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高欣[1](2021)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文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价值观念,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基因,为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不忘根基、薪火相传,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并且必然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可以说,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必然性,从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等方面看,“双创”是必须的、必要的;同时,“双创”也是中华文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和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当前,“双创”面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机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文化交流互鉴的开放机遇等;当然,“双创”也会碰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等一系列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双创”过程中,必须坚持批判性与继承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人文性与科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等原则,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好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双创”;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机制、依靠人民的主体机制、齐心戮力的协调机制和实践创新的动力机制,通过做好国家顶层设计、融入日常社会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实现“双创”途径的多样化,切实增强其实效性;必须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规律性,严格遵循需求内驱律、实践推动律、挖掘保护律和融合创新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双创”的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日益凸显历史底蕴和悠久传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日益彰显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日益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鲁静静[2](2021)在《《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文中研究表明20世界8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席卷开来,全球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膨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促进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提供了物质前提,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更是为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理论和制度环境。全球经济逐渐走向金融化虚拟化,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日渐占据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造成资本主义实体经济萎缩,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矛盾,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并诱发了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虚拟经济危机的产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对于虚拟经济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的研究,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遵循“理论阐释——问题聚焦——现实解答”的思维逻辑,以《资本论》中的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为理论基础,对虚拟经济进行概念界定和逻辑框架构建,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现象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进行学理阐释,最后,针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提出了相关意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构成了本文对于虚拟经济以及当代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形式出发,按照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到信用、再从信用到虚拟资本的路径,对虚拟资本展开了研究。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并发展了虚拟资本理论。论文以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为遵循,对虚拟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探究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论文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现象的表现、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并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的本质进行分析。在时代变迁中,无论是实体经济危机,还是虚拟经济危机,究其根源,仍旧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作用的结果。针对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论文对其发展现状与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举措。
管晓婧[3](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使得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越发深刻地影响中国。我们的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宽广视角,迫切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顺应时代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回首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它仍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以“借鉴”为核心的前提省思。这是因为,借鉴不仅关乎国际比较研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方向,还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与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当前亟待破解的借鉴问题包括:何为借鉴?为何要借鉴?能否借鉴?如何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首先探明概念内涵与借鉴价值;然后回应借鉴难题以澄清借鉴可能;最后依次分析借鉴立场、借鉴内容与借鉴方略。按照这个逻辑,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概念解析与借鉴价值。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借鉴”三个主概念在本选题语境下的特定内涵,进而揭示借鉴研究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本文从阶级、个体、民族视角出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注重其阶级内涵和政治内涵,还要关注其文化内涵与民族内涵;二是国际比较内涵。国际比较更加凸显跨文化、跨制度特质,具体可从异同分析、类型划分、规律揭示、优劣评价、对话交往五个层面理解其实质;三是借鉴内涵。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所内蕴的三层矛盾提出它的三重内涵,即借鉴是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借鉴是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借鉴是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四是借鉴价值。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可增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及方法意识。第二章,借鉴难题与回应。重在回应在意识形态冲突难以避免、文化间距难以消除、话语理解应用难以对等的客观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可能。一是针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教育内容相通性、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二是针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虽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文化相通性主要包括问题指向相通性、思维模式相通性和文化张力相通性;三是针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众多国际比较类学科都面临“概念不等价”难题,在概念屏障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第三章,借鉴依据与立场。重在挖掘与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立场的重要论述与思想启发,从而为澄明借鉴立场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经典作家虽很少直接论述这一问题,但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抽离出很多具有重大指导价值的相关论断,如“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等等。这些经典论述中贯穿着三种主要立场,即民族立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因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第四章,借鉴内容。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依据及厘定范围。首先,探究了相关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其次,分析了这些学科在厘定借鉴内容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提出国际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三类借鉴内容,即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以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第五章,借鉴方略。重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文章指出,国际比较类学科在议题设定上普遍注重平衡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当下与未来这三对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要关注三大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以及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二是实现概念通约。为了增强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国家概念名称之间交流对话的等价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法”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能够囊括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名称范畴且层次清晰的概念规定体系。其一般规定包括反映群体善恶标准的价值性规定、反映社会习俗规范的导向性规定、反映干预影响机制的灌输性规定,特殊规定包括反映阶级利益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规定、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规定、反映人类进步解放要求的革命性规定、反映天神超验意旨的宗教性规定,个别规定是其奠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性;三是构建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国际比较借鉴研究的坐标系,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个评价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三类参照系统,即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以及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三类参照系统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因而要灵活选择、合理应用。
赵子夜[4](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林沈丹[5](2021)在《马克思实践观研究》文中认为哲学史上关于实践观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实践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各个时期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导致对实践思想的不同界定,从而形成不同的实践观。在古希腊时期,主要形成了苏格拉底关于善的实践思想、柏拉图的理念论实践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实践理论,他们都将实践视为善的行为与德性活动,实践被局限在伦理范围内,从而形成了突出的伦理道德实践观。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主要有培根的实验论实践观与霍布斯的功利论实践观,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对实践的认识视域由伦理道德领域转移到实验科学领域与世俗领域,从而形成了从经验出发的旧唯物主义实践观。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哲学家们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在社会领域中从主体精神出发理解与把握实践,从而形成了显着的唯心主义实践观。但总的来看,无论是伦理道德实践观还是旧唯物主义实践观抑或是唯心主义实践观,它们都在历史领域内将实践看成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因而,实践只能沦为抽象的实践、形而上学的实践、片面的实践,我们可称其为“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逐渐形成阶段、正式确立并深入推进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在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与超越了以往哲学家的实践思想成果,特别是吸收了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实践观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认为不能仅仅从主体方面理解对象世界,也不能仅仅从客体方面理解对象世界,而应该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将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理解与把握对象世界。马克思实践观认为哲学的本真意义在于从实践出发改变世界,成功转向“实践的哲学”,创建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也即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进而实现了哲学革命。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成。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也是自然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从实践出发看待与理解对象世界,也即是从现实的人以及历史发展出发理解与把握对象世界。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辐射轴心与“普照之光”,实践的思维方式辐射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人与人自身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而形成了全新的自然观、历史观、人学观、自由观等等。在马克思实践观视域中,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实践地理解与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实践观实质上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科学实践观。马克思实践观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在人与世界的各个领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是根本性的,也是全面的、彻底的。本文旨在通过阐释马克思实践的自然观、实践的历史观、实践的人学观、实践的自由观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与重大意义来理解与把握马克思实践观,体现马克思实践观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全面性与彻底性。其一,自然观是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切入点,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马克思逐步确立起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认为自然不是绝对精神的产物,也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马克思立足于实践,从实践出发理解自然,自然实质上是与人紧密相连的人化自然,历史的自然,从而形成实践的自然观。本文通过对实践的自然观的阐述不仅可以懂得马克思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也能从中体会到马克思实践观的重大意义。其二,历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不仅产生了历史,也造就了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认为不能单纯从客体性思维方式出发将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不能单纯从主体性思维出发将历史看作是精神的产物。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观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历史不仅具有规律性,而且具有目的性,历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过程,这就形成了科学的、合理的历史观。在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观视域下,历史的生成、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规律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只有从实践出发理解历史,历史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其三,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人,马克思实践观与人学观相互作用,紧密相连。马克思不仅通过对人学思想的阐释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同时也正是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出发形成了对人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由于受到片面性思维方式的限制,人要么成为思辨的人,要么成为抽象的人。马克思实践的人学观从实践出发全面审视与考察人,人成为现实的人,进而形成了全新的、科学的人学观。其四,本文将马克思实践观与自由观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因为马克思实践观与自由观不是相互分离的外在关系,而是相互包含的内在关系。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贯穿在马克思实践观中的主线条与终极价值,同时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的过程也即是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人类追求自由的活动也即是人的实践活动。将马克思实践观与自由观联系起来不仅可以理解马克思实践的自由观的革命性意义,也有利于理解马克思实践观的革命性变革。根据以上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分析与解读,本文最终从其中得到些许启示或警示。首先,我们要促进实践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我们要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再次,我们要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统一;最后,我们要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张晓鹏[6](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陆露[7](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白佳玉[8](2020)在《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文中指出赵俪生凭借犀利学术眼光、出色理论素养和扎实史学功底,积极投身农民战争史研究,筚路褴褛,成为新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不但率先在山东大学开设农民战争史专题课程,还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关于农民战争史的个人专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在对中国古代重要农民战争进程进行梳理阐释的基础上,还对一系列农民战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地位不可忽视。赵俪生能取得如此成果绝非偶然,而是社会背景与个人努力相互影响的结果。对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从历史认识的形成的角度进行辨析,立足于赵俪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开拓者这一定位,就赵俪生缘何进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及其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认识进行讨论,着重突出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理论问题的认识的独特性及影响力,说明时代变迁对史学家研究方向和历史认识形成的影响。时代对史学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赵俪生生于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艰难困苦的成长经历使他自小见识过地主阶级的生活,也体验过农民阶级的困苦,更为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领导过学生运动又参加过抗日战争,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阶级革命。独特的成长经历是他研究农民战争的情感基础。而中西交融、文理兼修的学术背景,是其重要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正是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影响赵俪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注意到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并为其投入研究提供了条件。而良好的国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赵俪生能够有机会、有能力投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要主观因素。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由五个维度组成。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赵俪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首先,他打破传统的朝代更迭线索代之以农民身份变化,从经济基础出发,将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研究的线索。其次,他利用马克思主义中“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概念,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民族关系、宗教思想纳入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最后,正是因为赵俪生切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方法,他在理论问题上,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同时代学者的特殊见解。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理论研究对农民战争史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有所涉猎,而且由于赵俪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所以对于农民战争的性质等理论问题与当时主流史学家存在较大分歧,观点往往鲜明独特,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并在农民战争史研究发生转向后仍持续产生影响,始终保持较高理论价值。另外,赵俪生还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以孙祚民、孙达人、秦晖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在农民战争研究中各有建树,而且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赵俪生是农民战争史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但由于研究条件受限,赵俪生仓促地转移了研究方向,在农民战争史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时未能将其研究继续深化,许多问题浅尝辄止。研究内容的分散和方向的驳杂,使其没有机会进行系统梳理,在中国阶级社会研究上未尽全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另外,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总结,可以看出史学家不可能摆脱所处社会的影响,所能做到的是认识并主动承担时代使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协调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刘后德[9](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董倩[10](2020)在《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不仅是新课标的教学要求,更是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重要体现。然而,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本就是高中历史教学中较为繁难的问题,且近年来,受西方史观和某些不负责任的公众媒体、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影响,一些中学生在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时,存在着以当下之见衡量历史人物、以碎片盖全面、以“好人”或“坏人”为基准评价历史人物等方面的现象。是以,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是当下中学历史教学中亟待厘清的重点和难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离不开史观的引导。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首,也是其他史观的主导。因之,运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是“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教学的核心和最终旨归。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总标准和总原则,包括标准、原则和具体方法三个范畴。在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方面,应坚持社会发展或进步的标准,具体来说,要将“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放在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坐标中,综合考察其实践活动是否满足了时代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民主的要求;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方面,应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原则以及阶级分析法;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具体方法方面,应实现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和心理活动分析法相结合。除此之外,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授学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应引导学生辩证处理唯物史观与其他史观之间的关系、有效进行“历史神入”、运用案例比较的方法。具体到实践层面,以李鸿章为教学案例,结合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五单元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演示如何将唯物史观人物评价标准运用到“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教学中。提升教师群体、学生群体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广度和深度,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核心要义,无疑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亟待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亦惟其如此,方能克服当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拓宽历史学科的育人维度。
二、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选题背景、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依据 |
(三)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在联系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双创”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脉络、构成系统、突出特色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问题的提出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语义分析 |
(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关系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发展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践行过程 |
第二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要性 |
(一)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双创” |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双创” |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双创” |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双创” |
(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必须“双创”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必然性 |
(一)它是中华文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的必然要求 |
(二)它是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 |
第三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面临的机遇 |
(一)历史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
(二)实践机遇: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三)开放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文化交流互鉴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面临的问题 |
(一)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 |
(二)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 |
(三)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 |
第四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原则与内容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基本原则 |
(一)批判性与继承性相结合的原则 |
(二)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 |
(四)人文性与科技性相结合的原则 |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原则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主要内容 |
(一)器物文化的“双创” |
(二)制度文化的“双创” |
(三)道德行为文化的“双创” |
(四)人文精神文化的“双创” |
第五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遵循的规律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学理分析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内涵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特征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规律的内容分析 |
(一)需求内驱律 |
(二)实践推动律 |
(三)挖掘保护律 |
(四)融合创新律 |
第六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机制与途径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机制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机制 |
(二)依靠人民的主体机制 |
(三)齐心勠力的协调机制 |
(四)实践创新的动力机制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实践途径 |
(一)做好国家顶层设计 |
(二)融入日常社会生活 |
(三)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
(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
(五)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
第七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价值及新时代发展趋势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价值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理论价值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实践价值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发展趋势 |
(一)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日益凸显历史底蕴和悠久传统 |
(二)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日益彰显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 |
(三)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日益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2)《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重要概念辨析 |
五、研究方法 |
六、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 |
第一节 《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 |
一、从商品到货币 |
二、从货币到资本 |
三、从资本到信用 |
四、从信用到虚拟资本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延续 |
一、金融资本的提出:拉法格 |
二、金融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希法亭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 |
第二章 虚拟经济逻辑框架及其影响 |
第一节 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及逻辑框架 |
一、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 |
二、虚拟经济的基本特性 |
三、虚拟经济的运行规律 |
第二节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一、虚实之争:定性的分析 |
二、与时俱进:定量的思量 |
第三节 虚拟经济的双重影响 |
一、虚拟经济的正面影响 |
二、虚拟经济的负面效应 |
第三章 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及对我国的经济启示 |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虚拟化 |
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虚拟化 |
二、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原因 |
三、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
第二节 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 |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探究 |
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本质 |
第三节 合理把握虚拟经济双刃剑 |
一、“脱实向虚”——经济虚拟化发展现状与原因 |
二、“脱虚向实”——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使命 |
(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命 |
(三)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创新与国际比较学科使命 |
二、研究述评 |
(一)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的定位 |
(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 |
(三)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借鉴问题的分析 |
(四)关于相关比较学科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共同难题的研究 |
三、研究设计 |
(一)理论指导 |
(二)分析方法 |
(三)结构安排 |
(四)研究价值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与价值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内涵阐释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
(二)国际比较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指向 |
(三)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际比较的特定内涵 |
二、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实质 |
(一)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 |
(二)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 |
(三)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价值意蕴 |
(一)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有助于增强学科大局意识 |
(二)以借鉴为导向的认识论有助于增强学科问题意识 |
(三)以借鉴为导向的方法论有助于增强学科方法意识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难题与回应 |
一、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 |
(一)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二)基于教育内容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三)基于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二、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 |
(一)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 |
(二)基于问题指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三)基于思维模式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四)基于文化张力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三、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 |
(一)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的借鉴可能 |
(二)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的借鉴可能 |
(三)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依据与立场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一)“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
(二)“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 |
(三)“抽象出来的一般结果不能离开现实历史” |
(四)“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 |
二、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一)“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
(二)“要自信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
(三)“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立场 |
(一)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 |
(二)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 |
(三)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内容 |
一、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 |
(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 |
(二)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 |
(三)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 |
(四)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 |
二、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厘定方法 |
(一)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 |
(二)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 |
(三)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指向 |
(一)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 |
(二)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 |
(三)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二)全球化进程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 |
(三)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
(四)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 |
二、实现概念通约的借鉴方略 |
(一)实现概念通约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二)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一般规定 |
(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特殊规定 |
(四)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个别规定 |
三、构建参照系统的借鉴方略 |
(一)构建参照系统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二)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 |
(三)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 |
(四)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 |
2.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
2.1.2 列宁的文艺理论 |
2.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 |
2.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实践经验 |
2.2.1 苏区时期的文艺改造 |
2.2.2 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 |
2.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现实缘由 |
2.3.1 协调继承发展,推进文艺现代转型 |
2.3.2 培育文化认同,整饬伦理道德观念 |
2.3.3 建立人民主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 |
2.3.4 强化宣传机制,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 |
3.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及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3.1.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的改造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3.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
3.2.1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
3.2.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影响 |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3.3.1 中央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3.3.2 地方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 |
4.1 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 |
4.1.1 改造的基本方向: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
4.1.2 改造的根本方针:“五五”指示 |
4.1.3 改造的思想纠偏:文艺整风 |
4.2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体制的改造 |
4.2.1 改革文艺管理体制 |
4.2.2 改革团体组织体制 |
4.2.3 改革团体管理体制 |
4.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 |
4.3.1 思想改造 |
4.3.2 技能改造 |
4.3.3 形象改造 |
4.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 |
4.4.1 查禁反动有害旧文艺 |
4.4.2 整理改造传统文艺 |
4.4.3 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5.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5.1.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5.1.2 “双百”方针的影响 |
5.2 “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5.2.1 改造传统文学的推进 |
5.2.2 改造传统戏剧的推进 |
5.2.3 改造传统美术的推进 |
5.2.4 改造传统音乐的推进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及经验 |
6.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 |
6.1.1 确立社会主义的文艺体制 |
6.1.2 推动传统文艺的繁荣发展 |
6.1.3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6.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经验 |
6.2.1 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6.2.2 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6.2.3 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
6.2.4 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启示 |
7.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 |
7.1.1 文艺改造教条化 |
7.1.2 文艺论争政治化 |
7.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启示 |
7.2.1 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
7.2.2 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
7.2.3 坚持“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马克思实践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研究目的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外研究现状 |
2、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实践观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古希腊时代的实践观 |
一、苏格拉底的善即实践 |
二、柏拉图的理念论实践观 |
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实践观 |
第二节 十七、十八世纪旧唯物主义实践观 |
一、培根的“实验”实践观 |
二、霍布斯的功利实践观 |
第三节 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实践观 |
一、康德的实践观 |
二、费希特的实践观 |
三、黑格尔的实践观 |
四、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
第二章 马克思实践观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观的初步探索阶段 |
一、《博士论文》初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
二、《莱茵报》时期开始关注物质利益与现实问题 |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观的逐步形成阶段 |
一、《德法年鉴》时期的革命实践与解放全人类思想 |
二、《手稿》建立起实践思想雏形 |
第三节 马克思实践观的最终确立阶段 |
一、《神圣家族》中实践观确立的准备阶段 |
二、《提纲》中实践观的正式确立 |
三、《形态》中实践观的深入发展 |
第三章 马克思实践观的科学内涵与重要特征 |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的多重解读 |
一、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 |
二、辨证唯物主义解读模式 |
三、实践唯物主义解读模式 |
四、三种解读模式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观对旧哲学实践观的批判与超越 |
一、马克思实践观对唯心主义实践观的批判与超越 |
二、马克思实践观对旧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批判与超越 |
三、马克思实践观革命是一场世界观革命 |
第三节 马克思实践观的本质内涵 |
一、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 |
二、实践是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 |
三、实践是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相互作用 |
第四节 马克思实践观的重要特征 |
一、实践的自然性 |
二、实践的社会性 |
三、实践的目的性 |
四、实践的规律性 |
五、实践的历史性 |
第四章 实践的自然观 |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的自然观对两种片面性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 |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 |
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 |
第二节 劳动实践是生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的基础 |
一、劳动实践形成人与自然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
二、人与自然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对象性关系 |
三、劳动实践生成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 |
第三节 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 |
一、自在自然 |
二、人化自然 |
三、构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的对象性统一关系 |
第四节 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 |
一、自然的历史 |
二、历史的自然 |
三、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的统一 |
第五节 马克思实践的自然观的重要意义 |
一、马克思实践的自然观的理论意义 |
二、马克思实践的自然观的现实意义 |
第五章 实践的历史观 |
第一节 片面的历史观与实践的历史观 |
一、纯客体性思维方式下的历史观 |
二、纯主体性思维方式下的历史观 |
三、实践的历史观的合理性 |
第二节 历史的实践性 |
一、历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
二、历史生成的实践性 |
三、历史发展的实践性 |
四、历史规律的实践性 |
第三节 实践与唯物主义历史观 |
一、劳动实践是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起点 |
二、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 |
三、实践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 |
第四节 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观的重大意义 |
一、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观的理论意义 |
二、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观的现实意义 |
第六章 实践的人学观 |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的人学观与旧哲学人学观 |
一、从思辨的人到抽象的人 |
二、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的人学观的主要内容 |
一、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存在 |
二、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本质 |
三、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发展 |
第三节 实践与人的对应关系 |
一、自在实践与自在的人 |
二、异化实践与异化的人 |
三、自由自觉的实践与全面发展的人 |
第四节 马克思实践的人学观的重大意义 |
一、马克思实践的人学观的理论意义 |
二、马克思实践的人学观的现实意义 |
第七章 实践的自由观 |
第一节 旧哲学自由观与实践的自由观 |
一、唯心主义哲学自由观 |
二、旧唯物主义哲学自由观 |
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自由观 |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的自由观的主要内容 |
一、劳动与自由 |
二、实践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动力 |
三、自由是自由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性统一 |
四、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自由的历史发展 |
第三节 马克思实践的自由观的当代意义 |
一、从根本上为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 |
二、有利于抵制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错误思潮 |
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
第八章 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启示 |
第一节 促进实践的规范化发展 |
一、实践的双重效应 |
二、处理好实践中的复杂关系 |
三、树立实践的整体性观念 |
四、要建立起反映实践需求的价值观念体系 |
第二节 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 |
一、要扬弃人类中心论立场 |
二、要扬弃自然中心论立场 |
第三节 对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启示 |
一、建设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
二、建构具有全球化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第四节 对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启示 |
一、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平等 |
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结语 |
后记 |
(6)“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二、“主席的提示”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结语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二、研究问题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三、文献综述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四、研究方法 |
(一)微观历史法 |
(二)个人访谈法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后记 |
(8)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主体因素 |
第一节 赵俪生的革命实践 |
第二节 赵俪生的理论学习 |
第三节 赵俪生建立唯物史观话语体系的探索 |
第二章 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 |
第一节 农民身份的变化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基础 |
第二节 农民战争与国家机器的关系研究 |
第三节 农民战争与民族的关系研究 |
第四节 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研究 |
第五节 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
第三章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影响 |
第一节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引发的论辩 |
一、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
二、“农民政权”的性质 |
三、“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 |
四、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
五、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 |
第二节 赵俪生对改革开放后农民战争史研究转向的影响 |
第三节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传人 |
一、孙祚民对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
二、孙达人与“反攻倒算”说 |
第四章 对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评价问题 |
第一节 赵俪生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地位及局限 |
第二节 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体现的主动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9)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一、重评秦始皇 |
二、为孔子正名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小结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参考文献 |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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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六)概念界定 |
一、“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难点 |
(一)“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问题 |
1.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体现 |
2.历史教科书编写的重要组成 |
3.高考命题的重要指向 |
(二)“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难点问题 |
1.“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本身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 |
2.当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教学存在诸多问题 |
二、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 |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 |
1.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 |
2.唯物史观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灵魂 |
3.唯物史观是其他史观的主导 |
(二)坚持唯物史观人物评价标准的方法论 |
1.历史人物评价应坚持的标准 |
2.历史人物评价应坚持的原则 |
3.历史人物评价应坚持的具体方法 |
三、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教学策略 |
(一)引导学生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与其他史观的关系 |
(二)引导学生有效进行历史“神入” |
(三)引导学生运用案例比较的方法 |
四、教学案例: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以评价李鸿章为例 |
(一)教学设计 |
(二)教学反思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把握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D]. 高欣.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D]. 鲁静静. 浙江大学, 2021(01)
- [3]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D]. 管晓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5]马克思实践观研究[D]. 林沈丹.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6]“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7]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D]. 白佳玉. 河南大学, 2020(02)
- [9]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10]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D]. 董倩.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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