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一、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文文献综述）

霍虹^[1]（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戴珍玲^[2]（2021）在《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玲和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将自身丰富的女性体验与对女性群体的密切关注融为一体,以文本创作的形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解放问题进行探索。结合丁玲和萧红的女性经历,将之作为解读其作品的互文性背景,从两性、家庭和社会三个关系维度来分析她们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可以发现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思考:丁玲认为通过政治权力争取两性平等是实现女性解放的根本之途。对政治的追求与强调不仅表现在丁玲自身的人生选择中,也影响着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而萧红的创作则关注两性差异,强调男权文化对女性走向社会的阻碍。这种创作差异正是丁玲、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创作中的直观体现。女性解放难以一蹴而就,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她们的创作所体现的对女性群体的关怀以及对女性解放话题所进行的思考,对推动女性解放运动有着重要作用。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界定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梳理该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肯定丁玲和萧红的创作价值,点明她们的创作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个部分通过分析丁玲和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两性、家庭和社会三重维度遭遇的不同困境来解读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第三个部分主要比较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的异同,分析造成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差异的原因,并探讨丁玲、萧红的女性文学创作对当今社会女性解放话题的启发。

王廉^[3]（2020）在《现代作家的性别身份与母亲形象塑造》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丰富多样,并且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众多的母亲形象可以梳理归纳为多个类型。从早期“五四”作家们笔下的“理想化的母亲”到二三十年代苦难的母亲,然后到张爱玲等作家笔下“异化母亲”形象的刻画,再到觉醒母亲的塑造。作家们性别身份的差异产生了叙述视角上的多样化,对于母亲不同维度的解读也塑造出风格迥异的母亲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母亲形象的人物画廊。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对于塑造不同的母亲形象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理解,通过对这些母亲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理想化母亲具有相似性,苦难的母亲具有差异性,异化的母亲具有复杂性,觉醒的母亲具有特殊性。从而探寻到那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变化,接触到特殊时期的社会历史潮流,感受到对封建专制与黑暗现实的批判,也能更清晰地体会到作家性别身份对母亲形象塑造的影响。

晁金萍^[4]（2020）在《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书写》文中提出萧红是中国近现代文坛中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在其短暂的人生中,她倾尽笔力创作出了极具个人气质的作品,言说着独具一格的萧红话语。纵观萧红的一生,完全是由苦难凝结而成的,在这其中,身心俱疲的她反复咀嚼着精神家园失守的悲苦滋味。作为一名作家,萧红一边舔舐着自己的伤口,一边将书写的目光投向广大底层女性,体察她们在生存和婚恋中的苦难境况,展现她们在男权和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压之下的精神姿态,给予这些女性终极关怀,同时,萧红透过这些书写不断领悟苦难,认识到苦难的难以消解,将温暖与爱作为实现精神救赎的追求。论文以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批评方法,采用文本细读法、归纳法,着重分析女性苦难的几个维度和女性的精神姿态,以期更好地把握萧红书写女性苦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着重说明选题的研究背景、意义,梳理相关的研究综述,阐明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萧红书写女性苦难的原因逐一分析。外在的时代因素,如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想的传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与鲁迅等文人的交往等对萧红女性苦难意识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内在原因主要是萧红坎坷的个人经历与人生体验。第三部分,论文通过文本细读法,对女性苦难的两个主要维度:生存（贫困、战争、疾病）和婚恋（婚姻、生育、情爱）进行阐述。第四部分,论文将对众多苦难之下的女性呈现的不同精神姿态进行分析。萧红笔下的女性一类是麻木、痛苦的受难个体,另一类是在对自己的女性群体进行残酷施难的群体。除此之外,以王婆为代表的少部分女性,则以抗争的姿态面对接踵而至的苦难。第五部分,对萧红女性苦难书写的价值进行论述。萧红在前期的作品中更多地揭露男权社会以及封建伦理对女性造成的危害,通过书写女性真实的境况,展现对她们命运的终极关怀。后期的作品中,萧红将自己关于人的生命存在、价值等哲思融入作品中,这也是其在找寻救赎之路的终结点所在。结语部分,就萧红女性苦难书写作出整体概括和总结。

刘丁杰^[5]（2020）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迟子建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热衷类型化研究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来说,她是一个等待破解的谜题。有评论家曾说:“从发表时间上看,迟子建的小说面世始于1985年,从此其特异性仿佛与生俱来,一直到新的21世纪,她的创作始终不能让人依各阶段文学的基本类型来给出归属。”（1）迟子建从进入文坛以来,一直以那片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域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描写神奇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她的创作有一种神奇的“矛盾”,语言晶莹剔透的同时又带有“质”的坚韧,温柔细腻的描写中又蕴含着雄浑大气的境界。创作以来,她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诸多文学奖项,虽获奖多少不能与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直接画上等号,但足以证明迟子建正处于当代文坛的中心位置,在当代女作家之中也是一位颇有“重量”的女性作家。然而在文坛中正以稳健的态势高质量创作的迟子建,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却受到了“冷遇”。在众多当代文学史着作中,对迟子建的作品及其审美艺术特色几乎没有详细的介绍与分析,甚至直接“忽略”。已经进入史学视野的迟子建却没有获得与其文学创作相匹配的文学史地位,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当代文学史书写机制存在的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写作:迟子建当前的入史情况与原因、迟子建的创作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迟子建创作如何与文学史书写产生有机联系。在探讨迟子建的文学史地位问题的基础上,为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的思路,整篇论文的结构划为以下三大部分:第一章对作家迟子建当前的“入史”现状进行整体概述并研究其原因。第一节阐述迟子建当前的“入史”情况。选取的20本较为权威的文学史其中有10本提到了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但其中绝大部分只将迟子建列入“女性文学”这一章节并简单几笔代过,揭示出迟子建虽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视野,但没有引起史家足够的、应有的重视。第二节选取了当代文学史中频繁出现的几位典型女作家:王安忆、池莉、方方、陈染、林白。通过对比迟子建与她们的文学史地位可知,迟子建恒定不变的创作风格与品质不与诸多主流文学流派风格相近,而在当下主要以思潮、流派的发展为线索,串联起整个文学史脉络的文学史书写范式中,“特立独行者”并不占优势。第三节分析迟子建无法进入文学史中心视野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作家自身稳定的审美追求与史观的差距、作家与文学社团、多媒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反映社会深度等多方面原因,另一方面通过分析路遥、史铁生、王小波等被文学史“遗忘”的典型作家与迟子建创作的异同点,对当前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反思,当前的文学史书写存在史观僵化、陈旧,缺乏创新意识,远远落后于作家创作速度等问题。同时只有打破现有的编撰方式,建立流动的、多元的叙史方式和结构,并将读者的接受史也纳入文学史的编撰范围,增强创新意识、回应时代发展,才能形成更为完善、辩证的文学史书写范式。第二章阐述作家迟子建独特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第一节从迟子建“天人和谐”的创作精神层面进行分析,迟子建的“和谐”创作精神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我命运和时代命运之间的“和谐”。第二节阐述迟子建“苍凉与诗意”的艺术风格,她直面苍凉苦难的现实生活,同时又以温情的笔触留给人们希望,其次典雅诗意的语言、散文化的文体和写意灵动的意象与意境营造使其创作充满了诗意。第三节从“抒情传统的一脉相承”与“当代东北边地文学的开拓者”两个角度论述迟子建创作“承前启后”的史学价值。她的创作延续了萧红、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流传下来的现代抒情叙事传统,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散文化的写作方式书写平凡百姓充满烟火气息的人生百态,同时作为当代东北文学的“排头兵”的迟子建一篇篇关于黑龙江边远地区的优秀文学作品无疑给当前的东北文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第三章从迟子建的角度出发,为其创作如何“入史”提供三个关键词。第一节从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切入,探讨汉族作家身份的迟子建以及客观、真实的跨民族写作理念书写鄂温克民族历史的史学价值。第二节从“新乡土书写”这一关键词切入,从乡土小说流派的创作特色与精神内核分析迟子建的创作,并阐述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浪潮侵蚀下,迟子建对乡间传统美好人性的永恒追求。第三节从“生态文学”这一关键词切入,在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当下,生态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新潮流。迟子建的小说和散文中无不彰显着鲜明的生态意识和世界意识,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推动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肖子阳^[6]（2020）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妇女解放运动对现代女性的塑造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至延安》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料的梳理,以上海与延安为主要研究区域,明确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范式转换,重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入及传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实践,如开办妇女学校、创办妇女刊物、号召妇女参加革命活动、规训女性群体等措施,让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社会公共劳动,并以大众化倾向的培养手段催生女性的时代格局与大局意识,自觉承担起阶级革命和社会解放的任务,成为推动社会解放的有生力量。再者以马克思主义视角重申“家庭”的意义与感性的力量,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产生负面效果的内在缘由与外部因素,总结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产生的成功经验和客观失误,以深刻反思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当代发展规避路径依赖和经验依赖中存在的惯性偏差。在当代价值意义上,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新时代的再度重申与诠释,回应当代男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以及封建复辟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新挑战,正视隐藏于资本市场运作中的性别歧视,抵抗市场经济对于女性身体的消费与物化,批判女德班借传统文化之名逆转性别平等的复辟行为,最终实现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在新时代的重构,推动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迈向健康全面的发展。

王慧^[7]（2019）在《现代女作家乡土意识的发展与嬗变》文中认为无论从性别文化现实还是文学角度,女性乡土都是在场的缺席者,这并不是因为创作方面不够突出,而是缘于女性文学自身的发展问题。现代女性乡土叙事在五四时代从关注妇女儿童问题出发到一些乡村题材,创作比较仓促,乡土意识刚刚萌芽;20年代末到抗战前期伴随左翼文学的兴起,形成了女性乡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乡土意识自觉形成;3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沦陷区和解放区的女性乡土创作呈多元化态势,乡土意识逐渐浓厚。

刘婧婧^[8]（2019）在《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全球化无孔不入,商业与消费文化霸权垄断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也进入到一个蛰伏期,这些因素都导致处于新世纪的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小说创作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在全球化的视野与背景之下,便可看到这种转变的可能甚至是必然。这种性别意识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可以将其称之为“超性别写作”。“超性别写作”就是基于普遍的女性性别意识同时又能超越于这种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超性别写作”使众多的女作家不再拘囿于对男权的反抗与斗争以及寻找女性自我历史的一个面向的世界,女作家的创作开始从一元到多元,从自我到社会,从向内到向外。在尚未能改变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这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与可能途径。新世纪超性别写作中的历史叙事以长篇居多,是女性小说写作自我深入发展的必然。面对历史怀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叙事话语,并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态度与怀疑精神,新世纪女性话语的历史叙述逐步靠近女性存在的真相,获得了对女性历史的多种解读与阐释。这主要包括三个面向的内容:家族历史叙事、个人成长叙事与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的女性小说不再拘囿于对女性家族历史的单向叙事,而呈现出对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全面解读,比如对于战争背景下乡土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历史起源中的民间器物的追溯与描写,对于边地少数民族隐秘生活的再现等。个人成长叙事依然延续了1990年代女性个人成长小说的写作轨迹,但对于历史中女性成长的描写更多呈现为僭越男性历史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女性自我主体的确认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后革命历史叙事表达了新世纪女性作家对于20世纪战争以及政治历史的全新解读,尽管女性依然是历史叙述的主要视角,但作品所关注与辐射的历史维度加大,显示出对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政治历史的还原与辨析。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乡土叙事在农村不断被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现实境况之中获得了言说变动中的乡村情境与农民生活的权利与机遇。由于乡土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作家视野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多面性,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释:口述实录体、打工生涯、寄居生活以及当代乡村史诗。口述实录体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一种,是女性小说对当下农村劳动力流失、经济凋敝、贫富分化加剧、文化意识淡漠等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记录与全景再现,是新世纪女性小说写作摒弃个体女性色彩而呈现最为客观理性的现实主义文本。打工生涯与寄居生活,这两个部分的描写,展示了当下社会城市与乡村互动流通的真实境况以及乡土中人在不同文化碰撞辩驳中的艰难生存。基于女性主体与女性视角同时又能展现较为开阔的现实生活是这一部分写作的基本特点。当代乡村史诗是女性作家表达自我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批判乡土终结与时代流弊的乡土寓言,透露出女性的悲悯情怀与人文追求。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都市叙事对于都市文化与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加理性与审慎的描写态度。都市文化裹挟现代消费社会的物欲生存方式以不可抵挡之势重构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维理念,女性写作也不可避免被沾染或笼罩上颓靡的都市气息。浸淫于其中又欲超脱出都市思维的女性都市小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女性物欲书写、女性知识者的成长故事以及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女性物欲书写描写了女性在都市中的沉沦与反抗。都市将性别商品化,女性在压抑与扭曲的环境中如何自省与成长是这部分的主题,这是都市小说最普泛也最具有延展性的主题诉说。女性知识者的成长小说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女性作家在面对都市时的文学表达仍然以女性叙事为主的写作事实。对于都市中底层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描写与刻画,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性别超越性的内容,也为都市小说写作指出了一条可兹借鉴的通途。当然相较于历史叙事与乡土叙事,必须承认,对于都市女性小说叙事的划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与都市文学本身描写主题、内容以及相应价值判断多元复杂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总之,新世纪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悖于女性意识与女性生存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与阐释。在不断阐释与解读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女性生存的更加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于性别意识更加清醒的体会与思考。“超性别写作”为女性小说带来了广阔的写作前景,当然同时也会削弱女性整体意义上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与警惕。

汪秀娟^[9]（2019）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在90年代的美国叙事学研究领域内可谓大放异彩。这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巧妙结合下的产物,以其交叉学科的兼容性特质充分取长补短,一方面有效吸取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立场和观点,又同时特意引入了经典叙事学的方法与规则;另一方面,它克服了叙事学一味崇尚形式、疏离文本的缺陷,又以叙事学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弱化甚至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政治色彩过重和过分强调主观性的弊端。从80年代兴起至今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在西方三十多年的历程变化中,发展规模颇大,影响力也颇广。因而,分析作为西方理论中的一门显学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在21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对其接受程度如何、应用状况如何、促进或阻碍因素为何,便成为本论文想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就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史的研究现状,这是全文得以展开的基础;第一章就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历史渊源、理论来源、在西方发展的状况及其主要理论进行介绍;第二章就女性主义叙事学进入中国及其发展、接受概况进行梳理;第三章尝试以批评实践文本为案例就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阐释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发展情况及其存在的不足展开分析;第四章分析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境遇,反思其原因并由此得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启示;结语部分对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作进一步总结,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未来提出新的希冀和展望。本文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应用情况还不甚理想,发展也相对缓慢,这与中国学者在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时在理论上和实践方法上所遭遇的困境有关,也与中西性别叙事资源的差异分不开。另外,我们在探讨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国境遇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反思,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其价值和局限性,力求能最大限度发挥其在国内文本中的阐释价值,并进一步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发展寻求改进良方。

王钰洁^[10]（2019）在《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萧红作品解读》文中认为中国现代作家萧红的创作主要以“故乡”为书写对象,塑造了一个激荡着爱、恨、苦、喜、怒、悲、痛等多种情感相互撕扯着的地域形象,包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文化精神,本文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审视萧红的创作,探究其人类学书写的内涵和价值。本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是关于萧红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本文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为“萧红人类学书写的特质”。首先从当时东北的文化生态环境角度入手,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分析东北地域文化作为背景对萧红创作产生的影响。其次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探究萧红笔下故乡的饮食、节日、萨满信仰、丧葬等习俗的人类学内涵。第二章为“萧红人类学书写的方式”,分析萧红人类学书写的两种方式。第一部分解读萧红作品的原型叙事,分两个角度展开,一是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分析萧红小说中三个典型的原型形象“阿尼玛”“阿尼姆斯”“花园”,二是运用弗莱理论中的“秋天”叙述程式分析萧红作品的叙述方式。第二部分分析萧红作品的抒情方式,指出其抒情方式是具有主观意识的现代抒情,并通过两种手段展开:一是怀旧,论文指出萧红的怀旧分为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二是她通过虚构与想像的手段构建一个故乡形象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此故乡形象是一个“中间风景”而非一个“阿卡迪亚”。第三章分析萧红作品中地方性知识再现的人类学价值。萧红在作品中再现了属于她自己的地方经验,保留了珍贵的族群文化记忆,对于今天现代化进程中的东北有着宝贵价值,对于当代文学有着重要启示意义。结语部分,反思萧红的创作对地域性写作之困境和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性日益消失之现象所具有的意义。

二、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作家的性别身份与母亲形象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4）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妇女解放运动对现代女性的塑造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至延安（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女作家乡土意识的发展与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萧红作品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四、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2]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D]. 戴珍玲. 延安大学, 2021(12)
• [3]现代作家的性别身份与母亲形象塑造[D]. 王廉. 青岛大学, 2020(02)
• [4]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苦难书写[D]. 晁金萍.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5]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D]. 刘丁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妇女解放运动对现代女性的塑造及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至延安[D]. 肖子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2)
• [7]现代女作家乡土意识的发展与嬗变[J]. 王慧.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05)
• [8]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D]. 刘婧婧.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汪秀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萧红作品解读[D]. 王钰洁. 云南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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