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翔[1](2021)在《道德·自由·普适——阿马蒂亚·森人权观的考察与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阿马蒂亚·森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强调人权不是一种单纯的利益要求,而是应该做什么的强烈的道德宣言,要超越单一的立法路径,以自由看待人权。人权的实现既需要"完善责任"的履行,也需要"不完善责任"的有效发挥;既需要彰显出对利益的尊重,也需要体现出对自由的追求。人权所具有的共享人性之特质,则需要在理智审思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丰富与拓展,从而超越地域之囿,实现人权的真正普适。阿马蒂亚·森的这种人权观呈现出清晰的逻辑理路和独特的思维向度,为人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然而,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审视,他的人权观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与视角,由于缺乏人类历史发展的维度,其人权观难以摆脱历史与阶级的束缚,自然就跳不出西方人权观固有的窠臼。
欧阳康,王誉霖[2](2021)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实践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要求》文中提出当下突如其来且仍处于全球大流行状态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正在引发人类实践的深刻变革,并对中国和世界格局发展演变造成尚难估量的后续影响。这既向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提出前所未有的紧迫问题和严峻挑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鲜活资源和发展机遇。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异态逻辑的观察和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个人与社会等四个方面探讨后疫情时代人类实践变革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所面临的12个重要问题,探索在后疫情时代拓展中国道路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与新境界。
张家雯[3](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祁进玉,郭跃[4](2020)在《全球在地化与流动性:亚洲共同体意识及其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的今天,开展地区间的协作与构建全球合作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着力点。亚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民族最多样、文化事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必要在亚洲范围内促进不同民族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化对亚洲这一生活区域的认同感。构建"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的历程也并非我们所能想到的那么短暂,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坎坷的道路,然而"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并非不可实现。构建一个有助于推动亚洲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亚洲各国的学术精英对话与交流,最有效的途径是:首先,构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亚洲学术共同体,致力于共同推动该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对话;其次,将这种来自亚洲的区域性本土性知识推而广之,这才是亚洲学术共同体以及全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
胡超[5](2020)在《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文中提出本文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加坡从殖民地独立建国之后,博物馆体系从规划、建设到展览等各个层面,如何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对国民身份的表述。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兴建的新博物馆都反映出当时对国民身份的侧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93年,源自于殖民地官办莱佛士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不断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并以1985年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为标志,参与建构“新加坡人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5年,这期间亚洲文明博物馆建成开幕,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反映出新加坡的“亚洲身份”;第三个阶段从2015年国家美术馆落成至今,作为建设“世界都市”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反映了新加坡的“世界身份”。本文由此提出,新加坡这些身份的“想象”,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相关。在这种框架下,虽然有“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世界身份”这三种不同身份,但它们互相关联,本质上都反映着殖民帝国体系发展而来、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在单个博物馆或收藏。本文则首次将一个国家跨越50年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建设,对应着不同时代建构国民身份的侧重。另外,目前对亚洲价值观和世界都市等新加坡国策的讨论,往往强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原因,本文通过对国民身份在博物馆里的体现,首次论述这些国家政策的提出,也是新加坡国民身份建设的需要,反映着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对国家政策的驱动。本文这两个创新点,以及整体上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建设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对如何发挥博物馆(美术馆)的作用,促使人们理解不同的身份,增进文化互信,也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李琳琳[6](2019)在《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社会,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从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如凤凰涅盘般在东南亚崛起,一跃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飞跃,赢得世人的瞩目。从当前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新加坡已然成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展的典范。新加坡人在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记忆,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感和自信心的环境影响下,如何实现多元一体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关键。新加坡政府就是基于对国家现实的这一考量,提出了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核心价值观是新加坡社会发展之必须,只有坚持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国家认同,增加国民幸福感和安全感。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观推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首先从新加坡国家认同感教育到新加坡亚洲价值观教育再到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新加坡价值观教育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中西方文化的精髓,使价值观教育真正的民族化、新加坡化。其次从新加坡价值观教育经验的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包括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的包容性、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的适切性、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制度化,了解到在多元文化下的新加坡是通过民族认同、儒家思想、西方价值理论的影响,以家庭教育、学校和社区教育、新闻媒体为引导,执政党、政策立法、法治、德治为保障的方法来进行核心教育观教育。最后我们要立足我国的国情,借鉴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功经验,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传统和现代相融合,夯实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基础;坚持家庭、学校、社会管理,形成价值观教育的合力;坚持发挥新媒体的宣传作用,营造价值观教育的正确导向;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凸显价值观教育的制度保障。
祝大勇,王雯姝,杨增岽[7](2017)在《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亚洲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文中研究指明海外学者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术讨论中,时常沿用争论亚洲价值观时曾使用过的主要逻辑,即经济成就与价值观的内在关联。海外学者认为亚洲价值观兴起之初,在提出背景、理论动机、倡导方式和实质内核等许多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也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践行效果。海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出现这种研究偏好,既有来自于观察中国的有色眼镜的影响,也有来源于学术路径依赖形成的定势的制约,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西方价值中心论在作祟,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亚洲价值观一样最终销声匿迹,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外衣伪装下的中国价值观唱衰论。
祝大勇[8](2016)在《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文中认为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语凝练和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凝练和概括。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一直非常关注,他们的研究构成了我们值得认真思考以反观自身的镜像。其关注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渊源。从对亚洲价值观的论争到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探讨中,可以发现海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上寻找价值根源,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价值的现代化问题,这间接启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相通约,在凝练和概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尤其不要忽略了基于自身文化基因和底色的表达。其二,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论战。西方“普世价值”的渗透是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的重大挑战。海外学者视野中对“普世价值”的来源、传播路径、实质等的分析,可以提供参照,启示我们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梳理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境遇,即:在西方“普世价值”强势话语压力下,既应旗帜鲜明的反对“普世价值”思潮,又要积极汲取世界文明的精华部分,大胆为我所用。其三,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海外学者学术倾向值得关注,比如:是否在意识形态高度上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何延用“合法性”这一西方的政治术语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何以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这些观点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海外学者的价值立场先入为主的现象依然存在,价值偏见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激励我们着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外传播能力,冲破海外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话语屏障。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海外学者关注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框架和视角,希望能够及时获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对海外学术误读加以澄清,从而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新廷[9](2015)在《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很大程度上遭遇了普遍性的危机。这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政治发展理论与现实。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勃兴以来经历了发展主义到多元视角的范式演进,关注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民主与政治制度。偏重于政治民主与制度的政治发展研究带来了忽略文化、价值差异与政治制度自身衰败的内在缺陷。西方发达国家在遭遇政治制度衰败的同时,后发展国家却面临着外来的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本土的传统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互动的二元化状况。那么,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如何互动?后发展国家与地区如何处理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中存在的二元化问题?本文建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模式与视角,并以典型个案新加坡为案例具体分析和研究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问题。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政治价值是政治体系的“软件”,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的“硬件”。政治价值是政治发展内在层面的政治观念本源,而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发展外在层面的政治形式结构,二者相辅相成。东西方政治发展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一元化和二元化格局的处理上走向了分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具体体现了两种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关系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模式,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深受西方国家影响,是在西方国家的冲击下而被迫展开的一种进程。后发展国家往往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二元格局,即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同时又深受本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价值的影响。政治发展的顺利展开必须要认真处理这种二元化格局,努力实现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在建立上述理论框架和案例选择之后,本文将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划分为李光耀时期和后李光耀时期两个时期,对这两个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李光耀时期,李光耀为了新加坡的发展与稳定,建构了生存主义、实用主义、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发展导向型的政治价值。在这些价值的指导下,新加坡移植了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建构了一党独大体制和精英培养选拔制度,集中了权力,保证了新加坡的国家建构。但是,主导性的政治价值并非现代西方政治价值也非儒家传统政治价值,而是发展主导型的政治价值,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移植只能是形式上的。权力的集中与形式的民主造成了政治制度形式与实际过程的二元化。发展型政治价值虽然受着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双重影响,但是更多地是偏向西方政治价值中的法治、精英、实用,强调的是发展与稳定,因而没有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之间冲突的能力,造成了政治价值的二元化。上述情况造成了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复杂二元化格局。一系列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以及政治权力的代际更替促使新加坡从李光耀时期向后李光耀时期的转变。在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感受了互动二元化带来的危机,开始逐渐调整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新加坡新建了非选区议员制、官委议员制、民选总统制、集选区制等,政治制度不断走向制度化。价值上的危机导致“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亚洲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新加坡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但是,新加坡并非将亚洲价值观“意识形态化”,而是作为“共同价值观”来凝聚多元种族和政治价值,来应对传统价值的衰落。共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加坡试图融合东西政治价值冲突的努力。儒家伦理教育实验失败之后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学的深入挖掘和“瘦身”之后被转为对“共同体主义”的强调。新加坡试图通过共同体主义来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冲突。共同体主义融合了东西方政治价值对新加坡所形成的“新加坡式的民主”即吴作栋所提的“托管式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价值支撑。内含于共同价值观背后的共同体主义、民本主义在政治价值层面融合了东西方对共同体的重视、对民生的重视,同时又在政治制度层面与民主和精英政治对接起来,从而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使二元化的冲突融合为一元化的趋同,开出了新加坡现代化而又不西化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李光耀到后李光耀时期的发展,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一元化互动的保持并非易事。进入新常态以来,新加坡在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必须调整国家发展的步伐,正视问题和发展的环境,以政治价值的巩固为切入点,着重处理政治制度、公民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等关系,来促进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总的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不断互动的复杂和开放的持续过程。后发展国家与地区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化解二元化格局的困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走何种民主化的道路实现民主的优良治理。新加坡案例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树立后发展国家的视角;后发展国家不应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与民主体制,而是通过挖掘传统,走出一条既现代化又不西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盛邦和[10](2013)在《“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现代评析》文中提出"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儒家经济精神的更新,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代发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确保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源于儒家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亚洲价值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中。
二、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道德·自由·普适——阿马蒂亚·森人权观的考察与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一人权界说 |
(一)对人权的批评与诘责 |
(二)人权究竟是什么 |
二人权的自由之域 |
(一)自由视域下的人权 |
(二)人权实现过程中的“完善责任”和“不完善责任” |
(三)人权中自由与利益的分歧与融合 |
三人权的普适之路 |
(一)人权普适道路上的理智审思 |
(二)超越人权的地域之囿 |
(三)人权内容的丰富与全球性拓展 |
四阿马蒂亚·森人权观的反思与批判 |
结束语 |
(2)后疫情时代人类实践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要求(论文提纲范文)
导言 |
一、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
二、重新思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关系 |
三、重新思考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 |
四、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
(3)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1.当代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凸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2.日本和新加坡国别考察的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1.文化传统 |
2.文化传统教育 |
3.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 |
(四)文献综述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3.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现状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1.战后初期日本教育在文化上的转向 |
2.战后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 |
3.文化传统教育的逐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
4.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2006年以来)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1.生存驱动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65-1978) |
2.效率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79-1996) |
3.能力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97-2011) |
4.价值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2012年起至未来20年)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为例 |
(1)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 |
(2)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编写方式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和华文课为例 |
(1)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2)华文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三、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研究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1)课堂教学 |
(2)实践活动 |
2.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1)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 |
(2)开发整合地域文化素材 |
(3)重视学生在体验中形成文化态度和能力 |
(4)有效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 |
(5)校内教师课程研制组织提供原动力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1.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1)课堂教学 |
(2)实践活动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1)凸显本土文化积累,强化国家认同 |
(2)多元渠道提高文化传统教育的师资力量 |
(3)建设学校文化,营造有力的教育氛围 |
(4)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支援学校教育 |
四、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共性 |
1.确立文化传统教育的重要地位 |
(1)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2)政府是文化传统教育的主导 |
2.处理文化传统教育的多重价值关系 |
(1)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 |
(2)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 |
(3)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姿态 |
3.统筹推进文化传统教育课程的落实 |
(1)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 |
(2)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性 |
4.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
(1)知行结合 |
(2)显隐结合 |
(3)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差异性 |
1.目标内涵的差异性 |
2.实施内容的差异性 |
3.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
五、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一)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二)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 |
1.加强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的逻辑和衔接 |
2.系统设计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内容 |
3.开发学校隐性课程资源 |
(三)重视教学中对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挖掘 |
1.面向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
2.以文化传统创新的视角设计教学 |
3.基于多元文化视野深化对文化传统的认识 |
(四)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 |
1.家庭方面 |
2.社会方面 |
(五)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 |
1.积累文化传统知识,构建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 |
2.重视以传统德性来丰富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
3.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教育专业发展途径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全球在地化与流动性:亚洲共同体意识及其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一、全球化与地方性:一组复合型概念及其悖论 |
二、全球在地化:对文化全球化的反思 |
三、亚洲共同体意识与流动性 |
四、构建亚洲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
五、思考与讨论 |
(5)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缘起、内容和意义 |
1.2. 现有研究梳理 |
1.3. 研究方法、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第二章 新加坡博物馆的“前史”:1887-1965 |
2.1. 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博物馆(1887-1965) |
2.2. 莱佛士博物馆的身份信息:“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 |
2.3. 殖民地身份的影响和讨论 |
第三章“新加坡人”身份:1965-1993 |
3.1. 建国初期国家博物馆的定位探索 |
3.2. “新加坡历史”展览:新身份的视觉呈现 |
3.3. 开幕系列展中的“新加坡人”身份 |
3.4. “海峡华人”展厅:新加坡人身份vs.华人身份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亚洲身份(1993–2015) |
4.1.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亚洲身份” |
4.2. 博物馆体系的开创与亚洲身份 |
4.3. 亚洲文明博物馆:相隔15年的两个开幕展 |
4.4. 土生文化馆馆址的符号意义:道南学校 |
4.5. 土生文化馆的身份象征:种族和文化的“混杂”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世界都市(Global City)”身份(2015--) |
5.1. “世界都市(Global City)”叙事和身份建构 |
5.1.1. “世界都市”的国家定位和文化政策 |
5.1.2. “世界都市”的身份意识 |
5.2. 国家美术馆的外在身份:建筑、历史和规划 |
5.3. 国家美术馆开幕系列大展:三重身份的世界属性 |
5.3.1. 本土身份:新加坡艺术史展“你叫什么名字?” |
5.3.2. 独立的本地华人身份:蔡逸溪vs.吴冠中 |
5.3.3. 东南亚身份:“东南亚艺术”展的寓意与困境 |
5.3.4. “世界都市”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与帝国”展览 |
5.4. 美术馆的“世界都市”身份:寓意与融合 |
5.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6)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征 |
第一节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历程 |
一、新加坡国家认同感教育 |
二、新加坡亚洲价值观教育 |
三、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 |
第二节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征 |
一、普遍性和灵活性 |
二、社会性和现实性 |
三、民族性和时代性 |
第二章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的包容性 |
第一节 多元文化下新加坡价值观的形成 |
一、民族认同 |
二、新加坡精神 |
第二节 儒家思想对新加坡价值观的影响 |
一、仁爱思想 |
二、群体观念 |
第三节 西方价值理论对新加坡价值观的影响 |
一、人文主义教育 |
二、平等自由思想 |
第三章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的适切性 |
第一节 以家庭教育为开端,维护价值观教育的文化根基 |
一、重视家庭教育,是价值观的形成之地 |
二、保障老年人权益,是价值观的关键要素 |
三、维护大家庭制度,是价值观的重要保障 |
第二节 以学校、社区教育为阵地,构建价值观教育的价值基石 |
一、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 |
二、学校道德教育课程 |
三、基层社区的价值观引导 |
第三节 以新闻媒体为渠道,形成价值观教育的舆论支持 |
一、构筑传播体系,拓展宣传阵地 |
二、创新传播方法,避免空洞说教 |
三、把控传播内容,加强媒体控制 |
第四章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制度化 |
第一节 执政党是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根本所在 |
一、新加坡执政党及政府领导人率先垂范 |
二、加强公务员规范化管理制度 |
三、注重廉政文化建设 |
第二节 政策立法是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法律保障 |
一、严刑峻法,维持价值观的根本价值前提 |
二、执法严厉,保障价值观的基本价值遵循 |
三、公正司法,维护价值观的普遍价值追求 |
第三节 法治、德治相结合是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支撑 |
一、法治理论逻辑下的教育理念 |
二、德治理论逻辑下的教育理念 |
三、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
第五章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一节 坚持传统和现代相融合,夯实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基础 |
一、立足经典文化,濡养社会主义价值观 |
二、切合时代要求,引领传统价值观发展 |
三、推动创新发展,永葆核心价值观活力 |
第二节 坚持家庭、学校、社会管理,形成价值观教育的合力 |
一、言传身教,发挥家长的楷模作用 |
二、文化育人,塑造学校的场所作用 |
三、知行合一,践行社会的基地作用 |
第三节 坚持新媒体的宣传作用,营造价值观教育的正确导向 |
一、推动新媒体宣传的开放性 |
二、实现新媒体宣传的交互性 |
三、发挥新媒体宣传的及时性 |
第四节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凸显价值观教育的制度保障 |
一、推进德治教育思想的制度化进程 |
二、明确法治教育思想的道德性方向 |
三、推动德法协同治理,引领价值观教育新潮流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在读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7)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亚洲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论文提纲范文)
一、亚洲价值观论争的简要回溯 |
1. 亚洲价值观的提出及其实质 |
2. 亚洲价值观引发争论的根源 |
3.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基本逻辑 |
二、海外学者以亚洲价值观类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1. 历史背景相似论 |
2. 理论动机相似论 |
3. 倡导方式相似论 |
4. 价值内核相似论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亚洲价值观的翻版 |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的本质区别 |
2. 唱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实质 |
(8)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海外学者的界定 |
1.1.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3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1.3.1 理论构建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1.4.1 创新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小结 |
第2章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概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价值 |
2.1.2 价值观 |
2.1.3 核心价值观 |
2.2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发展 |
2.3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最新凝练和概括 |
2.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2.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2.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 |
2.4 小结 |
第3章 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基本问题 |
3.1 海外学者研究的历史背景 |
3.2 海外学者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
3.2.1 历史发展脉络 |
3.2.2 关注的主要内容 |
3.3 基本立场、理论框架、研究视角 |
3.3.1 基本立场 |
3.3.2 理论框架 |
3.3.3 研究特点和趋势 |
3.4 小结 |
第4章 海外学者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渊源 |
4.1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辨析 |
4.1.1 亚洲价值观所建立的参照 |
4.1.2 背景和逻辑的相似性 |
4.1.3 实质和未来走向的根本不同 |
4.2“儒教文明”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渊源辨析 |
4.2.1“儒教文明”作为价值源泉的重要性 |
4.2.2“儒教文明”作为价值源泉的可能性 |
4.2.3“儒教文明”不构成传统文化价值的全部 |
4.3 社会主义价值观发展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
4.4 小结 |
第5章 海外学者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 |
5.1“普世价值”冲击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 |
5.1.1“普世价值”思潮的传入 |
5.1.2“普世价值”的存在性质疑 |
5.2 从学术之辩到意识形态之争 |
5.2.1“普世价值”倡导者的表现和动机 |
5.2.2 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 |
5.3“普世价值”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辨析 |
5.4 小结 |
第6章 海外学者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发展 |
6.1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
6.2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衰落的偏见 |
6.2.1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的研究脉络 |
6.2.2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衰落论” |
6.2.3 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的“虚无论” |
6.2.4 海外学者的积极评价 |
6.3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执政“合法性”问题 |
6.3.1 政治“合法性”理论 |
6.3.2 以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回应“合法性”问题 |
6.4 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主旋律之爱国主义 |
6.4.1 所谓民族主义的合法性 |
6.4.2 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 |
6.5 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博士期间发表成果情况 |
(9)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
二、研究现状 |
三、概念界定 |
四、方法论说明 |
五、行文逻辑与结构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政治发展阐释: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及其互动 |
一、引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范式演变及其内在的缺陷 |
二、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关系模式:政治发展阐释的一个新视角 |
三、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类型与具体要素 |
四、作为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载体与能动者的政治精英 |
五、影响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外在因素 |
六、系统论的内部解释:一个分析的框架 |
第二节 案例的选择:以新加坡个案为分析对象 |
一、作为个案研究的新加坡是否具有典型性? |
二、作为个案研究的新加坡在政治发展上的“独特性” |
第三节 东西方交融下的新加坡及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时期划分 |
一、东西方交融下的新加坡 |
二、独立后的新加坡及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时期划分 |
第二章 李光耀主政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第一节 新加坡独立后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国家构建 |
一、政治制度移植与建构:英国政治遗产与本土政治实际的结合 |
二、制度现代化、自主性与二元化:李光耀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进程与特点 |
第二节 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建构 |
一、发展型政治价值的建构: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形成的政治价值 |
二、政治价值的相互影响、优先性与疲软: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特点 |
第三节 发展型互动: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一、生存主义、实用主义与政治制度的移植 |
二、国家主义、精英主义与精英政治的建立 |
三、严明的法治、精英的培养、权力的集中与政治价值的巩固 |
四、形式的移植与发展型互动背后的二元化 |
五、影响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国内外环境 |
第三章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与新加坡政治权力的交接 |
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
二、政治权力的代际交接 |
第二节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微调与制度化 |
一、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微调与制度化:后李光耀时期的政治制度 |
二、制度化与民主化: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的政治发展 |
三、政治制度化、权力限制与治理风格转变:后李光耀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
第三节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重构与融合 |
一、发展型政治价值的延续 |
二、反思与批判: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及其对西方人权与民主的挑战 |
三、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 |
四、民本主义 |
五、东西政治价值的冲突与融合 |
第四节 一元化融合: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一、制度调整后政治制度对政治价值的影响 |
二、共同体主义与“托管式民主” |
三、民本主义、民主实践与好政府 |
四、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 |
五、价值的融合与互动的一元化 |
六、影响后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国内外环境 |
第四章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挑战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常态:后李光耀时代演变中的新态势 |
一、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 |
二、演变中形成的新常态 |
第二节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
一、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二、政治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三、动态性与开放性:新常态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
第三节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展望 |
一、儒学思想的现代解读与政治价值的自我调整 |
二、政治制度的调整与制度化 |
三、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
四、政治精英的决策与建设性政治的构建 |
五、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平衡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互动一元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
第一节 李光耀时期VS后李光耀时期:比较与总结 |
一、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发展 |
二、新加坡的政治价值: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融合 |
三、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从二元化向一元化的趋向 |
四、小结:新加坡式的政治发展道路 |
第二节 一元化与二元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和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
一、政治发展: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持续性与开放性 |
二、从二元化向一元化的发展:后发展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难题 |
三、何种民主化以及如何治理:后发展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重点 |
第三节 新加坡政治发展对后发展国家的启示 |
一、新加坡政治发展对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启示 |
二、后发展国家视角的重要性 |
三、从二元化到一元化:政治价值重构与政治制度变革 |
四、共同体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五、对自由民主普适性的质疑 |
六、政治精英的重要能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关于亚洲价值观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道德·自由·普适——阿马蒂亚·森人权观的考察与批判[J]. 李翔. 人权研究(辑刊), 2021(01)
- [2]后疫情时代人类实践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要求[J]. 欧阳康,王誉霖.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1(01)
- [3]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4]全球在地化与流动性:亚洲共同体意识及其展望[J]. 祁进玉,郭跃. 西北民族研究, 2020(02)
- [5]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D]. 胡超.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7)
- [6]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及启示研究[D]. 李琳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9(02)
- [7]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亚洲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J]. 祝大勇,王雯姝,杨增岽.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17(05)
- [8]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D]. 祝大勇. 清华大学, 2016(12)
- [9]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D]. 李新廷.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10]“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现代评析[J]. 盛邦和. 中州学刊,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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