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辉^[1]（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把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各民族要着力发挥本民族文化特色,推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产业兴旺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不断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通过田野调查与查阅相关资料,分析大理州银桥镇产业发展的状况以及发展的制约因素,目的是从银桥镇产业发展透视民族地区乡村有哪些产业、如何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典型经验以及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分析银桥镇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集群规模不突出、特色产业品牌优势不足,产业融合程度不明显、产业发展的合作化组织不健全、从业人员结构有待调整等。并通过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来加以改进,对于促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实现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状况,在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环境下,促进民族地区产业在新形势下实现突破性发展;二是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对大理州银桥镇从事不同产业的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支撑研究结论;三是银桥镇作为“民族团结示范镇”、“生态文明示范镇”和“现代农业产业园”,有着丰富的产业发展的实际案例和操作空间,研究其民族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罗福泰,杨亦,李熙临,苏晓颍^[2]（2021）在《蓝图已绘就 奋斗正当时——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大家谈》文中研究表明1月26日上午,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昆明海埂会堂隆重开幕。这是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的一届盛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云南全省立足新起点,肩负新使命。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事关云南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赋予云南新的重大使命,

李玟兵^[3]（2020）在《新中国70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国家团结稳定、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0年来,云南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秉持"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理念,极力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上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相交相知、相惜相助,石榴籽般的民族团结情落地生根,形成了融荣与共、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共同体,为其他省份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上提供了"云南经验"。

唐丕跃^[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认为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崔冠军^[5]（2020）在《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及其在云南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指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不同区域、不同贫困主体进行精确识别、精确管理、精确帮扶的治贫方式。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从贫困的标准来看也不断发生着变化。马克思曾说过,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消灭剥削和阶级压迫才能实现共同富裕。1997年,我国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中首次提出了到建党第一百年时,使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二个奋斗目标是到建国一百年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防范重大风险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经济,打赢脱贫攻坚战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和底线任务。习近平精准扶贫这一重要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扶贫经验,在中国不断进行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因此,云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全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2013年至2019年,云南省累计脱贫843.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8%,脱贫成绩斐然。这要求云南省在扶贫过程中不能急躁蛮干也不能消极拖延,把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运用到云南实践中,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有的放矢对云南省贫困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扶贫。2020年习近平在全国扶贫座谈会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完善脱贫攻坚工作。由于云南贫困地区地理位置、生活环境和人口因素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扶贫措施、方法均要着重建设与长远规划。再次,应着力利用好云南省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健全云南省特色扶贫产业体系。从扶贫的有效性和长期性来说,扶贫过程中对贫困户应收尽收,提高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动态调整贫困标准,高度重视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旨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本文结合习旨在提高云南扶贫开发的成效。

苏杰^[6]（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陈瑛^[7]（2020）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两个重要会议中均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标志着这个从21世纪初出现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开始进入国家力量主导的建设实践。2015年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体现了其重要性。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华民族在同心勠力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严峻形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创新之举,是凝聚向心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繁荣,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安定的现实需要,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解读近年来国家层面与民族工作相关的重要会议精神,在提及牢固树立或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都要求必须增强认同,并且在不断总结提升中形成完整的“五个认同”表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是“八个坚持”,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进一步将之丰富为“九个坚持”。从“八个坚持”升级“九个坚持”,习近平同志都阐述了对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拳拳嘱托,应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民族工作之重要着力点。分析相关主题的既有文献,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定义和内涵界定见解颇丰,其中都论及“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密切关系,但对认同的价值指向和其类型及位序却未尽一致。建构学说体系和开展理论阐释有必要厘清基本概念和中心内容,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化提炼仍有研究空间。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共同体思想和认同理论,在分析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形成的逻辑进路,提出“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认同,并对其开展了理论确认。以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民族政策的变迁和民族工作的成效为脉络分析核心认同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新社会新中国七十年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价值取向从公平正义向平等正义调适、民族政策设计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向、民族工作从专注少数民族事务向多领域交集融通,认同建构在实践和话语体系两个层面不断延展和深入,从内地到边疆,从少数民族到广大民众,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了多样认同的整合。从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公共社会资源配置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来分析对核心认同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以及探索在经过历史和实践证明的政党的有力领导下,以政治互信、经济共建、社会互助和价值共识增强核心认同为着力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础研究。

顾超^[8]（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禄开辉^[9]（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认为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郭欢欢^[10]（2019）在《精准扶贫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精准扶贫作为我国当前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距离2020年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不到两年的时间,如何更好地利用精准扶贫加快减贫速度,如期进入全面建成小康,这是当前扶贫工作的关键。因此,在各项扶贫工作中,要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进行分批分类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扶贫方式来推动各地区的发展,做到“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在分批分类中通过“五个一批”来保障扶贫的精准度,其中产业扶贫作为重要的扶贫方式,是实现脱贫致富最持久、最稳定、最根本的路径。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方式作为产业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保障贫困地区“产业脱贫”精准化,实现“一村一品”的精准模式,并且是提高贫困农户经济水平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能够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脱贫攻坚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发展方式。云南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拥有着丰富的资源,但贫困程度却很深。为更好的解决云南的贫困问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致贫的原因和扶贫发展历程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农业产业化扶贫是云南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突出短板,而农业产业化扶贫是促进发展的根本所在,它能够解决就业问题,拓宽增收渠道,是实现贫困地区稳定长效脱贫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保障精准扶贫实行的重要扶贫模式。因此,研究农业产业化扶贫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显得尤为的重要。通过从扶贫做法、扶贫模式以及扶贫取得的成效来了解现阶段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发展现状。虽然通过农业产业化扶贫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效果明显,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贫困农户脱贫意识薄弱、龙头企业科技水平较低,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并且与贫困户之间的利益存在矛盾、帮扶主体对农产品的选择缺乏独特性等。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农业产业化扶贫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从贫困者、龙头企业和政府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目的是为了推动农业产业化扶贫方式的更好发展,解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问题,保障云南能够如期进入小康社会。

二、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蓝图已绘就 奋斗正当时——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大家谈（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70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及其在云南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精准扶贫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为例[D]. 马立辉. 大理大学, 2021(09)
• [2]蓝图已绘就 奋斗正当时——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大家谈[J]. 罗福泰,杨亦,李熙临,苏晓颍. 今日民族, 2021(02)
• [3]新中国70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J]. 李玟兵.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5)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5]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及其在云南的实践研究[D]. 崔冠军.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7]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D]. 陈瑛.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9]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10]精准扶贫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研究[D]. 郭欢欢. 大理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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