化,直接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曲折发展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功能的反复更迭。第五章以社会转型的视阈,分别以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性等方面剖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度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并以近十年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数据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显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效果评价因评价指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两种评价机理”的现象。其中,官方评价遵循了民主化的逻辑,将参审人数、参审案件数量等参数作为评价指标,并得出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喜人效果;而理论评价则以实践过程中的参数为验证指标,指出人民陪审工作严重虚华,未能彰显制度的预期功能。第六章以上海三区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实践为分析对象,重点检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践中各项环节的运行状况。第一节为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介绍了展开研究的前期工作和内容安排,包括调查法院、受试对象、调查方式和调查时间等内容,以及对调查结果的具体说明;第二节是确定研究问题并依文献提出相应假设。为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文设计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式,并根据问题设计相应验证假设。第三是统计结果。主要包括问卷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包括陪审员信息资料、遴选资料、庭审调查和庭审评议等信息,并对相关数据信息作统计技术的处理。第四节是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根据统计结果,对制度实践中陪审员的遴选情况、专业结构、来源结构和庭审表现等内容进行分析和释明。在此基础上,结合先期理论研究的结论采取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诊断文中假设是否成立,并由此判断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改革举措是否得当。第七章内容是依据前文分析结论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的展望和具体设计。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观察和统计分析,发现导致陪审效果不彰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制度性问题,而是涵盖了文化因素、主体性问题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等。为此,本章内容提出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主体性建设和规范的互补机制建设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其中,主体性建设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意识之缺失为分析和推演基点,提出法治自觉、陪审自信和陪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规范互补机制则围绕人民陪审规范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单一性为出发点,论证了规范脱轨或偏误所引致的问题及其风险;进而,提出内部规范的优化、互补和外部规范互补机制两种建设路径。内部规范互补强调制度内部各项规范的完善及相互协调关系;外部规范互补强调诉讼规范与人民陪审规范之间的协调与支持。
黎博[4]（2019）在《抗战歌曲的爱国主义动员研究》文中认为抗战歌曲是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入侵中国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谱写的歌曲。抗战歌曲内容丰富,主要包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号召广大民众参军作战、宣传中国共产党全民族一致抗日的主张、歌颂领袖与抗日英雄、展现地方民俗文化与生产建设精神面貌等。歌曲风格多样,种类繁多,其涵盖范围之广、影响之远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竭动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文艺思想武器,抗战歌曲歌颂了人民奋勇反抗的无畏精神,激昂的旋律背后是千千万人民的呼唤与呐喊。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非决定于物。因此,抗战歌曲对人民群众的动员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根本上看,动员是对人的动员,这里的人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动员群众实质就是动员社会实践的主体,实践主体即人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社会实践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抗战歌曲的爱国主义动员是抗战歌曲的动员细化所得。抗战歌曲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关联性,爱国是一种具体的、实在的崇高情感,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抗战歌曲不仅是爱国志士谱写的宏伟乐章,更是鼓舞广大民众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时代号角。重温抗战歌曲的同时开展抗战歌曲动员研究,概述抗战歌曲的时代背景与其内涵和特征,把握抗战歌曲的发展历史,厘清爱国主义的含义、内涵与特点,探究抗战歌曲对广大群众爱国之情的培养与激励,并在新形势下充分利用抗战歌曲的爱国元素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感。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还可以以此为抓手有效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共八章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为论文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在此部分中,对抗战歌曲动员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同时,将目前对抗战歌曲,社会动员和文艺动员等关键词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整理,分析了现有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开展本文的研究写作。第二部分分析抗战歌曲启蒙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对抗战歌曲与爱国主义动员进行概述及对抗战歌曲背景与内涵的历史发展与阶段性特征,包括论文的第二、三章。该部分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归纳演绎法两种研究方法,主要从基础理论、思想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着手,总结抗战歌曲启蒙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对抗战歌曲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在抗战时期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抗战歌曲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许多人民心底的爱国情感,激励无数先烈为祖国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了一生。本部分分析总结了抗战歌曲蕴含的文艺风格与丰富爱国主义元素,重点探讨了爱国主义在众多抗战歌曲的具体表现,深层次把握爱国主义和抗战歌曲的紧密联系。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抗战歌曲中的动员因素和其所特有的动员功能,并联系歌词与曲调的内容进一步论证了抗战歌曲的动员功能。第三部分探讨《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这两首歌曲的特色,与它们所呈现出的历史价值、时代意义、民族精神等联系起来,包括论文的第四、五章。该部分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与系统分析法,主要对《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进行个案分析,将歌词和旋律看成一个系统,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在研究和探讨各根据地中歌曲的传唱与激励情况时,始终坚持历史分析法,按照史论结合的要求,力求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前文初步分析抗战歌曲词曲特色基础上着重分析具体案例,从中提取动员和激励因素,探析歌曲特色对于动员军民抗日有何意义。本部分从抗战歌曲与爱国主义联系基础上深度分析总结爱国主义教育作用,特别是对抗战时期人民的激励动员作用,把握抗战歌曲爱国主义教育突出表现。第四部分研究抗战歌曲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彰显和其在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复兴中的价值,包括论文的第六、七章。该部分采用系统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抗战歌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分析和把握历史社会现象,从中寻找相关联系与史实证明。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在整体把握抗战歌曲与爱国主义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突出爱国主义的当代主题,进一步挖掘抗战歌曲所蕴含的精神和思想,为迈入新时代的我们提供精神引领,让我们更好地肩负起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的重任,使抗战歌曲成为激发抗战精神力量的活动载体。本部分归纳提出抗战歌曲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意义。新时代文艺创作方向应该坚守文艺作品的时代属性、人民属性,深入生活、贴近实际,弘扬抗战歌曲中蕴含的爱国情感,继承和发展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第五部分为论文的第八章即研究结论与展望。本部分进一步对全文重要结论进行凝练总结,并今后深入的研究进行展望。针对此次研究所存在的不足进行概括分析,以期在之后能够进行适当补充和完善,继续丰富抗战歌曲的动员研究。抗战歌曲展现了中国人民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抗战歌曲的传唱、发展与文艺动员无不透露着人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抗战歌曲独特的音乐感染力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成为抗战时期众多的动员方式中独具特色的一项宣传动员手段。抗战救亡歌曲的广泛传播,在抗战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扩大了早期共产党的实力和影响力,为最终的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的我们,歌唱着往日的经典革命歌曲,激励着我们宽阔胸膛内的那一颗中国心。抗战歌曲作为开展爱国教育的载体,作为蕴含丰富情感的时代经典,必然需要在新时代以崭新姿态驻足于人民的脑海一角。爱国主义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精神纽带联系着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更以一种继往开来之势团结和凝聚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要在弘扬和歌颂抗战歌曲过程中不断为其注入的时代内涵,谱写新时代新篇章,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实现祖国伟大复兴。
尚方超[5]（2018）在《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各种外来因素对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国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政党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成为解决民族与国家问题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近代政党,以极强的使命自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改变国家命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共擎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旗,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战动员。而重视报纸,特别是充分发挥党报的功能,是中共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途径。报纸,自近代以来,就成为重要的传媒工具和舆论平台,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共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十分重视报纸。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结合日本侵华的时代环境和全国联合抗日的社会需要,发展了自身的报纸舆论工作,形成了较为系统和颇具特色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可以说,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是其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1938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合法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自明。自创办伊始,《新华日报》就致力于成为抗战的号角和人民的喉舌,被誉为“新华军”。在中共全国范围的抗战动员方面,《新华日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报纸灵魂的社论,是《新华日报》上最具思想价值和理论力量的内容,是《新华日报》发挥抗战动员作用的重要阵地。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寄予了厚望,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负责同志,不仅作为“把关人”审阅和修改社论,而且亲自撰写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呈现出了初始形态、完整形态、最终形态三种不同的生态,数量达到了两千余篇,涉及国际国内的不少重要话题,在时间、类型、主题、性质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体现了中共将抗日置于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的使命自觉,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方略。社论对国内的悲观失望风气和妥协投降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宣传了坚持持久抗战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法西斯国家内部反战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宣传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倡导团结抗日;社论以国民参政会为契机,对中共主张的民主自由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读和宣传,号召为抗战动员提供民主自由的政治保障。《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宣传,树立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扩大了中共的话语权,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抗战动员的关键一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是《新华日报》社论在抗战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抗战力量与日本法西斯是相互对立的两元,并且前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后者是侵略者,是罪恶的。正义与罪恶的设定,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重要内核。凡是加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的政府、军队、人民等,都是正义的;凡是依附于日本法西斯的汉奸卖国贼等,都是罪恶的。凡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等,都是值得提倡的;凡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妥协风气、悲观心理都是必须禁止的。《新华日报》社论,直接宣告了与日本法西斯的对立,紧扣抗战的时代主题。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为国人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与行为选择的依据,是中共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为了坚守《新华日报》社论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中共进行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围绕《新华日报》社论,国共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在国民党视域中,《新华日报》的诸多社论,系“不妥”言论,或是造谣诽谤,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失之偏颇,或是妨碍大局。为此,国民党在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对社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压。在共产党的视域中,《新华日报》社论符合新闻自由的精神和言论报国的宗旨。因此,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大局和具体形势的需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围绕《新华日报》社论的博弈,展现了国共双方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利益关切。同时,这些关于社论的斗争,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民族利益之下,在国家命运面前,如何巧妙处理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第二,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纠偏。《新华日报》社论倾注了撰写者的大量心血,但由于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管理者对复杂局势把握不准、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等原因,难免出现一些偏谬。中共十分重视《新华日报》社论呈现的舆论动向,通过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的方向,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对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绳愆纠谬。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新华日报》社论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包括全局性、指导性、权威性、时宜性、战斗性。不可否认,《新华日报》的部分社论在舆论方向、出版标准、宣传尺度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综合来说,《新华日报》社论阐述了报纸的宗旨理念,对新闻事业有重大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构建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指明了国人的前进方向,汇聚了中国的先进力量;打击了不利的抗战因素,凝聚了全国的抗战力量。《新华日报》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彰显了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深远意义。民族、政党与国家,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命题。以《新华日报》社论为对象进行专题考察,从文本史料、报刊舆论、新闻评论、党派话语、抗战动员等多重维度进行深描研究,是探讨这一命题的有益尝试。中共利用《新华日报》社论,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抗战动员,宣传了自身的抗战主张,塑造了自身的抗战形象,反映了战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其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和十分强烈的政党使命自觉。所有这些,都集中展现了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在现今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李乾夫[6]（2018）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资源及资源间的考量和较量成为社会进程的关键要素,这促发了人们在不同领域内对各类资源的理论自觉和深入实践,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完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理论体系,同时也可以为相关理论研究工作在民族地区的深入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另一方面,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树立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意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促进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基本概念的厘清和界定,是系统论述和研究某一理论问题的逻辑前提。在对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等概念的界定基础上,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能被开发利用、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的,记录和反映了少数民族发展历程的各种文化资源的总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丰富其内容体系,还能提升其可接受性,同时还能促进其实践转换。对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分类,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理论的深度耕犁,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践的有效开展,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向引导,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拓展的自我逻辑演进。根据资源的一般分类方法,从分类科学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分类方法主要有层级分类法和平行分类法两种。在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具体分类中,在把握分类的系统性、实践性和同属相归性原则指导下,根据文化的层级结构,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分为民族物质文化资源、民族精神文化资源、民族制度文化资源和民族行为文化资源四种类型。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其它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相比,有独自的特点和优势。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民族性、族际交融性、并存共生性、零散脆弱性等方面;其优势主要有资源表现的生活化优势、资源表达的通俗化优势、资源生成的地缘性优势、资源内容的特色化优势、资源形式的多样化优势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功能是其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存在意义的集中表露以及存在价值的重要依托。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发展各环节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对其它事物发生作用和产生价值的自身固有属性。围绕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功能具体分为载体与凝聚、释放与传递、原料与产出、动力与协调等四大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遵循理论规引律、异质同构律、同质竞争律、有序作用律、适应超越律等规律五大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深入不断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主体根据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对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挖掘,使之成为现实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或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未知功能进行挖掘,以充分发挥其潜能,从而有效地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动态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其开发的特点,在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实际开发中,要在遵循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系统性与针对性统一原则、全面性与地域性统一原则、动态性与可持续性统一原则和科学性与实践性统一原则基础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配置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内在规定性和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需要内外力双驱作用下的必然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配置,要遵循优化资源结构原则、增值资源价值原则、系统协调平衡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配置方式主要市场主导下的交换配置和政府主导下的统筹配置两种,在具体配置中,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需要做好同种资源配置、同类资源配置和综合交叉配置,以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资源系统的整体性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和配置的目的是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其利用中,要遵循合政治方向原则、合民族习惯原则、合发展规律原则,要正视利用主体分布失衡、主体利用能力欠缺、资源整合程度不高、资源总量相对不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并从加强主体意识以提高整体素质、共建共享平台以保障资源供给、健全利用机制以确保综合利用、理论实践结合以贯通内化外化等方面着手,实现开发的所有价值和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通过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谋划、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综合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紧密结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容体系等方式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最终发挥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
黄家周[7]（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黄家周[8]（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郭晓磊[9]（2015）在《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联网的兴起,掀起了全球性的发展热潮。世界各国重视物联网在经济社会中的巨大推动力,纷纷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物联网本质上是一种会聚技术,如果说NBIC会聚技术是在纳米层级上的重新认识和改造世界、人类自身的技术协同,那么物联网会聚技术是在各种传感器、信息实时系统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智能化和人性化的技术整合,反映的都是一种新技术形态。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演变和科技发展密切相关,其正当性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物联网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物联网与互联网、传统产业相比存在诸多异质性的特征,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根据其产业特点采取不同的路径;物联网的发展冲击着知识产权制度中一些固有原则,产生的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体现出知识产权与科技、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物联网商业方法、技术标准和专利池是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的三大核心问题,分别表征了技术的商业应用、技术规范以及成果转化,本质上都表现为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物联网商业方法更多涉及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实体和虚拟交互和共存,其创新的本质和特点要求“技术性”不再仅仅局限于“物理技术”,对专利审查制度中的“技术性”标准需要超越与重构;物联网技术标准体系庞大、纷繁复杂,一个相同技术领域可能同时存在多种并行的技术标准,相互竞争更加激烈,从哲学的视角对技术标准的本质进行诠释;由于标准不统一、知识产权积累不足等原因,全球还未建立物联网专利池,在积极鼓励它出现的同时,需要对专利池形成、运作和规制制定基本规范。论文以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与利益平衡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并观照全文,创新性地运用科学技术论的分析框架,在会聚技术的背景下讨论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合理引领物联网产业的发展、优化物联网应用的制度环境以及对其他可能出现的会聚技术知识产权问题研究,都具有探索和参考意义。第一章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基础。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黑格尔的人格权理论论证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同时也受到了诸多的质疑。知识产权的本质是财产理论的延伸、利益博弈的公共政策以及西方的意识形态。本章通过对理论的梳理,论证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性,并分析物联网发展与知识产权的内在关系。第二章物联网商业方法创新的专利保护。物联网商业方法是物联网时代急剧产生的一种新型商业方法,并不完全遵循“物理世界”的“自然规律”,传统的把商业方法作为“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而被排除在专利权之外的制度受到了挑战。本章借鉴国外商业方法专利制度设计,分析物联网商业方法的创新本质和特点,重新界定“技术性”的标准,为物联网商业方法的专利适格性进行辩护,并从专利授权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实质条件分别进行论证。第三章物联网技术标准制定与知识产权保护。物联网领域技术标准制定的竞争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标准问题已成为制约物联网进一步发展的首要问题。物联网标准体系的构建不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一种“地方性”的技术方案,是不同行动者相互博弈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游戏”。本章在哲学视野下揭示物联网技术标准的本质,并且以物联网RFID标准为例,对技术标准的形成、构建过程中行动者的招募和转译进行分析。第四章物联网专利池构建与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池已经成为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寻求市场竞争有利地位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基于当前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现状,应当重视专利池的积极作用,鼓励物联网专利池的形成,通过建立物联网专利池的反垄断体系,合理规制物联网专利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本章通过对构建物联网专利池的必要性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构建物联网专利池的原则、程序、法律问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第五章中国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通过对中国物联网发展现状的分析,借鉴国外物联网发展的经验,分别从技术创新、制度设计、标准制定、专利池构建和企业战略等方面提出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史春勇[10]（2014）在《城市党报舆论影响力的提升与再造 ——以《济南日报》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在市场环境的强烈冲击下，我国城市党报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有都市类报纸和中央、省级党报的强烈竞争，后有网络新媒体的不断冲击。面对各类媒体的围追堵截，城市党报不仅要与其他媒体争抢受众、争夺市场，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好党和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以往靠“吃皇粮”生存的城市党报明显准备不足。与此同时，城市党报的发展还存在着角色定位不准确、市场竞争力偏低、宣传效果不达标等一系列问题。其他媒体不断竞争、自身发展存在短板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直接导致了城市党报受众群体的大面积流失和舆论影响力的不断下滑。挑战面前，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为首的城市党报大胆改变竞争策略，改善报道方式，对自身舆论影响力的提升与再造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创刊已有65年历史的《济南日报》，通过近年来以改版为主体的一系列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报纸版式日渐大方、清新，新闻产品也日益精细，报纸面貌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实现了报纸“三年大变样”的目标，在自身舆论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也赢得了受众喜爱，发行量和广告经营额较以往都有了较大突破，成为我国城市党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在目前城市党报面临发展困境、舆论影响力低下的情况下，《济南日报》的突围而出，对城市党报提升与再造舆论影响力，突破各类媒体的重重包围，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本文以《济南日报》在提升与再造舆论影响力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主线，分析和探讨了城市党报舆论影响力的发展方向和策略选择问题。全文在从报纸的发行量、阅读率、媒体价值方面，在对城市党报舆论影响力现状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PEST研究模型从媒介生态环境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济南日报》提升与再造舆论影响力的动因进行了简要分析。同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资料整理以及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把《济南日报》的改版等新闻改革措施置于提升与再造报纸舆论影响力的层面来研究，并运用“议题设置”、“受众参与”、“使用与满足”等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济南日报》的相关改革措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效果分析。在效果分析基础上，从城市党报怎样协调宣传、新闻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对《济南日报》如何进一步实现整体突破，如何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进行了反思。最后，从新闻品质、报纸版面、办报策略等方面入手，力图将《济南日报》改革的实践经验提炼而出，供其他城市党报参考借鉴以改善其新闻生产，提升与再造其舆论影响力。
二、探索党报贴近群众的有益尝试——浅析《新华日报》A、B、C版的民主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党报贴近群众的有益尝试——浅析《新华日报》A、B、C版的民主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现实境遇与亚里士多德智慧 |
| 第一节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相关概念 |
| 一、公民道德 |
| 二、公民道德教育 |
| 三、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 |
| 第二节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困境 |
| 一、公民道德认知模糊 |
| 二、公民道德行为失范 |
| 三、公民道德实践知行不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困境的原因 |
| 一、公民道德资源的理论供给不足 |
| 二、公民道德资源的制度供给不足 |
| 三、公民道德资源的实践供给不足 |
| 四、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与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 |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目的 |
| 第一节 人的本性与目的 |
| 一、自然目的论 |
| 二、人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 |
| 三、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 |
| 四、公民的本质 |
| 第二节 城邦的本性与目的 |
| 一、城邦本质论 |
| 二、城邦有机论 |
| 三、城邦目的论 |
| 第三节 幸福及其实现 |
| 一、幸福的本质 |
| 二、好人与好公民 |
| 三、公民教育 |
|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内容指向 |
| 第一节 伦理德性 |
| 一、伦理德性的养成 |
| 二、伦理德性是一种品质 |
| 三、伦理德性与中庸 |
| 第二节 实践智慧 |
| 一、实践理性与实践智慧 |
| 二、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 |
| 三、实践智慧的构成要素 |
| 第三节 理论智慧 |
| 一、沉思与幸福 |
| 二、沉思的生活与道德 |
|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自然进路 |
| 第一节 天赋培育 |
| 一、婚姻与怀孕期 |
| 二、婴幼儿期(0-7岁) |
| 第二节 习惯养成 |
| 一、少年期(7-14岁) |
| 二、青年时期(14-21岁) |
| 第三节 理性教育 |
| 一、教育课目主要是伦理学与政治学 |
| 二、教育的主体是政治学家 |
| 三、教育的目的是闲暇 |
| 第五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生成路径 |
| 第一节 正义：城邦原则 |
| 一、政治正义 |
| 二、优良城邦 |
| 三、优良政体 |
| 第二节 友爱：城邦纽带 |
| 一、友爱及其类型 |
| 二、友爱与自爱 |
| 三、政治友爱与城邦正义 |
| 第三节 法治：良法善治 |
| 一、德法合一 |
| 二、人治还是法治 |
| 三、法治的本质内涵 |
| 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自由教育 |
| 二、德福一致 |
| 三、个人幸福与人民幸福 |
|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自然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自然教育 |
| 二、德育为本 |
| 三、全员育人 |
|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生活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生活教育 |
| 二、德行有用 |
| 三、制度正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选题缘由、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思路、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报纸传播初占主导地位的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1926-1949) |
| 第一节 历史沿革中的宁夏及其独特的多民族共生关系 |
| 一、宁夏作为地方空间的被生产过程以及初始形成 |
| 二、宁夏独特的多民族共生关系 |
| 第二节 1926-1949年间宁夏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一、《中山日报》《贺兰》等报刊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二、为期几个月的广播新闻传播实践 |
| 第三节 报纸传播网络初占主导的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结构呈现 |
| 一、大众传播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和构建生成的历史意义 |
| 二、制约宁夏传媒发展并影响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三种要素 |
| 第二章 广播传播网络占主导的宁夏三元大众传播网络构建(1949-1979) |
| 第一节 宁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之空间生成 |
| 一、独特的空间再生产:宁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之空间生成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
| 第二节 1949-1979年间宁夏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一、1949-1979年间宁夏6份主要报纸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二、广播新闻传播实践 |
| 三、电视新闻传播实践 |
| 第三节 广播传播网络占主导的宁夏三元大众传播网络结构剖析 |
| 一、1949-1979年间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
| 二、媒体制度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支撑作用 |
| 三、媒体基础设施、媒介技术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制约与支撑 |
| 第三章 电视传播网络占主导的宁夏多元大众传播网络构建(1979-2003) |
| 第一节 1979-2003年间宁夏大众传媒实践 |
| 一、以党报为首、以其他报纸为补充的主要报纸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二、宁夏无线广播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三、宁夏无线、有线电视的新闻传播实践 |
| 四、1998-2003年间宁夏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实践 |
| 第二节 1979-2003年间宁夏多元大众传播网络结构逐层呈现 |
| 一、多元报纸传播网络 |
| 二、无线广播传播网络占主导地位的广播传播网络 |
| 三、有线电视传播网络占主导地位的电视传播网络 |
| 四、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媒体传播网络 |
| 第三节 电视传播网络占据主导的多元大众传播网络结构分析 |
| 一、宁夏多元大众传播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
| 二、大众传播网络对宁夏多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形象的重大建构 |
| 三、媒体体制的发展与确立对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双重影响 |
| 第四章 面向媒介融合的宁夏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2003-2018) |
| 第一节 2003-2018年间宁夏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一、宁夏以党报为首、以都市报为重要支撑的主要报纸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二、广播、电视的新闻传播实践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2003-2018年间宁夏新媒体、新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一、以新闻网站和手机报为代表的宁夏新媒体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
| 二、以媒体微博、媒体微信为代表的宁夏新新媒体的发展及问题 |
| 第三节 面向媒介融合的宁夏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 |
|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解析和中国媒介融合的现状 |
| 二、宁夏大众传媒在媒介融合面向中的探索与实践 |
| 第四节 宁夏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结构的逐层呈现 |
| 一、宁夏报纸传播网络中都市报的影响力渐次衰退 |
| 二、广播、电视传播网络不再居于主导位置,影响力不断收缩 |
| 三、新媒体传播网络曾迅速发展,不断扩张,现在又逐渐归于平淡 |
| 四、新新媒体传播网络不断应用新媒介,影响力却始终有限 |
| 第五节 面向媒介融合的全景式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 |
| 一、整体性结构特征 |
| 二、用户群体的固化、迁徙与流动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双重影响 |
| 三、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新媒体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冲击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当代启示 |
| 三、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图表清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进路、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陪审制度缘起与演进 |
| 第一节 陪审制度缘起 |
| 一、古雅典陪审制度 |
| 二、古罗马陪审制度 |
| 第二节 现代陪审制度 |
| 一、英国陪审制度 |
| 二、美国陪审团制度 |
| 第三节 陪审制度演进样态—以法国和日本为例 |
| 一、法国参审制度 |
| 二、日本裁判员制度 |
| 第二章 陪审制度的基本理念 |
| 第一节 传统型理念 |
| 一、司法民主的理念 |
| 二、裁判公正的理念 |
| 三、权力制衡的理念 |
| 第二节 变革型理念 |
| 一、增进司法信赖 |
| 二、强司法民主正当性 |
| 三、对诉讼结构的改造功能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清末陪审制度 |
| 一、立法背景 |
| 二、立法效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陪审制度 |
| 一、立法概况 |
| 二、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早期人民陪审员制度 |
| 一、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人民陪审制度 |
| 二、抗日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陪审工作的发展 |
| 第四章 新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辉煌期(1949 年~1957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前进期(1958 年~1966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过渡期(1976 年~1999 年) |
| 一、人民陪审立法的概况 |
| 二、人民陪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
| 第一节 人民陪审立法的背景 |
|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概况 |
| 第三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践效果 |
| 一、官方评价及依据 |
| 二、理论评价及依据 |
| 第六章 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研究工具和调查时间 |
| 一、调查对象 |
| 二、调查工具 |
| 三、调查时间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统计分析 |
| 一、信度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描述性分析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和假设验证 |
| 第七章 面向“法治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法治中国之维的主体性建构 |
| 一、法治中国概念的内涵 |
| 二、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 |
|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体性建构 |
| 第二节 规范互补之维的制度建设 |
| 一、内生性规范的互补 |
| 二、外生性规范的互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抗战歌曲的爱国主义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社会动员 |
| 2.1.1 爱国教育动员 |
| 2.1.2 抗战歌曲的爱国教育动员 |
| 2.1.3 爱国教育动员形式 |
| 2.1.4 爱国教育动员效果 |
| 2.2 文艺动员 |
| 2.2.1 文艺思想理论 |
| 2.2.2 抗战文艺 |
| 2.2.3 文艺动员形式 |
| 2.2.4 文艺动员效果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
| 2.3.2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 2.3.3 价值观的作用原理 |
| 第三章 抗战歌曲的主要内容 |
| 3.1 抗战歌曲背景与内涵 |
| 3.1.1 抗战歌曲背景 |
| 3.1.2 抗战歌曲内涵 |
| 3.2 抗战歌曲历史发展与阶段性特征 |
| 3.2.1 抗战歌曲萌芽阶段 |
| 3.2.2 抗战歌曲发展阶段 |
| 3.2.3 抗战歌曲繁荣阶段 |
| 3.3 抗战歌曲与爱国主义关系 |
| 3.3.1 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
| 3.3.2 富有时代性 |
| 3.3.3 传播共同理想坚定道德信念 |
| 3.3.4 宣传党的政策 |
| 第四章 经典抗战歌曲的个案研究 |
| 4.1 抗战时期进行曲——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例 |
| 4.1.1 创作背景 |
| 4.1.2 词曲特色 |
| 4.1.3 爱国主义动员的体现 |
| 4.2 抗战时期大合唱——以《黄河大合唱》为例 |
| 4.2.1 创作背景 |
| 4.2.2 词曲特色 |
| 4.2.3 爱国主义动员的体现 |
| 第五章 抗战歌曲在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传播和激励作用 |
| 5.1 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的传播与激励 |
| 5.1.1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文艺状况 |
| 5.1.2 在抗日根据地的传播 |
| 5.1.3 革命根据地的爱国主义动员 |
| 5.2 在国统区的传播与激励 |
| 5.2.1 国民党统治区的音乐文艺状况 |
| 5.2.2 在国统区的传播 |
| 5.2.3 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动员 |
| 第六章 抗战歌曲的历史贡献与价值彰显 |
| 6.1 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载体 |
| 6.1.1 抗战歌曲爱国主义激励依据 |
| 6.1.2 抗战歌曲爱国主义激励必要性 |
| 6.2 爱国主义精神效应 |
| 6.2.1 传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
| 6.2.2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6.3 爱国情怀的历史体现 |
| 6.3.1 心系国运 |
| 6.3.2 魂牵族群 |
| 6.3.3 体悟民生 |
| 第七章 抗战歌曲在民族复兴中的价值 |
| 7.1 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
| 7.1.1 促进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
| 7.1.2 创新革命精神的内容 |
| 7.1.3 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 |
| 7.2 熔铸爱国主义精神追求 |
| 7.2.1 传承抗战精神,创新时代歌曲 |
| 7.2.2 传扬革命文化,发展新时代文化 |
| 7.3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复兴 |
| 7.3.1 传承民族音调 |
| 7.3.2 再现抗战歌声精神,助力民族文化复兴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主要结论 |
| 8.2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价值 |
| (三)现实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一)相关研究 |
| (二)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旨趣 |
| (一)问题意识 |
| (二)重点难点 |
| (三)方法支撑 |
| (四)学术创新 |
| 四、观察维度 |
| (一)文本史料维度 |
| (二)报刊舆论维度 |
| (三)新闻评论维度 |
| (四)党派话语维度 |
| (五)抗战动员维度 |
| 五、概念界定 |
| (一)社论、社评与社说 |
| (二)专论、代论与来论 |
| (三)《新华日报》版本界定 |
| 第一章 时代使命:《新华日报》之诞生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与实践 |
| (一)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 |
| (二)中共对报纸工作的动员 |
| (三)中共对报纸社论的重视 |
| 二、《新华日报》诞生的社会环境 |
| (一)心理基础: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 |
| (二)舆论氛围:国内普遍要求抗战动员的呼声 |
| (三)抗战大局:国共合作后中共合法地位的获得 |
| 三、《新华日报》诞生的历史过程 |
| (一)《新华日报》的创办过程 |
| (二)《新华日报》的宗旨愿景 |
| (三)《新华日报》的舆论反响 |
| 第二章 良工苦心:《新华日报》社论之创作 |
| 一、社论的创作群体 |
| (一)群体组成 |
| (二)群体特征 |
| 二、社论的产生过程 |
| (一)初始形态 |
| (二)完整形态 |
| (三)最终形态 |
| 三、社论的内容分析 |
| (一)社论时间 |
| (二)社论类型 |
| (三)社论主题 |
| (四)社论性质 |
| 第三章 党派话语:《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之宣传 |
| 一、中共对自身抗战使命的认知 |
| (一)将抗日置于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 |
| (二)对共产党员提出严格要求 |
| (三)在抗战中推动中共最高目标的实现 |
| 二、《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体现 |
| (一)社论与“持久抗战” |
| (二)社论与“统一战线” |
| (三)社论与“民主自由” |
| 第四章 形象塑造:《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之建构 |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二元对立宣传模式 |
| (一)全面抗战时期二元对立模式的内涵 |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必然性 |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实现 |
| (一)宣告与日本根本对立,确定宣传基调 |
| (二)报道日军的野蛮暴行,激发民族情绪 |
| (三)揭露日本的统治危机,树立抗战信心 |
| (四)描述国人的悲惨生活,刺激大众心理 |
| (五)宣示反对投降和倒退,打击民族败类 |
| 第五章 利益关切:国共双方围绕《新华日报》社论之斗争 |
| 一、国民党视域:新闻检查机构“检查”下的社论 |
| (一)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社论的关注 |
| (二)因“不妥”言论“被检”的社论 |
| (三)1942年“违检”社论统计分析 |
| (四)“违检”社论反映国民党利益关切 |
| 二、共产党视域:合作斗争背景下的社论 |
| (一)对办报环境的认知——经营者的体验 |
| (二)一份传单中的社论——经营者的声诉 |
| (三)复杂局势中的斗争——经营者的反抗 |
| 第六章 绳愆纠谬: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之纠偏 |
| 一、社论出现偏谬之原因 |
| (一)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 |
| (二)管理者——复杂局势把握困难 |
| (三)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 |
| 二、中共对社论纠偏之措施 |
| (一)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 |
| (二)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方向 |
| (三)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 |
| 第七章 综合评析: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 |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时代特征 |
| (一)全局性 |
| (二)指导性 |
| (三)权威性 |
| (四)时宜性 |
| (五)战斗性 |
| (六)局限性 |
| 二、《新华日报》社论的历史意义 |
| (一)阐述报纸宗旨理念,推进中国新闻事业 |
| (二)宣传中共抗战主张,构建中共抗战形象 |
| (三)指明国人前进方向,汇聚全国先进力量 |
| (四)打击不利抗战因素,推动中国抗战进程 |
| 三、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 |
| (一)民族心理的养成 |
| (二)核心价值的汇聚 |
| (三)中流砥柱的体现 |
| (四)政党使命的自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 (三)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一、资源内涵的界定 |
| (一) 人类资源实践历史考察 |
| (二) 资源观的发展演变 |
| (三) 资源的基本内涵 |
| 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内涵的界定 |
| (一) 文化的内涵 |
| (二) 文化资源的内涵 |
| (三)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内涵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内涵的界定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基本内涵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基本内涵 |
| 四、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一)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二)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 |
| (三)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转向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分类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分类的意义 |
| (一) 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理论的深度耕犁 |
| (二) 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践的有效开展 |
| (三) 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向引导 |
| (四) 有利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拓展的自我逻辑演进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分类的方法、原则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分类的方法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分类的原则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主要类型 |
| (一) 民族物质文化资源 |
| (二) 民族精神文化资源 |
| (三) 民族制度文化资源 |
| (四) 民族行为文化资源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和优势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特点 |
| (一) 民族性 |
| (二) 族际交融性 |
| (三) 并存共生性 |
| (四) 零散脆弱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 |
| (一) 资源表现的生活化优势 |
| (二) 资源表达的通俗化优势 |
| (三) 资源生成的地缘性优势 |
| (四) 资源内容的特色化优势 |
| (五) 资源种类的多样化优势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功能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功能界定及其特征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功能的界定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功能的特征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功能的内容 |
| (一) 载体与凝聚功能 |
| (二) 释放与传递功能 |
| (三) 原料与产出功能 |
| (四) 动力与协调功能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功能发挥的规律 |
| (一) 理论规引律 |
| (二) 异质同构律 |
| (三) 同质竞争律 |
| (四) 有序作用律 |
| (五) 适应超越律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内涵、意义及特点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内涵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意义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特点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原则 |
| (一) 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 |
| (二) 系统性与针对性统一原则 |
| (三) 全面性与地域性统一原则 |
| (四) 动态性与可持续性统一原则 |
| (五) 科学性与实践性统一原则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具体开发 |
| (一) 民族物质文化资源开发 |
| (二) 民族精神文化资源开发 |
| (三) 民族制度文化资源开发 |
| (三) 民族行为文化资源开发 |
|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配置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配置的内涵及必然性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配置的内涵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配置的必然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配置的原则 |
| (一) 优化资源结构原则 |
| (二) 增值资源价值原则 |
| (三) 系统协调平衡原则 |
| (四) 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配置方式 |
| (一) 市场主导下的交换配置 |
| (二) 政府主导下的统筹配置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具体配置 |
| (一) 同种资源配置 |
| (二) 同类资源配置 |
| (三) 综合交叉配置 |
| 第七章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内涵及意义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内涵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意义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原则 |
| (一) 合政治方向原则 |
| (二) 合民族习惯原则 |
| (三) 合发展规律原则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制约因素 |
| (一) 利用主体分布失衡 |
| (二) 主体利用能力欠缺 |
| (三) 资源整合程度不高 |
| (四) 资源总量相对不足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策略 |
| (一) 加强主体意识,提高整体素质 |
| (二) 共建共享平台,保障资源供给 |
| (三) 健全利用机制,确保综合利用 |
| (四) 理论实践结合,贯通内化外化 |
| 五、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利用的方式 |
| (一)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精心谋划 |
| (二)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综合传播 |
| (三) 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紧密结合 |
| (四)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容体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8）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9）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物联网:新兴的会聚技术 |
| 二、知识产权:物联网保护的利器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和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创新 |
| 第一章 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哲学基础 |
| 一、洛克自然权利理论 |
| 二、边沁功利主义理论 |
| 三、黑格尔人格权理论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本质解读 |
| 一、财产权理论的延伸 |
| 二、利益博弈的公共政策 |
| 三、哲学视野中的意识形态 |
| 第三节 物联网发展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
| 一、物联网发展需要知识产权保护 |
| 二、物联网发展冲击知识产权制度 |
| 本章小结：正当与平衡 |
| 第二章 物联网商业方法创新的专利保护 |
| 第一节 商业方法可专利性论争 |
| 一、商业方法内涵和特征 |
| 二、商业方法可专利性辨析 |
| 第二节 创新视野中的物联网商业方法 |
| 一、创新本质:技术创新还是管理创新? |
| 二、创新特点:差异与挑战 |
| 三、“技术性”的再认识:超越与重构 |
| 第三节 物联网商业方法可专利的实质条件 |
| 一、物联网商业方法的新颖性 |
| 二、物联网商业方法的创造性 |
| 三、物联网商业方法的实用性 |
| 本章小结：反思与超越 |
| 第三章 物联网技术标准制定与知识产权保护 |
| 第一节 物联网技术标准的本质:客观准则还是权力游戏? |
| 一、技术标准界定和特点 |
| 二、技术标准的社会建构 |
| 三、技术标准的权力场域 |
| 四、技术标准的地方性方案 |
| 第二节 物联网技术标准的行动者网络构建 |
| 一、征召与转译:行动者网络理论 |
| 二、技术标准的行动者网络化过程 |
| 三、技术标准的行动者网络化特征 |
| 第三节 物联网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
| 一、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结合的内在机理 |
| 二、物联网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的策略 |
| 三、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结合的方式 |
| 四、物联网技术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
| 本章小结：社会建构和两者关系 |
| 第四章 物联网专利池构建与知识产权保护 |
| 第一节 物联网专利池构建的现实需要 |
| 一、专利池:一种知识产权组织 |
| 二、物联网专利池构建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物联网专利池构建的基本范式 |
| 一、专利池构建的原则 |
| 二、专利池构建的程序 |
| 三、专利池构建的法律问题 |
| 第三节 物联网专利池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
| 一、鼓励物联网专利池形成 |
| 二、加强国内外协同与合作 |
| 三、规制物联网专利池垄断 |
| 本章小结：制度本质和基本范式 |
| 第五章 中国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 |
| 第一节 中国物联网发展趋势 |
| 一、物联网产业发展迅猛 |
| 二、物联网发展面临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
| 一、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
| 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
| 三、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
| 四、构建物联网专利池 |
| 五、制定知识产权战略 |
| 本章小结：发展现状与保护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城市党报舆论影响力的提升与再造 ——以《济南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城市党报的发展状况与舆论影响力现状 |
| 第一节 城市党报的发展现状 |
| 一、 城市党报发行量不断下滑 |
| 二、 都市类报纸成为报业市场主力军 |
| 第二节 城市党报的舆论影响力现状分析 |
| 一、 高发行量低阅读率 |
| 二、 舆论影响力步入寒冬期 |
| 第二章 《济南日报》舆论影响力提升与再造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新媒体迅速崛起带来了挑战 |
| 一、 新媒体改变了受众接触媒介的方式 |
| 二、 手机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 |
| 三、 数字化报纸发展迅猛 |
| 第二节 报业市场的竞争带来了压力 |
| 一、 受众读报时间下滑党报读者大量流失 |
| 二、 《济南日报》市场占有率面临巨大挑战 |
| 第三节 宏观媒体环境变迁带来了机遇 |
| 一、 国家大力支持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
| 二、 报业市场大洗牌 |
| 三、 媒介素养的提升使受众对媒介的要求越来越高 |
| 第四节 各级党报改革带来了动力 |
| 第五节 困境面前城市党报求变才能生存 |
| 第三章 改善新闻生产方式提升与再造舆论影响力 |
| 第一节 不断改版为报纸发展注入活力 |
| 一、 增加报纸厚度增强报纸深度 |
| 二、 整合周刊实现宣传效果最大化 |
| 三、 满足“阅读快餐”时代的读者需求 |
| 四、 改进版式设计抓住读者眼球 |
| 第二节 加强新闻策划设置新闻议题 |
| 一、 重视新闻策划提高报纸可读性 |
| 二、 精品化特刊实现常规化 |
| 三、 典型人物报道传递社会正能量 |
| 四、 设置新闻议题引导舆论导向 |
| 第三节 重视受众参与成立市民记者团 |
| 一、 普通市民成“党报记者” |
| 二、 “泥土味”新闻不断涌现 |
| 三、 从媒介主导到受众参与 |
| 第四节 提升服务性增强读者对报纸的依赖度 |
| 一、 为受众提供所需信息让受众得到“满足” |
| 二、 提供亲民服务信息改变党报刻板印象 |
| 三、 解决群众诉求提高群众满意度 |
| 第五节 巧用辅助手段提高报纸知名度 |
| 第四章 《济南日报》舆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的阻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宣传、新闻与市场关系分析 |
| 一、 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关系 |
| 二、 新闻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 三、 宣传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新闻报道的改进不彻底 |
| 一、 硬新闻比例有所欠缺 |
| 二、 新闻事件的预判能力有待提高 |
| 第三节 报纸版面美化整合不到位 |
| 一、 某些版面凑版嫌疑过重影响阅读效果 |
| 二、 “黄金眼”的功能需进一步开发 |
| 三、 美观度仍有提升空间 |
| 第五章 城市党报提升与再造舆论影响力的建议 |
| 第一节 广开言路与读者充分互动 |
| 一、 广开言路是城市党报的责任与义务 |
| 二、 报纸读者不只是报纸的“看客” |
| 三、 加强互动好处多 |
| 第二节 改善农村报道提升民生情怀 |
| 一、 关注基层弘扬真善美 |
| 二、 加大对农村新闻的报道力度是大势所趋 |
| 第三节 重视报网互动借助网络实现新跨越 |
| 一、 处理好报纸与网络的关系 |
| 二、 报网联合成为报业发展一大趋势 |
| 第四节 充分利用政府资源优势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探索党报贴近群众的有益尝试——浅析《新华日报》A、B、C版的民主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孙玉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2]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D]. 张学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3]理论与实践 ——人民陪审员制度研究[D]. 李文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抗战歌曲的爱国主义动员研究[D]. 黎博.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5]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D]. 尚方超. 河南大学, 2018(12)
- [6]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研究[D]. 李乾夫.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7]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8]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
- [9]物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 郭晓磊.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城市党报舆论影响力的提升与再造 ——以《济南日报》为例[D]. 史春勇.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