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1-10月日本重点家电类出口产品统计表(论文文献综述)
张芳[1](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胡亚冰[2](2020)在《《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中有大量世界各国时事报道,在这些时事报道中,“大美栏目”下有关美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数量庞大且连续性较好,这些报道是传播美国信息,塑造美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载体。时事报道一般语言简练、体裁短小,彼此间的连贯性较差,依靠单个报道本身难以形成有效研究。通过量化的手段,将“美国报道”根据类别进行归纳,将归类后的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实现对美国政局变化、经济发展、科技应用等情况的系统认识。“国内政治”类报道为读者提供了总统选举制的详细情况,这类报道还反映出了美国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剿抚政策。有关经济的报道展现出了美国财政由衰转盛的变化,以及美国出口贸易日益茂盛的景象。“科技”类报道为我们揭示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美国报道”内还有许多各国交往的新闻,占比重较多的是对华、对英以及对俄的报道。与中相关的新闻报道,对中美之间的华工问题、留学问题都有反映。结合国际背景,还能够发现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内容变化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报道中有关对英外交和对俄外交的新闻,反映出美国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简言之,美国将英视为超越的榜样,将俄看作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报道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态度。美国报道还致力于推翻中国原有自视甚高的认知,再潜移默化地将美国民主文明的大国形象传输给受众。美国在报道中用中国社会的落后来衬托美国社会的进步,促使中国读者对自身国家状况进行审视。近代的中国社会正值巨大变革时期,美国民主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无一不引起中国的兴趣。这些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入,促使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逐渐萌芽,中国社会风俗日益变迁,工商业日渐发展。总之,本文以《万国公报》中“大美国事”栏目下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展现出美国社会的变迁,构建出一个传教士们想让当时中国人了解的一个美国形象。这一形象或许不够客观,却是读者了解美国、学习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段其萍[3](2020)在《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边境地区不断开发开放,边境贸易也快速发展,但是我国边境地区仍面临许多因素的制约,如邻国经济发展滞后、局势不稳定等外部原因,也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管理体系不健全、政策机制不完善等内部因素。边境贸易税收管理上也存在亟待完善之处,比如税收政策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模式不完善、税源监管不到位、涉税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不仅侵蚀了国家税基,也损害了纳税人公平竞争的权利,严重制约着边境贸易健康有序的发展。瑞丽市位于我国西南边境,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口岸,边境贸易发展历史久远,管理好边境贸易税收对整个瑞丽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其他地区边境贸易税收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此外,笔者从事与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相关工作,对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实际情况较了解,便于取到一手数据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通过调研和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问卷调查等方法,首先,从边境贸易总体情况、边境贸易税收概况两大方面对瑞丽市边境贸易进行了概述分析。其次,较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了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现状包括边境贸易税收管理主要内容、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基本情况、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的主要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瑞丽市边境贸易管理存在的问题包括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低、税源结构层次低、税源监管难度大、出口退(免)税风险大等,并一一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最后,运用相关理论结合实际提出了完善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的有效途径,如完善边境贸易税收管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引导和培育优质税源、规范边境贸易税收征管方式、优化边境贸易涉税服务等,以期为规范边境贸易经营运作,提高边境贸易纳税人纳税遵从提供决策建议
陈逸超[4](2020)在《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文中提出塔克什肯口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是自治区唯一一处全年开放的中蒙口岸。由于开关时间长,交通条件好,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一度非常发达:2014年,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额达到3.7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占蒙古国对华进口总额的21.44%,是名副其实的中蒙边境第二大口岸。然而从2015年开始,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当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额仅为上年的10%;在2018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总额更是只有1279万美元,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强,在我国对蒙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0.64%。如此覆巢之下,镇上的边民互市市场,一处由个体商户组成的颇具规模的日用工业品外贸批发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其出口额从2013年的6700万美元(占当年口岸出口贸易总额的22%)下降到2017年和2018年的3604.7万元(约合533.89万美元,占比31.08%)及3972.25万元(约合600.27万美元,占比46.9%);市场中边贸商人的人数也因收入下降而大幅减少:在2009年,镇上有430家从事出口边贸的商户,其中370多家商户来自外地;到了2019年,镇上的商户总数只有不到180家(边贸商约120家)。而这些商人的离开——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边疆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常有意地监督外来人员的行迹和言论,并积极参与联防、“反恐处突”演练等活动,也使得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在口岸所在地积聚“人力资源”,实现“边贸戍边”的功能遭到削弱。根据边贸商人们的说法,蒙古国债务危机、图格里克贬值、其它中蒙口岸及第三国对蒙商品输出规模的增长等因素是导致不景气,特别是蒙古国客户人数减少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客户人数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反映的正是边民互市及其所售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事实,其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则与经营活动变迁所导致的区位条件变化及边民互市较差的市场环境有关;此外,边民互市中的经营者们较薄弱的经济实力以及某些不良经营习惯和观念,如对购物者,特别是零售消费者的“势利心态”,也对边民互市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笔者看来,鉴于边民互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导致困境的原因的复杂性,若要进一步改善塔克什肯边民互市的发展条件,首先有必要加强对口岸及口岸所在地的行政管理资源的整合,减少以海关、边检为代表的各垂直管理部门与主管口岸工作的口岸管理委员会及地方政府间的职能错位和交叉,提升口岸规划发展及管理工作的统筹程度和协调性。在具体措施层面,上述各部门应以更加整体的视角,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提升人们参与互市的便利度,降低人们参与互市的中间成本,以及为经营者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举办会展等方式拉近互市参与者之间的“互惠距离”,以此改善人们对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让他们能够且愿意在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中实现消费的升级,从而使得塔克什肯口岸这个中蒙西部边境的大门,一带一路西通道的重要节点,成为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供应基地和物资流转中心。最后,通过田野调查,笔者也发现,世代居住在塔克什肯口岸所在地(原布尔根村)的当地边民对互市的参与度及从中获益的程度目前仍有待提升,故在边民互市之后的发展中,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世居少数民族边民参与边民互市的支持力度。
吕天石[5](2019)在《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指出天津自1860年开埠以来,逐渐成长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至民国时期,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洋货进口港。天津港的贸易数据成为反映华北地区经济的重要晴雨表。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下,梳理了1912年至1937年间的天津港进口贸易的各项有关数据,以洋货为抓手深入研究了其在津的进口转运情形、销售流程、售价、商家、消费群体等多种因素,探讨了天津港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的洋货涵盖了纺织品、食品、五金、工业制品、建筑材料、生活用品、交通工具、燃油类等几大类。本文的研究主体部分按衣、食、住、行这民众日常生活的四方面来分别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进口商品,且多为近代工业制成品作为研究抓手。同时运用大量档案、报刊广告与图表等资料加以阐释民国时期天津港洋货贸易与民众生活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衣”部分,笔者研究了天津港进口的纺织品、成衣、鞋帽与日化用品,探究了这些商品与民众身体变迁的关系。“食”部分则通过研究天津港的进口食品与药品贸易,从而探究这些商品与民众餐饮习俗变迁的关系。“住”的部分通过研究一些与民众居住空间有关的近代特色洋货产品在天津港的进口情形及华北地区的销运情况,探讨了天津港进口贸易与民众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行”的部分研究民众出行与沟通。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交通工具、通讯传媒设备与民国时期华北民众的交通方式与沟通方式的变迁。观察进口商品货物类型的变化,则呈现出以纺织品、食品为重点向以工业制成品、交通工具为重点的转变趋势。而进口来源国别的变化趋势更是非常明显,即由英、德、法等老牌欧洲国家向日、美、苏等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转变。纵观1912年至1937年二十余年间天津港进口贸易,棉布、成衣、日化产品等生活用品改变了民众的衣着与穿戴;面粉、糖类等食品原料或制成制品的进口改变了民众的餐饮习惯与消费意识;五金、机器、电料等则改善了民众的居住空间与生存条件;车辆与通讯工具的进口更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民众的沟通效率。然而港口贸易的繁盛之下还有许多幻象。首先就是关税主权的丧失使得海外贸易收入并不能用来改善民生,而正常的中外贸易本身就已经是外国压迫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再辉煌的贸易数额都只能是虚假的繁荣。其次在华北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洋货所带来的影响都存在着显着的差别。大部分普通民众不可能享受到所有进口产品的红利,只能停留在个别进口货品的使用这一层次。第三个幻象来自于洋货与国货的竞争关系。洋货的进口对于民族工业而言有两方面作用:从正面驱动力而言,各类进口产品先进的技术启发了国货的改良,进口机器与外国技师的到来更是直接提升了民族工业的生产力;而从反面来看,摧毁民族产业的罪魁正是大量倾销的外国货品。最后,日本因素不容忽视,日本势力在华北地区先倾销后走私的经济侵蚀政策严重破坏了天津港口正常的洋货贸易。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天津港进口的商品已经全面呈现了由欧美货品向日本货品的趋势。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与华北民众的生活变迁有很大关联性。虽然还存在很多幻象,但这些商品毕竟能够开一时风气之先,为华北地区的民众打开了近代化生活的大门。
王晗[6](2019)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日本经济是否陷入以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为特征“失去的20年”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为逆转经济发展的颓局,必须采取一整套新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安倍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近20年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及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中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瞩目。对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认真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及其相关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总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既有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作用机理、货币政策有效性判别、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争论,并归纳了学术界对安倍经济学的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加以分析。“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部分,按照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将扩大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购买数量,调节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节,压低国债长期利率和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筹措环境等政策划分成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将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划分成规则性货币政策。将安倍经济学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按操作目标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借助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对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加以研究,并利用VAR模型分析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果。分析了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并未解决日本低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大难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日本货币当局的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这是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是一次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日本货币当局的多次“追加缓和”,已宣告失败。对于本次的调整,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框架、目标、特征和运行方式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本文分析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日本货币当局实施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背景,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前景。日本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以长短期国债利率控制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日本货币当局长期实施的以增加基础货币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病,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新政”注重发挥与“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合力作用。说明日本货币当局在回归正常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第五部分,通过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扩张财政支出和财政重建并行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利用时间序列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日本机动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清楚的发现,政府财政扩张和税收的增长均会抑制内需的增长。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日本是由于政府支出扭曲了资源配置,促使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呈现负向关系。“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本文结合第二章的内容,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将日本的税收体制改革总结为“安倍税收学”,重点分析了日本消费税的上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降低和日本法人税的下降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机动的财政政策”与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前期,机动的财政政策主要作为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找到出口,后期,长短期国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民间的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但是,使养老基金减少的风险变小。第六部分,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对外贸易额呈现“正U型曲线”的原因以及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负利率政策配合使用对日本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建立VAR模型,分两个阶段,获得了在以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停止实施的期间内,日本基础货币量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和在以长短期国债利率调节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实施的期间内,日本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基于中日“贸易互补指数”以及中国通过对日本的直接投资(FDI)获得该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分析,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相比,对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显得较弱。
周金凯[7](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李玉铭[8](2018)在《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远洋航运业在开埠之前虽已有发展,但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等邻近国家。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贸易重心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作为中西贸易运输载体的远洋航运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上海。1850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将伦敦——香港的定期远洋航线延伸到了上海,标志着近代上海定期远洋航运的历史正式开启。本文以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发展过程中轮船企业的竞争、船舶的更替、航线的扩大以及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为主线,对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梳理与探究,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在近代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业的经营者主要是在沪大洋行,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垄断了当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在运输载体上主要是帆船,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争与夺市场,各大洋行争相使用了专门用来运输鸦片与茶叶的飞剪船。在货物运输方面,主要进口鸦片以及西方工业品,并以鸦片为主;出口方面则主要是中国的茶叶和生丝。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与欧洲间的定期航线,表明专业轮船公司开始介入上海远洋贸易,但直到70年代初,不管是大英轮船公司的一枝独秀亦或是与法国邮船公司、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的“三巨头”争霸,由于轮船载重量小、运费高等限制性因素,专业轮船公司仍不是此一时期上海远洋运输的承运主力。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海底电缆的成功敷设以及轮船的大量使用等交通、通讯工具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使得上海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此以后,轮船逐渐代替帆船,成为上海远洋航运的主要运输载体,专业性的轮船公司也逐渐代替了在沪大洋行,成为上海远洋航运运输业的主要经营者。甲午中日战争后,上海远洋航运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平洋远洋航线的形成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运网络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变幻以及自身能力的衰落与发展,各国以上海为中心的远洋航运势力此消彼长,主要表现为由“一战”前的多国航运势力竞争到“一战”期间的英、日两国争霸,再到战后以英、日、美三霸并争为主的局面。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与发展,远洋运输货物在此一时期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进口方面逐渐由鸦片、西方的轻工业品转换成了机器设备、化工产品、燃料、五金器材等生产资料;出口方面也逐渐由生丝、茶叶转换成了其他农副产品以及部分工业产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虽因战事爆发,大部分远洋轮船公司曾一度暂停了上海的远洋业务,但随着战事转移,上海的远洋航运业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发展程度甚至一时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在完全控制中国内河航运、沿海航运的情况下,却唯独没有阻断上海远洋航运的原因是为了将上海作为战时战略物资的中转站,这是日本在战时为了尽可能的获取战略急需物资,以达“以战养战”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远洋航运是直接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纽带与通道。在当时社会条件限制下,是远洋航运的船舶逐渐将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文化等西方文明带到了中国,进而使古老的农业文明开始与先进的工业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同时,也是远洋航运的船舶将中国的一批批茶叶、丝绸以及其他一些大宗的原料产品带入了西方社会,进而使东方文明开始逐渐的融入西方社会。作为近代远洋航运中心的上海,其同样充当了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沟通与交流中对于上海本地传统航运业、对于近代上海的港城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是在国力衰微、航运主权旁落的情况下,主要有外资轮船企业经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殖民性与掠夺性。但另一方面,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也使得上海作为一座枢纽性城市成功的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远洋贸易的不断深入,将上海乃至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沙蒙迪(Phouva SAMOUNTY)[9](2014)在《解放后老挝经济外交研究(1975-2014)》文中认为1975年,老挝国家和人民得到解放以及冷战结束的影响催生了老挝新时期经济外交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主要的世界潮流,各国纷纷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经济外交在各国外交的地位上升,作用不断加强。老挝党和政府在这一极好的外部环境下大力发展国家经济,以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不断深化“革新开放政策”。经济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后在日本、美国、中国、越南等国得到充分展示并取得巨大成就,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济外交的这种发展势头引起了老挝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经济外交”一词也因此在2011年3月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九·大”上被首次正式提及,成为老挝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经济外交成为老挝外交界、政治界和经济界耳熟能详的话题。实际上,在“九·大”之前,老挝的经济外交已经开展。在重建家园阶段离不开经济外交,虽然经济外交受到了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经济外交为国家重建工作赢得了极为重要的经济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在老挝实施“革新开放政策”的初步阶段经济外交扮演了重要角色,为“革新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同样也推动了经济外交的发展,形成了良好互动。另外,自1997年老挝加入东盟以来经济外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2012年老挝加入世贸组织则意味着老挝经济外交开辟了更大的舞台。如何发挥和利用经济外交的作用成为政府的重要关切。老挝作为经济外交的“初学者”在实施经济外交的过程中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这些挑战与机遇既是经济外交实施和发展的障碍,也是推动经济外交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为顺利实施经济外交,老挝党、政府积极向中国和越南学习与借鉴宝贵经验。同时,积极寻找符合老挝国情的经济外交手段、方法。在实践中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经济外交,加强与中国、越南以及泰国的传统经济外交,重视与日本、韩国、美国世界主要经济体展开经济外交,以传统的经济援助外交为跳板丰富老挝与欧洲经济外交的内涵。与此同时,全方位、多形式、多层面,成为近期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特征。经过多年的经营与努力,经济外交成为老挝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之外,其正文由五章组成分,其中第一章为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1975年–1985年),本章主要阐述和分析解放初期国内外形势对老挝外交尤其是经济外交的影响。此外,本章还分析和探讨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的特点,以及形成老挝经济外交构想与特点的因素;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面临的难题成为本章的最后部分;第二章为老挝经济外交探索阶段(1986年-1997年),本章包含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老挝外交政策的调整对老挝经济外交的影响,同时还分析和探讨由国内外形势决定的经济外交探索阶段的特点;第三章为大力推进经济外交的阶段(1997年-2014年),本章就左右老挝经济外交发展的国内外形势进行探讨;本章认为外交政策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推动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本章还就这一阶段的老挝经济外交的效果及特点进行分析与阐述;第四章为老挝经济外交指导思想与原则,本章就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指导思想与原则进行分析与探讨。另外,推动老挝经济外交发展的经济外交发展趋势以及老挝经济外交的运行机制成为本章重点探讨之一;第五章为老挝经济外交产生影响的因素,本章主要深入研究对老挝经济外交产生影响的因素,认为影响老挝经济外交最大的国家分别是:中国、越南、泰国、日本、韩国、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另外,加入东盟和世界贸易组织是推进老挝经济外交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举措。最后是论文的结论部分,由老挝经济外交的特点、效果、影响与不足、改善老挝经济外交的建议、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研究得出的结论以及为进一步研究提出的建议组成。
何柳[10](2012)在《中国台湾主要外贸市场从美国转移到祖国大陆的原因探析(1979-2008年)》文中提出近三十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经贸发展迅速扩大并日益深化。1992年,祖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2002年,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2003年起,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自此以后,祖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持续升高,而对美国出口依存度则不断降低。台湾主要对外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移,改变了过去长期且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本论文针对这一现象,主要从1979至2008年间大陆对台政策、美台贸易的演变、台湾内部环境、国际经济环境等四个方面分析台湾外贸的主要市场从美国转移到祖国大陆的原因。论文的主体共有五个部分,包括四个章节和一个结语,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回顾了由50、60年代美国对台经济援助所开启的美台之间紧密的贸易关系,分析了“美援”对于美台经贸关系的深刻影响,以及之后美台之间投资、贸易情况。随后探讨了台湾外贸主要市场转移到大陆之后两岸间贸易与投资的现状。第二章主要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对台政治、经贸政策对于台湾外贸主要市场转移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回顾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对台大政方针及台湾当局的因应政策、大陆对台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在此背景下,检视了台湾官方经贸政策的转变和台湾外贸关系的变化。大陆对台大政方针是两岸从隔绝走向互动的主导因素,也是两岸经贸往来发生发展的政治前提;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开启并主导着两岸转口贸易和间接投资的发展,是两岸经贸往来的决定因素。在大陆优惠政策的推动下,从70年代末期开始两岸间的转口贸易开始起步,至80年代后期已经初具规模。从80年代后期开始,大陆给予台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引起了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快速增长,台湾当局又有限地放松了台商赴大陆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企业将其海外生产基地逐渐扩展到中国大陆,由此导致对美直接出口的减少和对大陆出口半成品和机械设备的增加,台湾对大陆出口的扩大则伴随着其对美国出口的下降。所以,在台商投资的带动下,两岸间接贸易规模和数额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以致最终大陆于2002年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第三章主要检视了1979至2008年这30年间,美台贸易关系的演变轨迹。从美国方面的因素探讨了台湾外贸主要市场转移的原因,并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就整体而言,美台贸易总额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其双边贸易的密切程度和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下降,美台贸易在各自贸易格局中的比重呈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台湾外贸已经改变了过去片面倚靠美国市场的局面。第四章主要检视了近三十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变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内部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台湾外贸市场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的影响。政治转型和社会运动的频仍导致台湾经济发展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日益严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取代竞争使得台湾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两岸经贸的迅速发展适时地成为台湾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并且对其重要性与日俱增。随着两岸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格局不断扩大和深化,大陆市场最终取代美国市场成为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1979至2008年这三十年之间,台湾主要贸易对象从美国转移到祖国大陆的原因,分析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加强对于未来两岸政治统一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指出台湾的经济前途在大陆。
二、2003年1-10月日本重点家电类出口产品统计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1-10月日本重点家电类出口产品统计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7.2.1 理论假设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7.2.4 假设检验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万国公报》的“大美国事”栏目 |
第一节 《万国公报》的栏目 |
一、《万国公报》概览 |
二、《万国公报》的栏目构成 |
第二节 “大美国事”栏目变迁及类别 |
一、“大美国事”栏目变迁 |
二、“大美国事”栏目的报道类别 |
第三节 “美国报道”在各国报道中的位置 |
小结 |
第二章 “大美国事”的基本量化分析 |
第一节 “美国报道”内容的类别分析 |
一、外交类报道 |
二、经济类报道 |
三、国内政治类报道 |
四、灾害类报道 |
第二节 “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与信息重点的变动 |
一、“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 |
二、“美国报道”信息重点的变动 |
小结 |
第三章 “美国报道”中的政治经济报道 |
第一节 选举与总统制内容的报道 |
一、《万国公报》与总统选举 |
二、中国人对美国政体认识的演变 |
第二节 美国政治局势变化 |
一、抚与剿: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变迁 |
二、开放或保守: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
第三节 美国经济问题的报道 |
一、美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
二、通商贸易的报道 |
第四节 美国矿冶的发展 |
一、对美国矿冶发展基本状况的报道 |
二、对美国西部矿业开发影响的描述 |
小结 |
第四章 美国报道中的科技生活报道 |
第一节 工业化的发展 |
一、交通设施的建设 |
二、生活设施的进步 |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状况 |
一、科学技术对科学考察的促进 |
二、美国科技发展的原因 |
小结 |
第五章 “美国报道”中的国际交往报道 |
第一节 对华外交的报道 |
一、有关在美华工问题的报道 |
二、有关留美学生的报道 |
第二节 对英外交的报道内容 |
一、美国以独立国家的姿态与英国进行的外交 |
二、学习与超越:英美外交间的博弈 |
第三节 对俄外交的报道内容 |
一、火油贸易 |
二、俄土战争 |
三、日俄战争 |
小结 |
第六章 “美国报道”与美国形象的塑造 |
第一节 对天朝上国的否定 |
第二节 新观念的输入:美国形象构造 |
一、文明形象的构建 |
二、大国形象的构建 |
三、对美国的再认识 |
小结 |
第七章 “美国报道”与中美关系演变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的影响 |
一、近代中美两国关系脉络 |
二、中美关系与“美国报道” |
第二节 中美关系变化前后“美国报道”的趋势对比 |
小结 |
第八章 “美国报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第一节 西方价值观念的传输员 |
一、时空观与义利观的转变 |
二、教育观念的改变 |
三、西方医学来袭 |
第二节 中国社会风俗变化的促进者 |
第三节 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的启蒙人 |
一、变法思想的重要来源 |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
第四节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助推剂 |
一、中国与博览会 |
二、工商业的发展 |
小结 |
结语:《万国公报》之“美国报道”的认识与评价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致谢 |
(3)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四、技术路线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边境贸易 |
二、边境贸易税收管理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二、税收遵从理论 |
第二章 瑞丽市边境贸易概述 |
第一节 瑞丽市边境贸易总体情况 |
一、瑞丽市地理区位及历史人文 |
二、瑞丽市边境贸易发展状况 |
三、瑞丽市边境贸易主要方式及特点 |
第二节 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概况 |
一、税务机关边境贸易税收收入情况 |
二、海关边境贸易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税收收入情况 |
三、边境贸易出口退(免)税情况 |
第三章 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现状 |
第一节 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的主要内容 |
一、边境贸易涉及的主要税种及其管理依据 |
二、边境贸易税收优惠政策 |
三、边境贸易国际税收合作 |
第二节 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基本情况 |
一、边境贸易税源分布情况 |
二、边境贸易税收管理机构及管理力量分布 |
三、边境贸易税收征管基本方式 |
第三节 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主要经验做法 |
一、积极推动边境贸易税收优惠政策落地,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
二、提高出口退(免)税管理效率,缓解边贸企业资金压力 |
三、规范涉税业务办理流程,优化税收管理审批程序 |
四、做好纳税服务工作,保障纳税人权益 |
第四章 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第一节 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情况调查 |
一、问卷调查过程及结果分析 |
二、访谈过程及结果分析 |
第二节 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边境贸易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低 |
二、边境贸易税源结构层次低 |
三、边境贸易税源监管难度大 |
四、边境贸易出口退(免)税管理风险大 |
第五章 完善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
第一节 完善边境贸易税收管理体制 |
一、完善边境贸易税收管理配套的法律法规 |
二、突出境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
三、加强边境贸易国际税收合作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引导和培育优质税源 |
一、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
二、以跨境产能合作为载体的德宏片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模式,丰富边境贸易形式 |
第三节 规范边境贸易税收征管方式 |
一、优化机构设置,明晰边境贸易税收管理征管职责 |
二、建立健全动态“信用+风险”征收管理模式,降低边境贸易纳税人税收风险 |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和部门合作,延伸税源监控深度和广度 |
四、加强出口退(免)税管理,防范骗取出口退税风险 |
五、加强口岸监管和税收稽查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
第四节 优化边境贸易涉税服务 |
一、树立正确的纳税服务理念,提升纳税服务意识 |
二、加强边境贸易税法宣传,提高税收遵从 |
三、注重税收人才培养,落实“人才兴税” |
四、推进边境贸易纳税服务社会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致谢 |
(4)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 我国古代的“边市”与当代“边民互市” |
二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三 研究理论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方法与思路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塔克什肯口岸与塔克什肯镇 |
第一节 作为中蒙走廊的布尔根河沿岸 |
第二节 塔克什肯口岸 |
一 口岸概况 |
二 口岸运行情况 |
三 口岸发展规划 |
第三节 塔克什肯镇 |
一 塔克什肯镇概况 |
二 镇区重心的北移 |
三 现在的塔克什肯镇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概况 |
第一节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基本情况 |
一 塔克什肯口岸的“边民互市” |
二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发展 |
三 边民互市市场的建设 |
第二节 边民互市贸易的参与者 |
一 边民互市市场中的经营者 |
二 市场中的购物者和其他人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主要发展困境 |
第一节 客户流失 |
第二节 市售商品综合竞争力不足 |
第三节 边民互市市场的经营活动存在无序现象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第一节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环境因素 |
一 蒙古国宏观经济的动荡 |
二 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第三节 经营者自身的局限性 |
一 经营者缺乏市场竞争力 |
二 负面经营心态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反思 |
第一节 当地政府及海关的努力 |
一 在口岸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出口边贸的发展 |
二 加强对边民互市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
三 改善购物者对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 |
第二节 促使边民互市经营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
第三节 加强对世居边民参与互市的支持 |
一 加强对边民参与互市的引导和组织 |
二 明确塔克什肯镇在边贸中的竞争优势和特色加大边境金融机构对互市边民的支持力度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思考 |
(一)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的结论 |
(二)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理路 |
四、概念界定 |
五、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介绍 |
第一章 北方洋货集散地:民国时期的天津港进口贸易总体情况 |
1.1 国际航运视域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港口与进口船舶情况 |
1.2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洋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
1.2.1 进口洋货的总体情况 |
1.2.2 进口洋货的历年变化趋势 |
1.3 民国时期天津港进口货品结构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 |
小结 |
第二章 穿戴与装扮 |
2.1 棉纱与棉布——天津港进口大宗纺织品情况 |
2.1.1 棉纱的情况 |
2.1.2 棉布的情况 |
2.1.3 纺织品的贸易——“西货”与“东货”的此消彼长 |
2.2 洋装在身——天津港进口洋装、洋帽及装饰物情况 |
2.2.1 洋装成衣与国产“机制洋装” |
2.2.2 进口洋帽及装饰物 |
2.3 从“多余物”到“必需品”——天津港进口日化用品情况 |
2.3.1 进口香皂与天津制皂工业 |
2.3.2 进口牙膏、香水和其他化妆品 |
小结 |
第三章 饮食与医药 |
3.1 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及相关商品情况 |
3.1.1 面粉与糖——天津港进口大宗食品的规模化 |
3.1.2 农作物种子、肥料——农业相关产品的进口 |
3.1.3 从传统香料到味精——调味品的转变 |
3.2 天津港新式食品、饮料的进口与餐饮风气变迁 |
3.2.1 进口洋酒的销售与管控 |
3.2.2 西式汽水饮料与甜品的引进 |
3.2.3 罐头食品的进口与国产化 |
3.2.4 天津与世界非主要国家食品贸易情形 |
3.3 天津港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的进口与转运 |
小结 |
第四章 建筑工程与居住环境 |
4.1 天津近代住建材料的引进与使用 |
4.1.1 从木材到钢筋水泥——天津进口住建材料的新变化 |
4.1.2 从洋漆垄断到国货崛起——天津油漆工业的奇迹 |
4.2 天津港进口工程机器及设备的情况 |
4.2.1 精密建工仪器的引进 |
4.2.2 大型建工机器的引进 |
4.3 天津港进口贸易下的城市住宅内部空间变迁 |
4.3.1 新式室内用品的进口情形 |
4.3.2 冰箱——现代家用电器的出现 |
小结 |
第五章 交通工具与通讯传媒设备 |
5.1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 |
5.1.1 汽车入津与民众对汽车的认识 |
5.1.2 自行车的传入及在华北地区的推广 |
5.2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通讯设备的引进 |
5.2.1 无线电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5.2.2 电话设备与技术在天津及华北的扩散 |
5.3 天津港口贸易与近代新型传媒设备及传媒技术的引进 |
5.3.1 照相机的引进与国产化 |
5.3.2 电影、电视技术的传播 |
小结 |
第六章 繁盛与幻象:对天津港口贸易与华北民众生活变迁的思考 |
6.1 洋货贸易影响下的民国时期天津民众生活 |
6.2 数据繁盛的背后 |
6.2.1 关税与主权 |
6.2.2 城市与乡村 |
6.2.3 洋货与国货 |
6.3 日本因素与走私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与本文相关的货币政策文献梳理 |
1.2.2 关于安倍经济学及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1.3 结构安排及分析方法 |
1.3.1 结构安排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2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
2.1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
2.2 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2.3 机动的财政政策 |
2.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 |
2.3.2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收入——安倍税收学的主要内容 |
2.4 经济成长战略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基于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视角 |
3.1 日本银行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
3.1.1 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 |
3.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分类 |
3.2 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研究——基于WALSH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分析 |
3.2.1 模型设计 |
3.2.2 模型假设 |
3.2.3 变量选择 |
3.2.4 模型检验 |
3.3 不同时期内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研究 |
3.4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 |
3.4.1 2014 年和2018 年日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及其原因 |
3.4.2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 |
3.4.3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 |
4.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背景 |
4.1.1 货币数量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 |
4.1.2 日元贬值的目标难以实现 |
4.1.3 “负利率政策”的导入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
4.1.4 日本银行的“单兵作战”陷入困境 |
4.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
4.2.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 |
4.2.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特征 |
4.3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 |
4.3.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 |
4.3.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4.3.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前景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安倍经济学机动的财政政策及其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5.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及有效性分析 |
5.1.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 |
5.1.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5.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分类 |
5.3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5.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的评价 |
5.3.2 安倍税收学的评价 |
5.4 机动的财政政策与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6.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6.1.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
6.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
6.1.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6.2.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6.2.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结论 |
7.2 启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7)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6 拟创新点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3.1.3 实证分析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3.3.3 实证分析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3.4.3 实证分析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6.2 政策建议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与概念界定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四、解决的关键问题 |
第一章 兴起与革新: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轫 |
第一节 帆船时代:近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概述 |
一、唐宋时期远洋帆船贸易 |
二、清代至开埠前的远洋帆船贸易 |
三、上海与长崎远洋帆船贸易 |
第二节 开埠初期上海远洋贸易形态与结构 |
一、开埠初期西方工业品的进口 |
二、鸦片走私进口贸易 |
三、丝、茶的远洋出口贸易 |
第三节 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 |
一、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 |
二、帆船到轮船:远洋运输方式的转变 |
三、垄断到竞争:远洋运输主体的变更 |
四、传统到现代:远洋贸易方式的变革 |
小结 |
第二章 发展与竞争: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对外贸易 |
第一节 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全面发展 |
一、日本加入上海远洋航运的竞争 |
二、太平洋远洋航运网的形成 |
三、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线 |
第二节 英、日、美远洋航运势力的角逐 |
一、一战期间英日远洋航运的分霸格局 |
二、一战后各国远洋航运的恢复 |
三、英、日、美的三国航业争霸 |
第三节 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 |
一、传统远洋贸易的衰落与终结 |
二、新兴远洋贸易品的兴起 |
小结 |
第三章 恢复与繁荣:孤岛时期上海远洋航运 |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远洋航运概况 |
一、远洋航线的恢复 |
二、交易量的回升与贸易中心的回归 |
三、主要远洋航线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孤岛时期上海 |
一、上海民众生活物质仰赖外洋供给 |
二、工业原料进口与商品出口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供给需求与上海远洋航运 |
一、日本“以战养战”的战时经济体制 |
二、日本战时航运政策与在华第三国之关系 |
小结 |
第四章 促进与变革: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变迁 |
第一节 近代上海沿海、内河航运业的发展与革新 |
一、技术变革与沙船的衰落 |
二、新式轮船公司的建立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区变迁 |
一、港区与洋船停泊区的开辟 |
二、远洋贸易与港区功能变迁 |
第三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建设 |
一、外资码头的修建与兴起 |
二、船舶修造业的建立与发展 |
小结 |
结语 |
一、贸易、失序、进步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二、国家行政力量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三、远洋航运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9)解放后老挝经济外交研究(1975-201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目标 |
三、 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四、 研究现状 |
五、 研究创新 |
六、 经济外交的概念 |
第一章 解放初期的老挝经济外交(1975年– 1985年) |
一、 国内外形势的背景 |
(一)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
(二) 困难重重的战后重建和保家卫国工作 |
二、 解放初期老挝外交政策特点 |
(一) 向社会主义“一边倒”外交政策 |
(二) 外交政策的两度调整 |
(三) 争取世界各国对新老挝的认可 |
三、 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的构想与特点 |
(一) 先政治,后经济的外交特点 |
(二) “单一”形式的经济外交 |
(三) 经济外交服务于“两大中心任务” |
(四) 警惕和限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外交 |
四、 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面临的难题 |
(一) 人才流失和财政短缺 |
(二) 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 |
(三) 计划经济牵制经济外交的发展 |
第二章 老挝经济外交的探索阶段(1986年– 1996年) |
一、 国内外形势特点 |
(一) 冷战的结束 |
(二)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 |
(三) “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与初步成效 |
二、 外交政策的调整 |
(一) 和平、独立、友谊与合作外交政策成新主题 |
(二) “少树敌多交友”成新观念 |
(三) 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 |
三、 经济外交探索阶段的特点 |
(一) 落实革新开放政策 |
(二) 先经济,后政治的外交行动 |
(三) 经济外交的作用效果显着 |
第三章 大力推进经济外交的阶段(1997年– 2014年) |
一、 国内外形势决定老挝经济外交的走向 |
(一)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体 |
(二) 东盟经济共同体推动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 |
(三) “革新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 |
二、 外交政策的不断完善 |
(一) 不断丰富“和平、独立、友谊与合作”外交政策的内涵 |
(二) “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及“与世界接轨”成特点 |
(三) 经济外交被重视和推广 |
(四) 积极提高国家地位 |
三、 经济外交政策落实的效果 |
(一) 经济援助外交效果显着 |
(二) 能源外交地位上升 |
(三) 经济合作外交突飞猛进 |
(四) 推动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 |
四、 大力推进经济外交阶段的特点 |
(一) 政经结合的外交特点 |
(二) 外交方针与经济外交 |
(三) 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 |
(四) 积极向中国和越南学习和借鉴经济外交的成功经验 |
(五) 自身发展潜力推动经济外交的发展 |
第四章 老挝经济外交指导思想与原则 |
一、 老挝经济外交的指导思想 |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外交 |
(二) 邓小平经济外交 |
(三) 凯山·丰威汉经济外交 |
二、 老挝经济外交的指导原则 |
(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二)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原则 |
三、 经济外交发展趋势推动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 |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劲势头 |
(二) 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 |
(三) 无法阻挡的经济全球化 |
四、 老挝经济外交运行机制 |
(一) 国会、国务院 |
(二) 国家主席、政府总理 |
(三) 外交部与外交部长及老挝驻外机构 |
(四) 财政部、央行 |
(五) 计划与投资部 |
(六) 能源与矿业部 |
(七) 工业与贸易部 |
第五章 对老挝经济外交产生影响的因素 |
一、 影响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国家 |
(一) 巩固的政治关系构造老–中经济外交 |
(二) “特殊关系”左右老–越南经济外交 |
(三) 地理与文化因素推动老–泰经济外交 |
(四) 援助成为老–日经济外交的主旋律 |
(五) 突发猛进的老–韩经济外交 |
(六) 历史与现实构建独特老–美经济外交 |
(七) 援助拉近老挝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外交 |
二、 老挝与东盟及世贸组织的经济外交 |
(一) 东盟舞台使老挝经济外交充满活力 |
(二) 世贸组织为老挝经济外交提供宽广的舞台 |
结论 |
一、 老挝经济外交的特点、效果、影响与不足 |
二、 改善老挝经济外交的建议 |
三、 展望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 |
四、 研究得出的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件 |
(10)中国台湾主要外贸市场从美国转移到祖国大陆的原因探析(1979-2008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章 星移斗转:台湾主要外贸市场从美国转向祖国大陆 |
第一节 跨洋经济“蜜月”:台湾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 |
一、 美国对台经济援助 |
二、 美国——台湾最重要的市场 |
第二节 两岸经贸“蜜月”:台湾融入祖国大陆市场 |
一、 台湾对大陆的投资 |
二、 大陆——台湾最重要的市场 |
小结 |
第二章 祖国大陆的对台方针和政策的作用 |
第一节 大陆对台大政方针及台湾当局的因应政策 |
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提出和升华(1979-1986 年) |
二、 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1987-1994 年) |
三、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分裂”、反“台独”(1995-1999 年) |
四、 新形势下的对台政策“新思维”(2000-2008 年) |
第二节 大陆对台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
一、 优先发展对台贸易的政策(1979-1985 年) |
二、 台商投资优惠政策的制定(1986-2000 年) |
三、 构建政党交流平台,开启互利双赢(2001-2008 年) |
第三节 大陆对台政策对于台湾主要外贸市场转移所产生的影响 |
一、 台湾官方经贸政策的转变 |
二、 台湾与大陆经贸关系的变化 |
小结 |
第三章 美国与台湾贸易关系的不断衰退 |
第一节 逆势上扬的美台贸易(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
一、 前所未有的贸易繁荣 |
二、 贸易失衡问题的凸显 |
三、 美台双边贸易谈判 |
四、 美台贸易失衡的原因及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
第二节 激烈的美台贸易摩擦(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一、 平稳增长的美台贸易 |
二、 美台贸易冲突的激化 |
三、 美台双边贸易谈判 |
第三节 新形势下的美台贸易(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期) |
一、 美台贸易的波动起伏 |
二、 美台自由贸易协定 |
小结 |
第四章 台湾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影响 |
第一节 战后至 80 年代中期之前台湾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
第二节 台湾内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
一、 政治、社会的变革 |
二、 经济发展的困境 |
第三节 台湾外部环境的变化 |
第四节 内外环境的变迁对于台湾外贸主要市场转移所产生的影响 |
小结 |
综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四、2003年1-10月日本重点家电类出口产品统计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2]《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D]. 胡亚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3]瑞丽市边境贸易税收管理研究[D]. 段其萍.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4]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D]. 陈逸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5]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类洋货贸易变迁研究(1912-1937)[D]. 吕天石. 河北大学, 2019(05)
- [6]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王晗. 吉林大学, 2019(04)
- [7]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D]. 李玉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9)
- [9]解放后老挝经济外交研究(1975-2014)[D]. 沙蒙迪(Phouva SAMOUNTY). 外交学院, 2014(02)
- [10]中国台湾主要外贸市场从美国转移到祖国大陆的原因探析(1979-2008年)[D]. 何柳. 武汉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