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机械》2001年总目录

一、《广西机械》2001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周丽威^[1]（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黄金^[2]（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薛江谋^[3]（2012）在《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星云人间佛教是人间佛教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当代表现形态之一,因其影响大、贡献大、有代表性,而不断引起世人的关注。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是星云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星云人间佛教中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影响最大、最具有感染力和最能够彰显其思想生命力的部分,也是中国佛教伦理完成现代诠释和理论转换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星云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思想贡献。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涉及到其伦理思想的界定、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道德理论、道德实践及其伦理精神、伦理特征等内容。本文基于伦理学的视角,以上述内容为主体,对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对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做较为系统的探讨和把握。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对人间佛教的整体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的第一章对人间佛教的历史溯源、人间佛教的兴起及原因考察、人间佛教的发展及意涵、人间佛教与佛教伦理以及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意涵等五个方面逐一进行解析,并选取太虚大师、印顺大师和星云大师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阐说了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是以星云大师为代表的人间佛教的理论及其实践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其伦理思想理论整体上是对太虚、印顺两位大师的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承接,尤其是对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和实践的脉络尤为明显,但星云人间佛教进一步拓展了佛教理论中的入世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现实人生价值问题得以进一步凸显,也使得佛教伦理精神与现实社会的道德关怀进一步结合,使佛教伦理进一步落实到百姓日用和社会道德建设中,这是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最主要的创见所在。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与其整体思想一样,建立在继承传统佛教教义的基础之上,这是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内学依据；同时,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充分地吸收和融合了一切改善社会人生的思想成果,这是星云人间伦理思想的外学资源；此外,星云人间佛教契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星云大师个人的践行等因素共同组成了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现实依据,这三方面是第二章所要呈现的主要内容。其中,星云人间佛教的内学依据包括作为“佛教道德形上学的第一原理”的缘起论和“为人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作出圆融阐释并唤起人的道德责任感”的因果论；还包括奠定了人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基础的佛性论和心性论；以及为人道德实践指明道路的佛教人生论和解脱论。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外学资源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伦理思想资源的融合,对包括基督教伦理在内的西方文化的贯通,以及对现代化思潮和全球化思潮等现代社会思潮的融摄。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现实依据主要是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佛教发展的需要以及星云大师自身的理想和行谊三方面进行展开。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星云人间佛教的道德理论,因此第三章就对星云人间佛教的道德理论进行具体的展开。星云人间佛教的道德理论主要可以从道德心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以及道德理想四个方面进行阐发。其中,道德心理主要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道德原则主要体现为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和八正道等；道德理想可以总结为“心灵祥和,人格崇高”、“生活佛教,幸福生活”以及“和谐世界,人间净土”等三个方面。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的特色在于其淑世品格和现实关怀,星云大师对人们社会生活中关涉伦理道德的许多议题都从佛教的立场出发,阐明了其独特的看法。第四章对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从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人际伦理和职业伦理、女性伦理、宗教伦理以及生命伦理等五个方面作了梳理,第五章则从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环保等方面继续以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组织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四个方面进行阐发,尽可能详备地呈现了星云人间佛教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看法和见解。研究伦理思想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伦理精神的精髓,第六章着力考察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精神。星云人间佛教的内在精神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呈现为典型的星云人间佛教的外在气象,而外在气象所反映的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特征,分析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特征是对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研究的整体总结。最后,本文对星云人间佛教伦理思想做了尝试性的理论审视。

杨柱星^[4]（2010）在《科技期刊总目次和索引的调查评析与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通过对500种科技期刊卷（期）终总目次和索引的调查,发现目前科技期刊以编印总目次占多数,编印主题索引、关键词索引及着者索引的期刊尚少。文中分析了选择总目次和索引的原由,认为:学术性期刊、技术性期刊卷（期）终宜编印主题索引或关键词索引,可配置着者索引;综合性期刊、科普性期刊宜编印总目次或主题索引,可不编印着者索引;检索性期刊中的文摘期刊宜编印关键词索引。总目次和索引的页码以约占期刊总页码的1.5%为宜。总目次和索引的着录编排格式不规范现象较为普遍,应加强对GB/T 3179—2009的培训学习,按标准办刊。

钟景就^[5]（2020）在《晚清《申报》刊载小说研究（1907-1911）》文中研究说明《申报》在1872年创刊初期曾尝试刊登小说,但不久便停刊了,直到1907年才再次刊登小说。自1907年复刊小说以来,1907年至1911年间《申报》刊载了大量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长篇创作小说在主旨上以批判官场、揭露政治黑暗较为多见,在体式上可分为章回体小说和非章回体小说。章回体小说中的《自由女》《绣衣盗》等作品虽用传统的通俗小说体式但有一些新的变化,具有创新性。非章回体小说中的《滑稽生》《缦卿小传》等作品尝试用现代小说模式进行创作,具有现代性意识。短篇创作小说主要以唤醒国民为目的,重视小说对时事的及时反映,同时也描摹社会风俗、民生百态,题材广泛,严肃性与趣味性并存。《申报》上刊载的翻译小说主要译自欧美国家,且多为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整体特色较为鲜明。翻译小说的作者和译者大多难以确认身份,张春帆是可确认身份的译者中较有名气的一位。张春帆译作的发现有利于加深对张春帆的认识。《申报》短篇翻译小说中不乏意译自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童话故事等世界名着中的篇章。1907年至1911年间《申报》刊载的小说作品,是晚清时期报刊小说的缩影,影响着晚清小说生态,促进了我国近代小说的发展。

杨芹^[6]（2020）在《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文中研究指明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

张帆^[7]（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认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黄宗华^[8]（2010）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文中提出国民党江西省的干部训练是国民党整体干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训练团是省政府进行干训的主要机构。江西省的干训,是在国民党的干训政策、蒋介石的干训思想以及国民党的整体干训氛围影响之下,结合省内的具体情况展开的。江西省的干训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经四个阶段。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各方面很不完善,但该阶段的干训在“协剿”方面发挥了一定效用,搭建了干训机构的基本架构。政治讲习院时期的训练重心转向区乡镇干部,组织结构、训练规模、训练内容、训练措施比之前有较大进展。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无论从组织健全程度,还是从训练规模、正规化程度等方面来看,都是干训最繁盛的阶段。江西省训练团时期,由于机构的调整与裁撤、国民党的迅速溃败等原因,效果不可与之前同日而语,但转业军官训练是一个亮点。省训团的组织结构经过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机构设置与机构职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特别是从政讲院开始变化不大。省训团在发展变迁历程中,逐渐形成—整套教职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职员队伍,而且队伍的整体素质比较高。干训科目包括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各个班（组）的共同科目大致相同,专业科目则和各班（组）受训学员的实际工作相联系。这种课程设置从总体上来分析与干训目标相匹配,但有些课程与学员的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而且,单科训练时间过短,使得学员不能对课程很好掌握。训练的教材,主要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基本政治理论和国民党现行政策、中国历史地理、国民党历史以及传统知识和传统道德、党务、行政工作的实际应用技术等。此外,省训团和各县市训练机构还编辑了部分省情和县情教材。江西省对受训学员的选拔、训练、考核以及服务指导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在选拔方面,江西省制订了严密的选拔程序,但对于学员的思想意识难以考察。对学员的训练,是以课堂讲授为基础,以训育、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为重点,同时辅之于各种社团活动。这些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以军训的方式来对党政干部进行训练,没有考虑到党政干部的特殊性。江西省对学员的考核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但是考核方式存在机械、呆板、不能与人事行政相联系的弊端。对学员结业后进行服务指导具有良好的设计意愿,但学员对于无职无权的干训机构缺乏敬畏,因而敷衍了事,造成跟踪辅导流于形式。省训团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境内的其他干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省训团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同作为国民党的干训机构,从历史渊源、训练模式和内容、时代背景、战略任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在举办主体、训练对象、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蒋经国主办的青干班,名义上附属于省训团,但实际是蒋氏的“独立王国”。至于江西各地的训练机构,从组织体系上说隶属于省训团,但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省训团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业务指导。本文认为,以省训团为核心的江西省干训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增强了学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推动了“三保”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民众组训与抗战动员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学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干部考察和干部晋升的平台,强化了省政府对各地的了解与监控。但江西省的干训从总体来看是失败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素质特别是精神素质,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强化党组织的内聚力和扩大党务的目的。造成干训效果不佳的原因,既存在于训练本身,也存在于国民党江西省和整个国民党的深层次弊端。训练本身存在学员规避训练、单科训练时间太短、训练的方式方法存在弊端、考核标准与方式不科学、受训成绩的运用不够、讲师素质参差不齐、结业后的辅导工作有名无实等问题。但效果不佳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干部政策、组织结构、廉政建设、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和干部素养、经济发展程度和干训经费等因素。

成丽^[9]（2010）在《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文中研究指明宋《营造法式》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全国的一部侧重于估工算料的法规性建筑营造技术典籍。自九十年前,即1919年初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营造法式》抄本并付印后,数代学者持续不辍地开展有关《营造法式》的研究,既开启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大门,更曾多方位、多层次地推进了该学科的深化发展。本文细致梳理现代以来《营造法式》已有研究和成果,全面考察相关研究主体、学术流派,从版本研究、实物测绘、术语解读、理论探索、多元化研究几个层面,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历程、学术发展理路尝试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纳,尽可能在总结研究目的、方法、成就和影响的基础上,彰显各个时期典型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审视因果,探寻得失,明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可以深入的方向,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以促进《营造法式》研究的继续深入以至新的突破,为完善中国建筑史学框架乃至重振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潘霞^[10]（2007）在《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已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截至2004年底，中国实际吸收外资存量总值为2132.88亿美元，到2005年6月底，外资以各种方式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已超过750家，世界500强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投资热潮的掀起使得各地对投资环境的改善进入了高潮。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小环境中，学者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以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政治法律和自然地理5个方面出发，建立了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系统。在对各个子系统分别选取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招商引资的经济环境子系统、社会文化子系统、基础设施子系统、政治法律子系统和自然地理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中国的31个地区为研究样本，主要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06》等数据资料，赋予样本相应的指标值。对于各个子系统的指标，主要运用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进行筛选，选出与利用外资因子和利用内资因子相关程度较强，但彼此间的相关程度又较弱的指标，组成新的指标体系，分别建立利用外资和利用内资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政治法律和自然地理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在第9章，综合运用前几章的指标筛选结果，建立了利用外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利用内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被选出的指标与利用外资因子和利用内资因子的相关系数，在权重为100的基础上，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运用对象性评价方法对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对于31个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政治法律和自然地理子系统分别进行评价，并依据地区得分对地区进行排序和分类。在对地区的投资环境子系统进行评价之后，对于31个地区总体的利用外资投资环境和利用内资投资环境进行了分类和评价。把31个地区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分成了4类：投资环境优秀型地区，投资环境优良型地区，投资环境不均衡型地区和投资环境落后型地区。通过评价和分类，每个地区都可以找出本地区的区域投资环境优势和不足之处，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改善投资环境的策略。第10章是实证研究，选取黑龙江省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黑龙江地处东北地区，是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在中国提倡和鼓励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支持下，黑龙江省的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因此，选取黑龙江进行实证研究对于黑龙江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有特殊的意义。论文首先对黑龙江当前的投资环境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基础设施、政治法律和自然地理5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然后对黑龙江的招商引资情况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这两个方面是：1995-2005年黑龙江招商引资的纵向对比和2005年黑龙江与中国其他30个地区招商引资的横向对比。得出的结论是：纵向看黑龙江的招商引资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引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改观；横向看黑龙江的招商引资情况却不容乐观，利用外资数量和质量都处在落后的地位，利用内资也由于优惠政策的匮乏而收效甚微。通过对第9章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对黑龙江的基于招商引资的投资环境的评价是，总体看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但是却有较强的社会文化竞争力和自然资源竞争力。因此黑龙江的投资环境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相应的改善原则应当是，在巩固优势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不断改善劣势因素，逐步变劣为优。

二、《广西机械》2001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机械》2001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2）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申报》刊载小说研究（1907-1911）（论文提纲范文）

（6）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7）《<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论文提纲范文）

（9）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广西机械》2001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2]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3]星云人间佛教的伦理思想研究[D]. 薛江谋. 南京大学, 2012(08)
• [4]科技期刊总目次和索引的调查评析与选择[J]. 杨柱星. 编辑学报, 2010(05)
• [5]晚清《申报》刊载小说研究（1907-1911）[D]. 钟景就. 暨南大学, 2020(04)
• [6]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D]. 杨芹. 吉林大学, 2020(08)
• [7]《<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D]. 黄宗华. 南开大学, 2010(07)
• [9]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D]. 成丽. 天津大学, 2010(11)
• [10]基于招商引资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价研究[D]. 潘霞.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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