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市商业银行存款突破800亿元（论文文献综述）
赵前[1]（2021）在《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文中指出本文聚焦“小四行”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1937-1951）,从权资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银行业的变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政权组织对银行业的控制特点和方式,以及较长时段一般银行的因应之道。1937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被国民政府增资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不久抗战爆发,中国实业银行裁并分支行处,内迁至大后方,并响应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重新设立行处,却由于国民政府取向的变化,业务发展及行处设立远逊于国家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困境,中国实业银行谋划增资改组,引入商股,清退官股,重新回归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最终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功败垂成。不过中国实业银行利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弱效,顺利扩充商股,重新占据主动权,体现出战时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共同扩张的局面。战后中国实业银行回迁上海,接收、清理和复员中国实业银行。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伪中国实业银行的诸多“非法”行为,甚至不乏总行的战后包庇,财政部最终竟以妥协告终。国民政府力求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监管银行业的清理和复员,却体现出“监而不管”的特点,为战后金融市场的乱序提供了某种历史解释。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中国实业银行被中共接管改造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中国实业银行不同于过去排拒官股的表现,反而积极配合国家银行,力求转型为国家银行政策的执行者,背后原因远非过去仅仅认为的中共的强行改造。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发展与顺利改造,得益于政治权力的倾向,以及职工群体的动员。总体来说,国民政府对于银行业往往采取资本和人事进行双重控制,银行股东争夺股本的属性,意味着银行权力需要凭依资本,甚至国家权力渗透到商业银行,也要有资本的形式包裹。而中共建政后的银行业改造,资本的权力化不断被边缘,组织控制和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控制银行业的新着力点。中国实业银行拥抱国家银行体系,既是符合时宜的逐利使然,也是新的经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张健康[3]（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吴盛杰[4]（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张正男[5]（2019）在《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JC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JC银行”或“JC银行”）始建于1908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JC银行重新组建后,在1987年4月正式对外营业,作为中国金融改革试验行,JC银行成为首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JC银行分别于2005年6月和2007年5月,在香港联合交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JC银行创立至今已经有110年,是存续至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金融品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有的金字招牌,具有百年老店的信誉优势。北京市分行作为JC银行系统内最大的省级分行于1989年重新开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资产总规模超5000亿元,员工4000余名和网点100余家的商业银行。北京市的银行业竞争非常激烈,而对公业务又是各家银行利润来源的重要部分。对于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来说,在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金融业监管不断趋严的情况下,科学的制定对公业务营销策略是推动业务转型升级、增加市场竞争力、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重要路径。本文以JC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称“北分”）为研究对象,对该行对公业务营销策略进行研究。首先全方位分析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近年来的营销状况,找出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利用PEST分析法对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进行外部环境分析,包括宏观环境分析（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技术四个环境方面）和微观环境分析（在行业、竞争和顾客三个环境方面）对JC行营销策略制定的影响;再次,采用SWOT分析法对其进行内部分析,研究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优劣势、发展的机会及面临的挑战;最后对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进行STP分析,并制定符合其发展的营销策略。
张弛[6]（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文中认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使传统的财产形式发生虚拟化、电子化、数据化的流变,催生了一大批网络化的新型财产,由此带来大量的实践难题,给刑法中“财产”、“财物”等基础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主要就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新的财产类型和财产形式进行探讨,并对相关的司法疑难问题予以解答:第一章主要对“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刑法含义进行深入解读,准确把握概念的特征与认定标准,并对两者的关系加以厘清。本章首先对“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与域外立法情况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刑法学界围绕“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理论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得出刑法中财物（财产）概念的认定标准:具有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具有能够以金钱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此外,本章还对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给刑法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总结,具体包括财产概念边界的模糊、财产犯罪行为模式的异化、与罪名界限的纠葛、犯罪数额与既遂标准的认定困境等。第二章主要对与电子资金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以银行电子现金、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具有支付功能的理财产品与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为代表的电子资金均应当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侵害电子资金的案件按照行为模式可以被划分为“窃取型”、“复制型”、“套取型”等基本类型,前两者原则上应当以盗窃罪认定,而后者则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高利转贷罪等罪名。在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进行把握时,应当坚持控制说的立场,以行为人取得对电子资金的控制和占有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节点和标志。此外,本章还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中的罪名界分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章以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电子化的权利凭证为研究对象,分别对物品电子凭证、服务电子凭证与电子积分等三种典型的电子权利凭证的犯罪问题进行讨论。物品电子凭证无论获取途径免费与否均应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而服务电子凭证只有在同时满足有偿获取与能够独立兑换服务的情况下方可被认定为“财物”,至于电子积分,则应依据其实际功能具体判断。侵害电子权利凭证的案件可能涉嫌盗窃罪、诈骗罪以及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等罪名。仅具有打折或折抵功能、无法单独兑换物品或服务的电子权利凭证不属于“财物”。第四章主要涉及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的问题。“大数据”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集合而非一个单独的概念,只有那些满足刑法上“财物”认定标准的大数据表现形式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财产”。具体说来,“大数据财产”应当仅限于能够在大数据平台或者大数据交易市场上交易和出售的,经过收集的底层数据、清洗后的匿名化数据以及经过挖掘之后形成的大数据产品。大数据财产应当归属于大数据挖掘者和控制者所有,而非归属于产生数据的个人。对于侵害大数据财产的行为可以适用盗窃罪、合同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而对于那些无法被认定为“财物”的大数据表现形式则可以援引计算机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着作权罪等罪名加以保护。第五章对实践中争议颇多的“虚拟财产”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所谓的“虚拟财产”虽然被冠以“财产”之名,但其既不具有能够以货币加以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也不具有可以被玩家占有或转移的可能性,不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在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娱乐服务的虚拟权利凭证。以技术手段从游戏运营商处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对于以技术手段从其他游戏玩家处“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则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认定。采取抢劫、诱骗、威胁等现实性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此外,利用互联网游戏外挂大量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在未使用破坏性程序、未对互联网游戏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破坏的情况下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仅以个人娱乐为目的而制作、使用游戏外挂程序或者以其他技术性手段非法获取虚拟财产,并未用于销售牟利的,无论如何也不应以犯罪论处。任何人不能仅仅因为打游戏而受到刑事追诉。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就互联网背景下刑法如何应对“财产”概念的流变所带来的冲击作出全面回应。
王红星[7]（2019）在《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社会前进的助推器,是国家强大的动力,是企业成长的根基,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源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于经济发展起着强大的助推作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最为活跃的要素,倘若没有金融对于科技创新的有效对接,科学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就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无法完成“创新驱动”的转变,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一直停留在粗放型、低层次的水平。因此,必须将科技和金融这两种最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相结合,加强金融对于科技产业的扶持能力,提高金融资源对于科技创新的配置效率,而科技金融便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手段。于是,国家便将大量的金融资源投向科学院、高校以及各项技术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以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但是却忽视了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充分印证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潜力,在我国科技创新道路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在当下流行的IT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领域。然而,科技型企业却面临着“融资无路、借贷无门”的现象,融资代价高、融资门槛高的问题比比皆是。虽然政府、风投机构、借贷公司、银行等社会机构给予了科技型企业或多或少的帮助,但是都有各自的局限性。由于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主体,拥有着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科技金融资源较为丰富、发展潜力较高。所以,本文主要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研究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业务的发展状况。众所周知,商业银行的经营风格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主,而科创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高风险性、缺乏抵押物等特点,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科技型企业自然而然成为了商业银行的惜贷对象。如此一来,如何平衡商业银行和科技型企业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加强商业银行对于科创企业的支持,既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又能使科创企业获得融资就变得非常关键。鉴于此,本文选取国内科技金融业务发展较为典型的北京银行作为案例分析对象,重点对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的发展内容进行分析。首先,对国内外有关科技金融业务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洞察国内外对于科技金融研究的最新动态。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不断引入经济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支撑,使得本文的研究内容更加具有说服力;其次是案例介绍部分,着重介绍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的两种模式:信贷经营模式和投贷联动模式,并从市场定位、服务体系、产品设计、盈利方式、风险防范、退出方式等六个方面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将硅谷银行的科技金融业务纳入研究范围进行国内外对比分析,引入招商银行和浦发银行科技金融业务进行同行业对比分析,发现北京银行存在着投贷联动缺乏独立性、和风投机构存在利益冲突、风险隔离机制不完善、行权退出渠道不牢固等问题,为此笔者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供其改进和完善。与此同时,笔者对于目前的投贷联动业务模式进行了创新拓展,打造出“投贷联动+线上供应链金融”的运营模式,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情况,笔者为北京银行投贷联动业务的开展提出九年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樊颖[8]（2018）在《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机制的研究》文中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主体进行活动和决策的固有环境,基于住房市场握不确定环境下经济主体行为的内在规律,对于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不确定性下的中国居民住房决策,深入分析不确定性的内涵和来源;通过构建中国特征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和微观理论/实证研究框架,探讨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住房和抵押贷款需求影响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机制。论文首先依据现有文献提炼了居民住房决策的内生和外生影响因素,进一步结合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调整,初步确定以收入和消费不确定性为代表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利率和信贷不确定性为代表的政策不确定性为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的核心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一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影响中国居民家庭住房需求和抵押贷款需求的不确定冲击的宏观效应进行了模拟和比较。通过对于核心路径的分析发现,居民住房需求主要受到收入和消费不确定性的影响;居民抵押贷款需求主要受到收入和信贷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分析发现不确定冲击的宏观效应具有频域依赖特征,且在不同房地产市场摩擦环境下存在差异。论文进一步引入中国特殊的人力资本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特征,以及社会资本和非正规借贷市场特征,应用微观数据分析和测定了不确定性下中国居民住房需求和抵押贷款需求决策的微观机制及其异质性。在居民住房需求方面,本文发现,第一,住房可以作为抵御收入不确定性的工具,收入不确定性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在不同流动性约束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相比于收入不确定性,中国城镇居民对于消费不确定性更加敏感,当住房资产抵御消费不确定性的能力越强时,住房需求增加,此外,对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较少的地区,住房资产作为抵御消费不确定性工具的作用更加显着。在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方面,本文发现,第一,对于高金融素养家庭而言,当其收入不确定性越高时,家庭非正规借款对于居民抵押贷款需求的挤出效应越弱;第二,对于社会资本平均成本越高的地区,当信贷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家庭非正规借款对抵押贷款需求的挤出效应越强。最后,论文从保障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和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的角度,针对居民住房需求、抵押贷款需求和房地产市场建设等问题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梁宏中[9]（2018）在《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需要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也即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程度,突破个体性的限制和束缚,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经济危机的治理方式根据治理效果不同,可划分为根本性治理和周期性治理两类。前者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的新社会经济制度,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对产权社会化的要求。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局部提高产权社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解决经运行层面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暂时解决经济危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化产权形式,能弥补私人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产生的各种弊端,因而成为经济危机治理的有效工具。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国有企业作为政策调控工具;二是作为所有制基础,通过生产资料全面国有化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两者的实质都是不同程度地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性、协调性。作为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能有效降低周期性危机治理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其也存在一些低效性问题,需要选择合适的使用时机、领域、方式、时限,提升作用效果。作为新社会所有制基础的国有企业,旨在构建系统性制度安排彻底消除经济危机。苏联“国家大工厂”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代表性现实探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既作为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基础,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发挥经济危机治理作用。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危机治理的绩效,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下,从长期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能彻底消除,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与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所以经济危机依然存在。当然从短期来看,信息化发展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强化经济调控,局部暂时缓和这种矛盾。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全面国有化构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消除经济危机的主客观条件仍未成熟;但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国有企业将能更好发挥其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治理的政策工具功能。
岳松毅[10]（2018）在《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区域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矛盾的日益突显,以往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由要素驱动、资本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实现转换的演进过程和关键阶段。因而,在“新常态”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便显得愈发迫切。基于此,如何通过积极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金融集聚溢出效应、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切实推动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动力,是现阶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经济区域需要重点考虑并优先提出解决方案的问题。以我国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考察对象,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金融集聚的外在特征、引致动因和外在效应,细致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梳理归纳了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发现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联关系,而前者主要通过资金催化、资本形成、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产业整合等五个方面,影响着所在区域乃至周边邻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以2005年至2014年为观察期,在考察了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产业三个细分领域集聚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现状以及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时间序列和空间面板等计量模型,衡量、测度了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作用;通过引入经济系统“耦合发展”的概念,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评了观察期内各省级行政区域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匹配程度。最终,本研究形成的主要的结论有如下几点。首先,以静态截面的角度来看,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绝大多数的省级行政区域其产业发展指数与银行、证券领域的区位熵之间,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正向相关关系;而计量结果也表明,观察期内各年份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2）以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均位于0.94至0.99的区间内,较为真实、准确地反映了银行、证券和保险集聚同产业发展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其次,以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整个观察期内金融产业银行及证券领域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且银行领域的回归系数显着大于证券领域回归系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细分领域回归系数呈现出交替上升但总体平稳发展的态势;而保险领域对所在区域乃至周边邻接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完善和升级的影响还相对较小,其能够发挥的促进作用还不是十分明显。再次,以动态面板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东北地区,其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均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且主要来源于银行和证券领域的集聚,而保险领域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与此同时,在个体固定效应的总体框架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截距项在观察期内均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而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截距项在观察期内则持续波动、震荡。第四,以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观察期内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全局范围内都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特征或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普遍为高值—高值空间关联关系,而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普遍为低值—低值空间关联关系。基于时间固定效应下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集聚在地理空间上对所在和邻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间接和总体溢出效应在不同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作用方向有正有负,各不相同。最后,以耦合匹配的角度来看,虽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经济子系统的系统功效在观察期内的不同该阶段处于不同的相对位置,但在总体上呈现出交互领先、相互带动,最终实现共同提升的发展态势,而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的系统耦合程度在观察期内都呈现出由低阶耦合向高阶耦合持续演进的态势,其测度结果数值稳步提高。基于上述结论,在迅速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宏伟战略的总体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应当通过实施以增强聚集能力为核心、以优化金融生态为基础,以扩大辐射范围为导向、以实现产融互动为目标的政策组合,有效促进金融集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动二者达成并维持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有利态势,进而形成并确立区域内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良性且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北京市商业银行存款突破800亿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市商业银行存款突破800亿元（论文提纲范文）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材料与方法 |
| 五、中国实业银行简介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实业银行内迁与改组 |
| 第一节 战时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内迁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增资改组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与清理 |
| 第一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接收与复员 |
| 第二节 财政部对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清理与回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中国实业银行的改造与转型 |
| 第一节 解放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公私合营改造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与政治动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5）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2 理论基础 |
| 2.1 市场营销组合理论 |
| 2.2 战略分析工具 |
| 2.2.1 PEST分析模型 |
| 2.2.2 波特五力模型 |
| 2.2.3 SWOT分析模型 |
| 2.3 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理论综述 |
| 2.3.1 市场细分理论综述 |
| 2.3.2 商业银行7Ps营销组合理论 |
| 3 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JC银行北京市分行基本情况 |
| 3.2 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现状 |
| 3.2.1 主体业务健康发展 |
| 3.2.2 客户指标基础牢固 |
| 3.2.3 经营利润重拾增长 |
| 3.2.4 不良资产率低位运行 |
| 3.3 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市场选择和目标市场不够合理 |
| 3.3.2 对公业务营销策略不够明确 |
| 4 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环境分析 |
| 4.1 外部环境分析 |
| 4.1.1 宏观环境分析 |
| 4.1.2 微观环境分析 |
| 4.2 内部环境分析 |
| 4.2.1 企业文化分析 |
| 4.2.2 营销架构分析 |
| 4.2.3 人力资源分析 |
| 4.3 对公业务营销SWOT分析 |
| 4.3.1 优势分析 |
| 4.3.2 劣势分析 |
| 4.3.3 机遇分析 |
| 4.3.4 威胁分析 |
| 4.3.5 矩阵分析 |
| 5 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市场细分与定位 |
| 5.1 营销市场细分 |
| 5.1.1 按行业性质细分 |
| 5.1.2 按客户规模细分 |
| 5.1.3 按综合贡献度细分 |
| 5.2 目标市场选择 |
| 5.2.1 区域选择 |
| 5.2.2 行业选择 |
| 5.2.3 客户选择 |
| 5.2.4 产品选择 |
| 5.3 明确市场定位 |
| 5.3.1 区域定位 |
| 5.3.2 竞争定位 |
| 5.3.3 客户定位 |
| 5.3.4 产品定位 |
| 6 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策略制定 |
| 6.1 产品策略 |
| 6.1.1 负债业务产品策略 |
| 6.1.2 资产业务产品策略 |
| 6.1.3 投行业务产品策略 |
| 6.1.4 小微业务产品策略 |
| 6.2 定价策略 |
| 6.2.1 定价策略的基础 |
| 6.2.2 差异化负债业务定价策略 |
| 6.2.3 差异化资产业务定价策略 |
| 6.2.4 差异化非息收入业务定价策略 |
| 6.3 渠道策略 |
| 6.3.1 对公人员渠道策略 |
| 6.3.2 互联网渠道策略 |
| 6.3.3 网点厅堂渠道策略 |
| 6.4 促销策略 |
| 6.4.1 广告促销策略 |
| 6.4.2 人员促销策略 |
| 6.4.3 公共关系促销策略 |
| 6.5 人员策略 |
| 6.5.1 完善营销人员管理机制 |
| 6.5.2 提升营销人员业务能力 |
| 6.6 有形展示 |
| 6.7 过程管理 |
| 7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刑法中的财产概念 |
| 第一节 “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 |
| 一、早期:“物”与“财产”的具体化列举 |
| 二、发展:作为法律术语的“物”与“财产”概念的成型 |
| 三、成熟:无体物概念的提出 |
| 四、流变:财产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张 |
| 第二节 “财产”概念的域外考察 |
| 一、德国 |
| 二、日本 |
| 三、英国 |
| 四、美国 |
| 五、苏联 |
| 六、评析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概念及认定标准 |
| 一、刑法中“财产”和“财物”概念的关系 |
| 二、关于“财物”属性的理论争讼 |
| 三、互联网背景下“财物”(财产)的认定标准 |
| 第四节 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的冲击 |
| 一、财产形式的流变对“财物”概念边界的冲击 |
| 二、行为模式的异变对犯罪认定和罪名界限的冲击 |
| 三、财产的数据化带来的数额认定的困境与既遂标准的漂移 |
| 小结 |
| 第二章 电子资金犯罪的刑法应对 |
| 第一节 电子资金概述 |
| 一、电子资金的概念范畴 |
| 二、电子资金的本质与财产性根基 |
| 三、电子资金的出现给刑事司法认定带来的冲击 |
| 第二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基本类型与行为认定 |
| 一、窃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 二、复制型电子资金犯罪 |
| 三、套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 第三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罪名界分 |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纠葛 |
| 二、电子资金案件罪名界分的理论聚讼及评析 |
| 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界分步骤 |
| 第四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既遂标准 |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既遂标准的漂移 |
| 二、财产犯罪既遂标准的理论聚讼 |
| 三、侵害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 |
| 小结 |
| 第三章 涉电子权利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 第一节 电子权利凭证概述:分类、财产性与刑法研究现状 |
| 一、刑法视域下电子权利凭证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二、电子权利凭证的种类 |
| 三、电子权利凭证的财产性辨析 |
| 第二节 涉物品电子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窃取他人物品电子凭证的行为定性 |
| 二、侵入系统生成物品电子凭证后倒卖行为的认定 |
| 第三节 侵害服务电子凭证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 二、不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 第四节 电子积分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侵入系统后虚增电子积分行为的罪名适用 |
| 二、利用系统漏洞刷取电子积分案件的定性 |
| 三、利用规则漏洞刷取电子积分行为的认定 |
| 四、复制电子资金系统后伪卡盗刷案件的处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 |
| 第一节 大数据的概念界定与本质析正 |
| 一、大数据的定义与本质 |
| 二、大数据挖掘 |
| 三、“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之概念勘正 |
| 第二节 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与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 一、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 |
| 二、“大数据财产”的认定标准与范围界定 |
| 三、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 第三节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路径 |
| 一、大数据财产的保护路径之争 |
| 二、大数据财产的刑事司法保护 |
| 三、其他大数据侵害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虚拟财产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 第一节 虚拟财产的概念界定 |
| 一、关于“虚拟财产”概念范围的学理争讼 |
| 二、虚拟财产的内涵厘清 |
| 三、虚拟财产的外延 |
| 第二节 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分析 |
| 一、虚拟财产的客观价值性分析 |
| 二、虚拟财产是否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 |
| 三、虚拟财产的本质 |
| 第三节 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以技术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认定 |
| 二、以现实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处理 |
| 三、制售、使用外挂行为的定性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科技金融范畴界定研究 |
| 1.2.2 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发展现状研究 |
| 1.2.3 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存在问题研究 |
| 1.2.4 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业务模式创新研究 |
| 1.2.5 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业务风险控制研究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与不足 |
| 1.4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
| 2.1 科技金融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金融 |
| 2.1.2 投贷联动 |
| 2.1.3 供应链金融 |
| 2.2 科技金融相关理论体系 |
| 2.2.1 金融期权理论 |
| 2.2.2 商业银行经营理论 |
| 2.2.3 伯格洛夫融资理论 |
| 2.2.4 中小企业生长周期理论 |
| 2.2.5 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理论 |
| 2.3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发展情况介绍 |
| 3.1 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现状 |
| 3.1.2 我国银行业科技金融供给现状 |
| 3.2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案例简介 |
| 3.2.1 北京银行简介 |
| 3.2.2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发展历程 |
| 3.2.3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信贷业务简介 |
| 3.2.4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投贷联动业务介绍 |
| 3.3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对比分析 |
| 4.1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内部对比分析 |
| 4.1.1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传统信贷业务分析 |
| 4.1.2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投贷联动业务分析 |
| 4.1.3 本节小节 |
| 4.2 北京银行与硅谷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对比分析 |
| 4.2.1 运行模式对比 |
| 4.2.2 市场定位对比 |
| 4.2.3 服务组织对比 |
| 4.2.4 收入来源对比 |
| 4.2.5 风险控制对比 |
| 4.2.6 行权退出对比 |
| 4.2.7 本节小节 |
| 4.3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同行业对比分析 |
| 4.3.1 发展规模对比 |
| 4.3.2 市场定位对比 |
| 4.3.3 运行模式对比 |
| 4.3.4 服务体系对比 |
| 4.3.5 产品设计对比 |
| 4.3.6 经济效益对比 |
| 4.3.7 本节小节 |
| 4.4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优势与劣势分析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 问题分析 |
| 5.1.1 北京银行自身局限性 |
| 5.1.2 投贷联动缺乏独立性 |
| 5.1.3 银行和风投利益冲突 |
| 5.1.4 风险隔离机制不完善 |
| 5.1.5 行权退出渠道不牢固 |
| 5.2 原因分析 |
| 5.2.1 股权投资体系不全,投贷复合人才缺乏 |
| 5.2.2 银行风投理念不同,风险收益无法平衡 |
| 5.2.3 缺乏有效收入来源,业绩考核压力较大 |
| 5.2.4 市场投资体系不完善,轻资产流转不便 |
| 5.3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优化对策分析 |
| 6.1 银行层面 |
| 6.1.1 加强产品创新，建立核心品牌 |
| 6.1.2 扩充投贷组织,培养投贷专家 |
| 6.1.3 搭建多方联保，加强机构合作 |
| 6.1.4 优化资金来源，强化风险隔离 |
| 6.2 政府层面 |
| 6.2.1 扩充政府担保基金,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
| 6.2.2 拓宽银行投资权限,加强专利立法保护 |
| 6.2.3 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加快股权交易流转 |
| 6.3 北京银行投贷联动模式创新拓展研究 |
| 6.4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展望与结论 |
| 7.1 研究展望 |
| 7.2 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8）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不确定性的内涵和外延 |
| 1.2.2 居民住房决策 |
| 1.2.3 研究简评 |
| 1.3 研究范围、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中国居民住房和抵押贷款需求与核心不确定性 |
| 2.1 中国居民住房需求和抵押贷款需求特征 |
| 2.1.1 居民住房需求特征 |
| 2.1.2 居民抵押贷款需求特征 |
| 2.2 影响居民住房和抵押贷款需求的核心不确定性的界定 |
| 2.2.1 经济不确定性 |
| 2.2.2 政策不确定性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不确定性影响住房决策的宏观效应 |
| 3.1 基础模型构建与求解 |
| 3.1.1 模型结构设定与中国特征 |
| 3.1.2 经济主体决策 |
| 3.1.3 均衡系统与模型求解 |
| 3.2 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
| 3.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3.2.2 时域—频域分解 |
| 3.2.3 校准与参数估计 |
| 3.3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
| 3.3.1 全局分析 |
| 3.3.2 时频分析 |
| 3.4 情景模拟分析与反事实比较 |
| 3.4.1 住房持有成本 |
| 3.4.2 房价粘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确定性影响住房决策的微观机制:住房需求 |
| 4.1 收入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需求 |
| 4.1.1 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4.1.2 收入不确定性的度量与实证设计 |
| 4.1.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2 消费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需求 |
| 4.2.1 消费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4.2.2 消费不确定性的度量与实证设计 |
| 4.2.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不确定性影响住房决策的微观机制:抵押贷款需求 |
| 5.1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决策机制 |
| 5.1.1 抵押贷款需求与非正规借贷 |
| 5.1.2 基础模型:内生互动机制 |
| 5.2 收入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抵押贷款需求 |
| 5.2.1 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5.2.2 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
| 5.2.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信贷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的住房抵押贷款需求 |
| 5.3.1 信贷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机制 |
| 5.3.2 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
| 5.3.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的主要成果与政策建议 |
| 6.1.1 主要研究成果 |
| 6.1.2 主要政策建议 |
| 6.2 主要学术贡献、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
| 6.2.1 主要学术贡献 |
| 6.2.2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技术路线和文章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原因 |
| 2.2 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方式和效果 |
| 2.3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的质疑和批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历史必然性 |
| 3.1 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 3.2 经济危机的具体性原因:经济运行性因素 |
| 3.3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历史必然性 |
| 第4章 国有企业政策工具功能与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 |
| 4.1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作用的理论概述 |
| 4.2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作用的历史考察 |
| 4.3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的福利效果分析 |
| 4.4 国有企业的调控工具功能与其他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工具的比较研究 |
| 4.5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的效果、存在问题与优化对策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基础功能与经济危机的根本性治理 |
| 5.1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本性治理作用的理论概述 |
| 5.2 基于苏联“国家大工厂”模式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治功能现实探索 |
| 5.3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治功能的现实探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的未来趋向:基于大数据时代趋势的探讨 |
| 6.1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趋向 |
| 6.2 大数据时代趋势下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功能 |
| 第7章 主要结论和研究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区域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厘清与辨析 |
| 1.2.1 产业集聚与金融集聚 |
| 1.2.2 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
| 1.2.3 耦合关系与协同发展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 |
| 2.1.2 金融地理学理论 |
| 2.1.3 产业集聚理论 |
| 2.1.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及述评 |
| 2.2.1 金融集聚相关研究 |
| 2.2.2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研究 |
| 2.2.3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相关研究 |
| 2.2.4 空间计量相关研究 |
| 2.2.5 耦合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适用性分析 |
| 2.2.6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理论分析 |
| 3.1 金融集聚的外在特征与引致动因 |
| 3.1.1 金融集聚的外在特征 |
| 3.1.2 金融集聚的引致动因 |
| 3.2 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分析 |
| 3.2.1 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 |
| 3.2.2 金融集聚的效应分析 |
| 3.3 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与影响因素 |
| 3.3.1 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 |
| 3.3.2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
| 3.4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4.1 资金催化机制 |
| 3.4.2 资本形成机制 |
| 3.4.3 资源配置机制 |
| 3.4.4 风险管理机制 |
| 3.4.5 产业整合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与现状 |
| 4.1 数据来源及区域划定说明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区域划定 |
| 4.2 金融产业集聚的现状 |
| 4.2.1 金融产业集聚的总体状况 |
| 4.2.2 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 |
| 4.3 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
| 4.3.1 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状况 |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视角考察 |
| 5.1 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简介 |
| 5.1.1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
| 5.1.2 区位熵指数 |
| 5.2 金融集聚水平的实证分析 |
| 5.2.1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及N指数测度结果 |
| 5.2.2 区位熵指数测度结果 |
| 5.3 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截面数据分析 |
| 5.3.1 模型的建立 |
| 5.3.2 截面数据回归计量结果 |
| 5.4 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数据分析 |
| 5.4.1 模型的建立与变量的说明 |
| 5.4.2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5.4.3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
| 5.4.4 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1 空间计量方法概述 |
| 6.2 金融集聚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2.1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2.2 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3 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面板分析 |
| 6.3.1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说明 |
| 6.3.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
| 7.1 耦合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
| 7.2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模型的建立 |
| 7.2.1 系统发展功效函数 |
| 7.2.2 系统耦合程度函数 |
| 7.2.3 耦合匹配程度函数 |
| 7.2.4 耦合匹配类型释义 |
| 7.3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匹配程度实证分析 |
| 7.3.1 系统耦合匹配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3.2 系统耦合匹配程度的测度 |
| 7.4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发展的现实解读 |
| 7.5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合理定位节点城市职能,不断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内涵 |
| 8.2.2 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建设,充分发挥金融集聚辐射作用 |
| 8.2.3 切实依托产业梯度转移,全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2.4 全力推进产融协同发展,促进建立全面耦合发展关系 |
| 8.2.5 重点关注生态环境约束,保障区域经济绿色健康发展 |
| 8.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致谢 |
四、北京市商业银行存款突破800亿元（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D]. 赵前.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5]JC银行北京市分行对公业务营销策略研究[D]. 张正男.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6]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D]. 张弛.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北京银行科技金融业务发展研究[D]. 王红星. 石河子大学, 2019(01)
- [8]不确定性视角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决策机制的研究[D]. 樊颖. 清华大学, 2018(04)
- [9]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D]. 梁宏中. 暨南大学, 2018(03)
- [10]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区域比较研究[D]. 岳松毅. 兰州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