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将是宏观调控转型第一年（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骆韵竹[2]（2021）在《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效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体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举重轻重的地位,由此,我国为促进其发展,中央及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相关财政政策。在这一背景下,设立了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即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自2007起才首次设立,由于各省份产业发展、经济实力等基础条件不同,各省份开展设立专项资金的年份也有较大差距,直到最近几年才有较多的省份成立,国内学者对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研究也较少。本文在其他学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先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专项的设立情况、资助方式、投入领域、运作管理、特点及问题6个方面进行了现状分析,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专项资金的引导社会资本效应、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及溢出效应,提出了一定结论与部分建议。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政策发展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本文从我国目前的体育产业的大环境背景入手,分析了体育产业近几年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作用,国家为助力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政策手段,进而引出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在助力体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较少,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接着还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从体育产业财政政策支持、体育产业引导资金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层层递进。本文重点分析了国内外体育产业财政政策,进行了对比,国外从税收方面与财政直接补贴方面进行了梳理,国内从体育产业财政政策的现状、理论支撑、制度体系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为理论基础及核心概念。政府干预理论、杠杆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外部效应理论都是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杠杆作用、引导作用、宏观调节及优化资源配置都是专项资金的特点,结本文合内容,对这四项理论进行了阐述,为后续研究构建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先前学者对体育产业专项资金的界定没有明确统一,叫法也不一致,本文统一了称谓,进行了概念界定。第四部分为我国体育产业政府专项资金现状分析,从引导资金的设立、资助方式、投入领域、运作管理、资金的特点、存在的问题这六个方面来深入分析,对我国体育产业政府引导资金的各个情况进行明确梳理。第五部分为政府引导资金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效应分析;本文将江苏省体育产业专项资金开展情况作为案例,结合江苏省所披露的数据,探究专项资金有哪些效应,从引导社会资本效应、体育产业增长效应、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体育产业溢出效应这四个方面进行探究,进行实证分析了,探究体育产业政府引导资金与各个效应之间的关联情况。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本文得出以下五点结论:一、专项资金是助力体育发展的重要财政政策手段。二、专项资金能调节体育产业内部结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三、专项资金能有效引导与带动社会资本的增加。四、专项资金对体育产业规模的扩大有着积极作用,呈正相关。五、专项资金具有溢出效应,能有效带动当地就业率与消费水平。并提出了五点建议。
时辰[3]（2021）在《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各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全球经济严重下滑。在这种不容乐观的环境下,各国纷纷出台积极财政政策恢复经济发展。2020年2月,我国发放3000亿“战疫”专项资金,同年6月,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此外,2021年我国以及欧美国家等地区也都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近期,美国宣布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总额预计超过3万亿美元,并且会施行增税等相关措施以支撑基建资金供给。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压力巨大,施行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至关重要。而财政乘数是财政政策的量化反应,以数值的形式直接衡量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准确的计算财政乘数不仅能更好的把握经济发展状态,而且还有利于财政政策的施行,为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为出发点,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采用1978-2019年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利用OLS和VAR这两类模型计算财政乘数,并对两个乘数研究结果做了比较。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宏观经济变量自相关。模型表明,宏观经济变量的发展受近期的数值影响较大,随着时期的推移,对当期影响逐渐减小。（2）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显着。在OLS回归中,政府支出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2.16,对资本形成总额的乘数为1.01。在VAR中,政府支出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1.54,对资本形成总额的乘数为0.88。表明,政府支出对于国内总产值和资本形成有正向的影响,并且对总产值的影响较大。（3）税收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在OLS回归中,税收收入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1.9,对居民消费的乘数为0.35。在VAR模型中,税收收入对国内总产值的乘数为2.29,对居民消费的乘数为-0.067。表明,税收收入对国内总产值有正向的影响,对居民消费有反向的影响,并且税收对国内总产值的影响较大。（4）OLS和VAR乘数结果无明显差异。二者回归的结果均显示,政府支出对总产值的乘数大于对投资的乘数效应;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大于对居民消费的乘数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优化支出结构,提升综合效益。（2）减轻企业税负,优化营商环境。（3）注重新基建投资。（4）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5）提升服务效能,加强财政治理。本文得出的财政乘数的结论,以及对财政乘数研究的展望,不仅丰富了财政乘数的研究,同时也为政府税收及财政政策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撑。
王薇[4]（2020）在《制造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应用研究 ——以沧州明珠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制造企业的劳务成本、原材料成本、内外融资成本、税收成本等成本都在迅速攀升,制造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减少投资致使技术更新缓慢、产能下降,大大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空前,激发制造企业革新技术,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助力,不仅有利于企业延缓纳税负担、增加现金流量,而且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投资和转型的机会,加快了制造企业的转型和升级。国务院和国家税务总局自2014年起不断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并在2019年将其推广到全部制造业,这样可以在经济下行期促进制造企业降成本,促进其技术更新和竞争力提升。加速折旧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企业的技术投入,而非扩大产能,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的现状。本论文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本文的定量分析针对2014年到2018年已采用加速折旧政策的329家上市公司的使用数量、行业分布进行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制造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政策的比例较高。本文的定性分析根据加速折旧政策的积极效用和不利影响进行分析,并且以沧州明珠为案例进行具体的验证分析,可以看出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企业科研投入与转型升级及企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有着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可以看出加速折旧政策对于企业发展的利弊影响,本文根据以上分析为中型和小微型制造企业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理的折旧政策提供参考,并提出采用此政策将会产生的积极效用和不利影响以帮助企业更加准确的选择,由此希望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在自身经营发展中,选择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加速折旧政策。希望此政策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在增加技术革新、设备投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有着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刘亮亮[5]（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余欣[6]（2020）在《“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影响 ——以保利地产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由于增值税链条的断裂,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给企业发展造成了沉重的税务负担,为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的健康发展,2012年我国开始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制改革试点。为全面打通增值税链条、促进税收改革,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在全产业实行“营改增”,将房地产业也纳入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自此营业税被废止。然而在税改初期,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税负不降反升、财务绩效下降。再加上“房住不炒”的宏观政策也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方向,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保利地产作为上市央企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营业务,是本文的重点案例研究对象。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影响,具体包括企业税负、财务绩效、经营管理三大方面的变化;接着引入保利地产案例,结合其2014年到2018年的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的变化,验证上述财务影响;其中,在对保利地产“营改增”前后的财务绩效进行分析时,本文从杜邦分析体系出发,详细分析了税改前后其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变化及原因。在分析营运能力时,本文考虑到2017年一二线城市实施“房住不炒”“五限”“因城施策”等宏观政策,而三四线城市始终保持“去库存”的房地产政策,因此在研究“营改增”对保利地产营运能力的影响时,以其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太大变化的三四线城市的财务数据计算其总资产周转率,抛除了没有考虑到宏观因素变化造成的计算结果不纯粹性。最后,文章根据前文的分析有针对性地为保利地产及与其性质相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更好的应对“营改增”挑战提出了适用性、全局性的建议和对策,让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享受税改红利的同时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徐文斌[7]（2020）在《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平衡是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现实性问题,不平衡现象的产生,对国家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等方面都造成影响。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不平衡现象在生产领域会直接导致生产与再生产效率的降低,阻碍经济良性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通过对产业生产部门的调整,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延长经济繁荣、规避经济危机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过程中,基于对社会生产部门的两大部类划分,进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建立。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生产领域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找到解决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的影响原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对现有文献整理,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对两大部类结构平衡条件来进行研究;二是运用再生产模型从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角度对政策进行解析;三是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问题解决途径的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现象,学界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进行了一定有意义、有深度的讨论。其中对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研究,找到两大部类进行再生产交换的一些特征和规律;对政策解读方面,通过运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解读现有关于结构性改革等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不平衡问题的解决途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关于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研究空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提出了满足人民需求成为解决当下我国经济生产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在理论中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二是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研究中,鲜少出现在两大部类可以实现交换的条件下,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来进行宏观调节的分析。为此,本文尝试从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开始,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条件进行研究,以给出两大部类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长期稳定进行的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研究的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来进行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交换并不是认为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优于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并且在对这一假定前提进行分析后,得到了为使经济整体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调节使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因此,从第Ⅱ部类着手,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寻找两大部类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调节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平衡现象给出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为依据,以从满足人们需要来进行再生产规模的确定,进而得到两大部类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隐藏的规律。并通过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规律进行现实分析,以得到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两大部类之间不平衡问题的理论依据及解决途径。围绕这一研究思路,本研究共分为六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部分主要进行对本文所要研究内容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的说明,并对本文所应用到的一些理论概念进行界定。同时交代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对文章的结构安排,在整个研究框架中具有总括性和纲要性。第二章为国内外理论基础。首先从魁奈和亚当·斯密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建立的溯源进行整理;其次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形成逻辑进行梳理;最后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并对其中重点学者的主要观点、核心结论等内容进行系统性介绍。整理得到相对完整的关于马克思不平衡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理论体系和研究脉络。第三章是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的理论探讨和模型分析。在这一章节中,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图式,并在这一理论下,对再生产模型进行扩展性研究:在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第Ⅰ部类的积累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中得到,在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基础上,依然会出现两大部类结构性失衡的再生产过程。其中,在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下,若第Ⅱ部类的积累率水平高于第Ⅰ部类积累率水平,则存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虽然能够进行,但长期过程中,会出现第Ⅰ部类积累率随再生产不断进行而持续下降的现象。因此,通过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得到两大部类之间,再生产过程中的协调约束条件,以调整部类生产,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通过运用现实经济数据说明理论分析中所得到的结论。在这一章中,利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用两大部类积累率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在运用VAR模型对GDP增长率与两大部类积累率差来进行模型建立的过程中,得到两者之间显示出反向运动的结果。通过现实数据描述进一步佐证理论分析中得到的结论: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若高于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则会出现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倾向。第五章是为进一步的对本文所提出的规律进行现实研究,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部类扩展和现实应用做出现有研究的梳理并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评述,以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做出理论基础。在现有研究中,存在很多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拓展性的研究,包括将两大部类扩展为三部类、四部类甚至五部类,以使再生产理论更接近现实生产活动。本章对此类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同时,得到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存在创新成果,同时也具有其现实意义,为今后基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以及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于部类之间经济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第六章是依照本研究得到的结论进行的政策建议。在这一章中,结合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对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现有扩展性分析,总结出一些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并针对我国现实发展情况给出使经济可以健康、平稳发展可能性的政策建议。认为为实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需要从生产消费品部门开始对生产失衡问题进行调节,进而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本研究在跳脱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以第Ⅰ部类为积累基础的研究方式下,结合经济发展追求的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目标,在对两大部类进行扩大再生产交换的过程中,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结构的不平衡问题进行再研究,进而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原因。总结而言,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进行再研究。通过引入利润率平均化的假定,在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再生产模型进行从数字到一般化的拓展研究。并且得到两大部类的增长率差额（第Ⅱ部类减去第Ⅰ部类）在非均衡状态下会随着再生产的进行而不断加剧。在对马克思两部类的再生产模型进行扩展分析时,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情况下,假定第Ⅱ部类积累率不变,即增长率也不发生变化,若两大部类积累率不同,会出现两大部类间增长率之差不断扩大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为,在第Ⅰ部类的增长率小于第Ⅱ部类增长率时,会出现从第二年（第二期）开始,第Ⅰ部类的增长率持续降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一研究同其它研究不同在于在对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进行模型化的分析中,是建立在给定第Ⅱ部类的积累率的条件下进行的,并找到两大部类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得到第Ⅰ部类增长率不应低于第Ⅱ部类增长率的结论。二是对现实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在对所有企业进行初步的两大部类划分的基础上,重复剔除,进而对两大部类企业的积累率做差值,找到第Ⅱ部类积累率的相对不变基础,并找到两大部类积累率的差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进行一系列检验下,得到与本文再生产模型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在这一实证结果的支持下,为以第Ⅱ部类积累率给定的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给出现实基础,并以此可以为政策调控给出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三是对现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研究进行全面的整理,并对再生产理论中的模型研究进行重点梳理,试图通过找到两大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中的空缺,寻求符合现今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研究空间。为今后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基础,也为今后对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空间。在现有的研究中,主要从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分析、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讨论、现实政策分析的讨论、危机理论的讨论等方面展开。而在对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讨论中,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为假定条件进行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关系的研究并没有细致的讨论,因此,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通过调节第Ⅱ部类的积累率或增长率为政策对象,会挖掘出可能的研究空间。
赵珊珊[8]（2020）在《结构性减税、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末,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我国实施了旨在“扩内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鼓励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结构性减税是以“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为特征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以降低纳税人的实质性税负为出发点,实现优化税制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助推经济增长的目的。“营改增”政策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我国税制改革史上的重要举措。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年,即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营改增”累计减税额高达7000亿元,整体减负率为22.85%,减税效果显着。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所释放的减税红利,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转变,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迫切要求。投资是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企业价值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国宏观层面投资额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微观层面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却普遍存在。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有损于股东财富,阻碍了企业的良性发展,甚至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税率调整、税种变换、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劳动雇佣、固定资产投资等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营改增”政策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代表性政策,是否能够对企业投资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能否带来企业投资效率的变化?作为投资行为重要资金来源的负债融资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机制?为此,本文从税制改革的视角,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为依据,选取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的研究方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在我国各省市逐步实施这一事件造成的企业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的变动情况。进一步,本文还分析了“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负债在减税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机制作用,在中国特殊的税制背景下,以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负债对投资的资产替代假说。最终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着地提高了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刺激企业发生并购行为,但企业投资增加的同时也引发了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并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现象更为严重。企业内部异质性和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对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资和企业并购可能性均得到显着提高,而国有企业无显着变化;但是在投资效率方面,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和投资过度均比非国有企业呈现更为显着的上升趋势。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使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而地方政府的干预也使得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此外,本文还发现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能够显着抑制减税带来的投资效率下降。“营改增”政策与企业并购可能性的关系还受到地区制度效率差异的影响,相比低制度效率地区,高制度效率地区“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并购可能性的推动作用更为显着。第二,“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总负债水平显着提高,在债务结构上表现为流动负债水平的降低和长期负债水平的提高,验证了债务税盾和非债务税盾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也说明了“营改增”政策具有一定的去杠杆作用,但这种作用仅体现在流动负债中。加入“税收耗损状态”假说后,发现当试点企业接近“税收耗损状态”时,流动负债下降的程度更大。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发现“营改增”政策对于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仅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使其拥有较为充裕的经营现金流,减税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非债务税盾效应很难体现。相比规模较小企业来说,规模较大企业减税政策对于流动负债的负向影响和长期负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可能由于大规模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强、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并且大规模企业投资需求更高,需要较多的长期债务资金来保证投资的后续支出。高融资约束企业相比低融资约束企业,流动负债下降更为显着,原因在于长期债务融资的审批要求更为严格,高融资约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更多是依靠于流动负债。第三,负债水平和债务结构在“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资本投资、研发投资、投资效率和投资过度的影响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验证了负债与投资关系的资产替代假说。具体表现为“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流动负债减少,同时长期负债增加,二者共同作用使得企业资本投资、研发投资显着上升,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增长,但政策实施后企业投资过度现象更为严重的原因之一是企业长期债务的增加。进一步分析“营改增”政策对于企业并购可能性的中介机制,验证了“减税政策-融资约束-企业并购”的影响路径。综上,在我国结构性减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本文研究提供了探索税制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企业角度出发,管理者应努力培养自身的投资规划意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从政府角度出发,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国有资产监管力度,在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支持国有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政府还应加大财税优惠力度,进一步推动企业实施并购;从债权人角度出发,应重视对企业贷款申请的审核,制定详细严谨的信贷合同,严格遵守合同要求实施对企业的监督权力,充分发挥负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作用,缓解企业投资过度现象。
黄鹏[9]（2019）在《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同时,财政基本与经济的高增速相适应,发育出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汲取体系。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维系财政支出的持续扩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有效地应对了多次国家治理上的挑战。然而,中国财政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财政富裕的黄金时代渐渐逝去,悄然从“不差钱”转向了“差钱”,收支缺口逐渐扩大。并且,在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成为常态后,多年来阔绰的财政收支吞吐,固化为一种支出刚性,盘踞成形,难以回缩。正如中国古语所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何实现预算的中长期平衡,成为新时期考验国家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是我国预算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它也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有必要对其内在机理、要素构成、制度运行条件作仔细研究。同时,中国有着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国情条件,这意味着不可照搬他国经验,“衣有款型”,尚需“量体裁衣”,即便是借鉴他国的优秀制度,也仍需考察本国国情。在某种程度上,本文是在就跨年度预算之“衣”,“量”中国国情之“体”。而这一“体”便是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政治体制、历史文化、财政体制、人口结构、地区差异等因素。基于这样的思考线索,本文进行了以下研究:第一,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本文从预算的定义与职能出发,重新检视及回答了“预算是什么?预算要干什么?”的问题,并基于当代预算的主要特征提出,现代意义的预算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监督政府的途径,而“预算平衡”则是社会处于“良治”的重要标志。进而,对预算平衡加以探析,认为现代预算平衡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刻画:“政府与市场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以及“在某一时间跨期上的平衡”。这三个平衡维度之综合可谓之为“跨年度预算平衡”。预算平衡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主题,本文选择从政府主体、预算行为、制度产权成本三个角度作理论铺陈,它们从不同角度与预算平衡产生联系,事实上是从预算管理主体、预算活动特征、预算的制度交易属性这三个视角分析了预算运行的结果,有助于我们认识预算平衡,并为建构跨年度预算提供有益的见解。第二,跨年度预算平衡一般性框架的构建与国际经验分析。本文参考了世界银行的中期预算框架,设计了一个由三大要素组成的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一般性框架。其一、基本要素设计。主要是对跨年度预算基本形态的设计,勾勒出了跨年度预算平衡的基本原则、改革目标、覆盖范围、架构体系以及滚动模式的基本形态。其二、技术要素设计。是对跨年度预算平衡框架在技术上的安排,本文在技术要素设计主要从下五方面展开介绍:支出管理、收入管理、债务管理、预算的稳定管理、预算预测。其三、组织要素设计。组织要素设计就是分析制度改革推行的环境下,各行动主体的角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一般性框架的理论建构下,本文还在发达国家、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中,选取介绍七个国家跨年度预算改革或施行的情况,并提炼出四项经验启示:一是各国应当灵活调适跨年预算方法,不可生搬硬套;二是重视法律架构规范作用,法律在制度变革初期能够有效地约束各方,朝着共同的改革方向前进;三是预算平衡本身是财政稳健与谨慎的表现,因此,在预算编制前期的预测中要做到准确、审慎;四是跨年度预算平衡是一整套综合、复杂的框架体系,其建成非一日之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要接纳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在方式、方法上的摸索,容许其渐进成长。第三,梳理中国预算平衡管理的历史变迁。这部分内容主要从预算平衡管理的角度截取了自建国以来,中国预算平衡管理历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与文本,并试图抽取出其中预算平衡管理的阶段性线索。本文将中国的预算平衡管理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各阶段重要事件、文本及其意义在各节中加以分析梳理。最后,总结建国来整个预算平衡管理的演进规律:一、我国的预算平衡管理改革历程,体现出了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上下制衡的特色;二、预算改革从渐进积累转为综合加速,预算平衡管理体系日渐复杂与成熟;三、随着公共财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各主体权利意识的生成,预算主体权利观念也日渐形成发展,并促进了预算平衡朝着更多元的层面发展,而非单一的整体性平衡;四、财政风险演化及应对是推动中国迈向跨年预算平衡管理重要因素。第四,对我国预算平衡水平分两部分作实证研究。第一部分是实证研究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本文使用跨期预算约束模型检验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状态,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财政是可持续的。然而,通过动态分析30年、25年、20年以及15年的时间移动跨期发现,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在走弱,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的财政可持续在变弱。这或许也多数人的观感不一致,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量在逐渐增大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也同样增加,包括最近两次较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对接问题,都可从不同层面解释中国财政在可持续性在走弱的推断。第二部分预算余额的分析,将我国的预算余额分解为周期性预算余额与结构性预算余额两部分,结合了预算余额与我国的经济周期变化,提取出其中的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这两部分因素都对预算余额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而结构性因素则更为显着,由于财政收支政策的时滞效应,预算赤字仍可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为有效控制预算余额,保持财政可持续,应当注意分析当前财政政策的中远期效果。第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跨年预算平衡机制具体构建思路。本部分从六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在如何由年度预算迈向跨年度预算。首先是从政府职能的履行的角度来讨论预算平衡管理,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垂直关系两个角度探视其职能履行及其对预算产生的影响,这一节可视为预算平衡的基础性环节。第二节是提出有效地管理财政支出以促进预算平衡,而在这一管理上,则可从支出总额控制、支出结构优化、项目报批统筹、或有负债管理以及绩效管理五个方面实现所谓支出的管理。与支出管理相对应,第三节从财政收入方面提供讨论其与预算平衡相关的若干管理范畴,它们分别是收入规模、收入预算管理、合理统筹利用存量现金、地方主体税种培育等。第四节讨论的是预算稳定性,它构成了对预算平衡最为直接的管理。第五节则是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这一紧迫现实提出对策建议,分别从常规制度建设、存量债务偿还、增量债务约束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节是跨年度预算编制实施,分别从组织内构架、编制流程以及增加预算约束三方面提出建议。
王保玲[10]（2019）在《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效果评估 ——基于职工保障水平与国家财政负担的视角》文中认为虽然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具有增加职工收入、提高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优点,但是我国的企业年金发展却十分缓慢,其区域发展不平衡,参与水平和保障水平都很低,发展速度和总量也远远低于预期。2014年,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从TEE模式转变为国际通行的EET模式,以契合国家鼓励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成为推动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新动力。为了评估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效果和帮助我国政府建立长期稳定的企业年金改革政策,本文从微观的职工保障水平和宏观的国家财政负担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论文的逻辑思路如下:理论分析、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参数敏感性分析、政策建议,并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层层递进展开研究。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企业年金的概念、特征、运行机制、基金平衡模型和养老保障水平内涵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详细阐述了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演进史,由此导入本文研究的核心,即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其次,本文对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税收递延原理、与非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优惠比较和政策实施的必要性进行阐述,进而从微观职工保障水平视角和宏观国家财政负担视角对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分析,以便为后续研究的基本假设的作出、相关参数的设定、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精算模型的构建奠定基础。职工保障水平的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和参数敏感性分析部分。通过构建总替代率、净替代率、总相对水平和净相对水平指标精算模型和运用MATLAB软件模拟测算,本文对我国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实施前后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进行了比较。模拟测算结果显示,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实施后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在较大程度上低于政策实施前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但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缴费比例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障水平降低的程度有所差异。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大、收入水平越高的男性职工的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下降幅度越大。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职工工资增长率、职工退休年龄、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和个税免征额等因素对优惠政策实施前后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加权投资收益率越高、职工工资增长率越低、退休年龄越大、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高,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越高;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设定的越高,职工的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越高,与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实施前的结果相反。国家财政负担的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和参数敏感性分析部分。通过构建国家财政负担（NFB,National Financial Burden）指标精算模型和运用MATLAB软件模拟测算,本文对我国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后所引起的政府财政税收净减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模拟测算结果显示,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确实会减少国家财政税收收入和引起国家财政负担,但不同年份、不同参与率、不同经济发展速度和不同生育率水平背景下的国家财政负担存在较大的差异。预测年份越久、参与水平越高、经济发展速度越慢、生育水平越高,政府的国家财政负担越高。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国家经济增长率、企业年金参与率、生育率、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和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宏观因素对优惠政策实施后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越快、国家经济增长越慢、企业年金参与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大、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越低、个人所得税政策越优惠,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后所引起的国家财政负担越大。政策建议部分。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本文以政策实施后的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模拟测算结果为依托,以国内外企业年金发展状况为凭据,建议以激励企业年金发展、适时调整、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政府、市场与社会相结合为原则,通过完善待遇增长机制、延迟职工退休年龄、提高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水平、提高企业年金参与水平、提高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持续的生育率水平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手段,来提高由于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而降低的职工保障水平和降低由于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而带来的国家财政负担,同以往研究比较,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受限于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于2014年开始实施,所以国内学者对政策实施前后的普通职工保障水平变化和政府的国家财政负担变动研究较少,特别是从宏观、微观角度相结合的模拟测算研究更少,丰富了我国养老保障的相关文献资料。（2）为了深入和客观的分析、比较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对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论文采用了相对指标法,这样不仅可以模拟测算出企业年金领取额和政府税收净减少额等总量指标值,而且还可以得出替代率、相对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等相对指标值,有助于剖析政策变动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后果。（3）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为我国完善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建议提供了有据可循的依据。
二、2004年将是宏观调控转型第一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将是宏观调控转型第一年（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引导资金文献梳理 |
| 2.1.1 文献来源 |
| 2.1.2 引导资金的现状 |
| 2.1.3 引导资金的特点及作用 |
| 2.1.4 引导资金的发展趋势 |
| 2.2 体育财政政策支持体育产业文献梳理 |
| 2.2.1 外文文献来源 |
| 2.2.2 国外相关研究 |
| 2.2.3 国内文献来源 |
| 2.2.4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及核心概念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政府干预理论 |
| 3.1.2 资源配置理论 |
| 3.1.3 杠杆理论 |
| 3.1.4 外部效应理论 |
| 3.2 核心概念 |
| 3.2.1 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概念界定 |
| 4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发展现状分析 |
| 4.1 专项资金的设立 |
| 4.2 专项资金的资助方式 |
| 4.3 专项资金的投入领域 |
| 4.4 专项资金的运作管理 |
| 4.5 专项资金的特点 |
| 4.5.1 专项资金本身具有引导性、杠杆性、调控性 |
| 4.5.2 专项资金的投入侧重点不同 |
| 4.5.3 专项资金投资规模逐年增大,投资分布不均 |
| 4.5.4 政策实践逐步纵向深入 |
| 4.6 专项资金存在的问题 |
| 4.6.1 资金分布有待平衡 |
| 4.6.2 资金资助结构分配不均 |
| 4.6.3 管理机构有待稳定,资格审查有待完善 |
| 5 专项资金的效应分析 |
| 5.1 江苏省专项资金的投入状况 |
| 5.1.1 江苏省专项资金的运作 |
| 5.1.2 江苏省专项资金投入领域 |
| 5.1.3 江苏省专项资金的年度投入额 |
| 5.2 江苏省专项资金效应分析 |
| 5.2.1 引导社会资本效应的分析 |
| 5.2.2 产业增长效应分析 |
| 5.2.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分析 |
| 5.2.4 溢出效应的分析 |
| 6 研究结论与发展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发展建议 |
| 6.2.1 加快体育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扶持体育服务业发展 |
| 6.2.2 丰富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的资助方式 |
| 6.2.3 合理引导资金流入领域,引导社会资金流入领域多样化 |
| 6.2.4 加大社会关注度,积极申报项目补助 |
| 6.2.5 深入规范市场环境,优化市场氛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主要贡献、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本文的主要贡献 |
| 二、本文研究的不足 |
|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第二章 中国财政政策和财政乘数的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财政政策回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财政政策 |
| 三、21世纪以来财政政策 |
| 第二节 财政乘数的研究方法 |
| 一、IS-LM模型 |
| 二、VAR模型 |
| 三、DSGE模型 |
| 第三节 国内财政乘数估计的实践 |
| 一、乘数研究梳理 |
| 二、乘数研究比较 |
| 第三章 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的估计 |
| 第一节 政府支出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
| 一、政府支出数据的来源 |
| 二、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
| 三、指标的预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第二节 AR、OLS回归的研究 |
| 一、AR模型的理论基础 |
| 二、AR回归结果的分析 |
| 三、OLS回归的乘数估计 |
| 第三节 VAR模型乘数的估计 |
| 一、滞后阶数的选取 |
| 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 |
|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 五、方差分解 |
| 第四章 中国税收政策的乘数估计 |
| 第一节 税收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
| 一、税收数据的来源 |
| 二、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
| 三、指标的处理及检验 |
| 第二节 AR、OLS回归的研究 |
| 一、AR回归分析 |
| 二、OLS回归的乘数估计 |
| 第三节 VAR模型乘数的估计 |
| 一、滞后阶数的选取 |
| 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 |
|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 五、方差分解 |
| 第五章 本文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 一、宏观经济变量自相关 |
| 二、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显着 |
| 三、税收刺激经济发展 |
| 四、OLS和 VAR乘数结果无明显差异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优化支出结构,提升综合效益 |
| 二、减轻企业税负,优化营商环境 |
| 三、注重新基建投资 |
| 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
| 五、提升服务效能,加强财政治理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制造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应用研究 ——以沧州明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序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创新点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框架图 |
| 2 加速折旧政策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1 平速折旧法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1.1 平均年限法 |
| 2.1.2 工作量法 |
| 2.2 加速折旧法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2.1 双倍余额递减法 |
| 2.2.2 年数总和法 |
| 2.2.3 一次性扣除 |
| 2.2.4 缩短年限法 |
| 2.3 平速折旧法与加速折旧法的对比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国内外制造业加速折旧政策的发展历程 |
| 3.1 国外制造业加速折旧政策的发展 |
| 3.1.1 制造业加速折旧政策的发展历程 |
| 3.1.2 制造业运用加速折旧政策的效果验证 |
| 3.2 国内制造业加速折旧政策的发展 |
| 3.2.1 我国加速折旧政策的发展历程 |
| 3.2.2 我国制造业全面推广加速折旧政策 |
| 3.3 本章小结 |
| 4 制造业加速折旧政策的应用效果的评价与分析 |
| 4.1 制造业加速折旧政策的实际应用 |
| 4.1.1 采用加速折旧政策的企业数量分析 |
| 4.1.2 采用加速折旧政策的企业行业分析 |
| 4.2 加速折旧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
| 4.2.1 符合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和配比性原则 |
| 4.2.2 促进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 |
| 4.2.3 促进企业科研投入与转型升级 |
| 4.2.4 对小微型制造企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
| 4.3 加速折旧政策的不利影响分析 |
| 4.3.1 增加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 |
| 4.3.2 加速折旧政策优惠力度弱 |
| 4.4 本章小结 |
| 5 沧州明珠应用加速折旧政策的案例分析 |
| 5.1 公司简介 |
| 5.2 加速折旧政策产生的积极影响 |
| 5.2.1 符合谨慎性和配比性原则 |
| 5.2.2 促进企业技术投入和未来发展 |
| 5.2.3 严格把控加速折旧政策的使用 |
| 5.3 加速折旧政策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
| 5.3.1 增加财务人员核算复杂性 |
| 5.3.2 增加企业涉税的财务风险 |
| 5.4 本章小结 |
| 6 制造业企业应用加速折旧的相关对策 |
| 6.1 中型制造企业选择加速折旧方法的相关对策 |
| 6.1.1 中型制造企业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折旧方法 |
| 6.1.2 中型制造企业选择加速折旧方法的主要影响 |
| 6.2 小微型企业选择加速折旧方法的相关对策 |
| 6.2.1 小微型制造企业选择利于发展的折旧方法 |
| 6.2.2 小微型制造企业选择加速折旧方法的主要影响 |
| 6.3 完善政策的内容以增加其对企业的吸引力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不足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局限性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影响 ——以保利地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评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4.3 研究价值与特色 |
| 2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 |
| 2.1 营业税和增值税概念及特征 |
| 2.1.1 营业税概念及特征 |
| 2.1.2 增值税概念及特征 |
| 2.2 “营改增”的理论基础 |
| 2.2.1 税制优化理论 |
| 2.2.2 税收中性理论 |
| 2.2.3 税收宏观调控理论 |
| 2.3 房地产业“营改增”意义 |
| 3 房地产业“营改增”政策 |
| 3.1 房地产业概念 |
| 3.2 房地产业发展现状 |
| 3.3 房地产业“营改增”过程 |
| 3.4 房地产开发企业“营改增”的财务影响 |
| 3.4.1 “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负的影响 |
| 3.4.2 “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
| 3.4.3 “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影响 |
| 4 “营改增”对保利地产的财务影响 |
| 4.1 保利地产企业概况 |
| 4.2 “营改增”对保利地产的税负影响 |
| 4.2.1 保利地产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构成分析 |
| 4.2.2 不同进项税额抵扣率对流转税税负影响的测算 |
| 4.3 “营改增”对保利地产财务绩效的影响 |
| 4.3.1 “营改增”对保利地产盈利能力的影响 |
| 4.3.2 “营改增”对保利地产营运能力的影响 |
| 4.3.3 “营改增”对保利地产偿债能力的影响 |
| 4.4 “营改增”对保利地产经营管理的影响 |
| 5 “营改增”后保利地产的应对策略 |
| 5.1 培养高素质的财务人员 |
| 5.2 健全内控管理体系 |
| 5.3 合理纳税筹划 |
| 5.4 合理选择供应商 |
| 5.5 制定长远的经营发展战略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不平衡、结构不平衡 |
| 二、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框架安排 |
| 第二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理论溯源 |
| 一、重农学派中的思想渊源 |
| 二、古典经济学中的思想来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形成逻辑 |
| 一、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提出 |
| 二、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 |
| 三、马克思关于再生产不平衡问题的思想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相关研究 |
| 一、列宁、卢森堡等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 |
| 二、中国领导人有关两大部类再生产问题的思想 |
| 三、近年来对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基于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积累与增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 |
| 一、简单再生产 |
| 二、扩大再生产 |
| 第二节 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及积累原则 |
| 一、基于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对平衡概念的说明 |
| 二、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原因 |
| 第三节 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两大部类再生产模型 |
| 一、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数字模型分析 |
| 二、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一般化分析 |
| 第四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结构不平衡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定性描述 |
| 一、变量选取 |
| 二、两大部类积累率差(第Ⅱ部类-第Ⅰ部类) |
| 三、两大部类积累率差与GDP增长率关系的定性描述 |
| 第二节 定量分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检验 |
| 第五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拓展 |
| 第一节 对商品细分化的拓展 |
| 一、奢侈品的三部类拓展 |
| 二、军工品的三部类扩展 |
| 三、服务业的三部类拓展 |
| 四、其他划分方式 |
| 第二节 引入非商品因素的拓展 |
| 一、引入资源环境的拓展 |
| 二、引入政府、贸易的拓展 |
| 三、其他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应用拓展 |
|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应用 |
| 二、在结构调节、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应用 |
| 第六章 尾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8）结构性减税、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背景分析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
| 2.1 制度背景 |
| 2.1.1 结构性减税政策 |
| 2.1.2 “营改增”减税政策 |
| 2.1.3 去杠杆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融资优序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文献综述 |
| 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1.1 “营改增”政策及其经济影响研究 |
| 3.1.2 税收与企业投资关系研究 |
| 3.1.3 税收与企业融资关系研究 |
| 3.1.4 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影响研究 |
| 3.2 研究述评 |
| 第4章 结构性减税与企业投资效率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3.2 计量模型与变量含义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多元回归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重新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 |
| 4.5.2 采用“营改增”政策变量滞后一期变量(L_Policy) |
| 4.5.3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4.5.4 改变投资效率的估计方法 |
| 4.5.5 重新确定样本期间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6.1 “营改增”政策与企业减税效果 |
| 4.6.2 结构性减税、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 |
| 4.6.3 结构性减税、公司治理与投资效率 |
| 4.6.4 结构性减税、行业差异与投资效率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构性减税与企业并购行为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3.2 计量模型与变量含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多元回归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重新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 |
| 5.5.2 更换回归方法 |
| 5.5.3 采用“营改增”政策变量滞后一期变量(L_Policy) |
| 5.5.4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6.1 结构性减税与企业融资约束 |
| 5.6.2 结构性减税、产权性质与企业并购可能性 |
| 5.6.3 结构性减税、地区制度效率与企业并购可能性 |
| 5.6.4 结构性减税、行业差异与企业并购可能性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构性减税与企业债务融资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6.3.2 计量模型与变量含义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多元回归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重新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 |
| 6.5.2 采用“营改增”政策变量滞后一期变量(L_Policy) |
| 6.5.3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6.6 进一步分析 |
| 6.6.1 结构性减税与债务融资来源 |
| 6.6.2 结构性减税、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债务融资 |
| 6.6.3 结构性减税、融资约束与企业债务融资结构 |
| 6.6.4 结构性减税、行业差异与企业债务融资结构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构性减税、债务融资与企业投资效率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7.3.2 计量模型与变量含义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多元回归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进一步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跨年度预算平衡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预算平衡 |
| 二、跨年度预算平衡 |
| 三、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优势 |
| 第二节 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机制 |
| 一、预算支出的约束机制 |
| 二、预算收支的调剂机制 |
| 三、预算赤字的弥补机制 |
| 四、重大项目的论证机制 |
| 第三节 跨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构成 |
| 一、预算主体与平衡结果 |
| 二、预算活动及平衡结果 |
| 三、制度经济学范式下的平衡结果 |
| 第四节 预算平衡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
| 一、预算主体理论的价值及局限 |
| 二、预算活动理论的价值及局限 |
| 三、制度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及局限 |
| 第二章 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基本要素设计 |
| 一、预算原则 |
| 二、改革目标 |
| 三、涵盖范围 |
| 四、预算构架层次 |
| 五、预算滚动模式 |
| 第二节 技术要素设计 |
| 一、支出管理 |
| 二、收入管理 |
| 三、债务管理 |
| 四、预算稳定管理 |
| 五、预算的预测 |
| 第三节 组织要素设计 |
| 一、实施环境 |
| 二、组织实施 |
| 第三章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进程与平衡态势 |
| 第一节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进程 |
| 一、预算制度正式执行阶段（1978—1993） |
| 二、预算制度回应市场经济阶段（1994—1998） |
| 三、预算制度走向公共化阶段（1999—2013） |
| 四、预算制度全面深化阶段（2014—今） |
| 第二节 中国预算平衡态势分析 |
| 一、财政可持续性态势 |
| 二、预算余额分解测度 |
| 三、中国预算平衡态势结论 |
| 第三节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的演进规律 |
| 一、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上下制衡 |
| 二、预算改革从渐进积累转为综合加速 |
| 三、预算主体权利观念日渐形成发展 |
| 四、财政风险演化促进预算平衡管理 |
| 第四章 跨年度预算管理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跨年度预算 |
| 一、英国预算管理 |
| 二、德国预算管理 |
| 三、美国预算管理 |
| 四、澳大利亚预算管理 |
| 第二节 转型与发展中国家跨年度预算 |
| 一、乌干达的预算管理 |
| 二、智利的预算管理 |
| 三、俄罗斯的预算管理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启示 |
| 一、灵活调适跨年预算方法 |
| 二、重视法律架构规范作用 |
| 三、准确、审慎的预算预测 |
| 四、接纳跨年预算渐进成长 |
| 第五章 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框架建构 |
| 第一节 预算平衡与政府职能调整 |
| 一、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 |
| 二、政府间事权职能匹配 |
| 三、部门预算职能调整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管理 |
| 一、支出总额控制 |
| 二、优化支出结构 |
| 三、规范项目支出 |
| 四、或有负债管理 |
| 五、支出绩效管理 |
| 第三节 财政收入管理 |
| 一、保持财政收入适度规模 |
| 二、实施财政收入预期管理 |
| 三、合理统筹管理各类现金 |
| 四、培育稳定的地方主体税种 |
| 第四节 预算稳定管理 |
| 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
| 二、预算调整规范 |
| 三、预算与规划衔接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债务管控 |
| 一、常规管理制度建设 |
| 二、存量债务偿还计划 |
| 三、约束规范增量债务 |
| 第六节 跨年度预算的编制实施 |
| 一、预算编制流程管理 |
| 二、跨年度预算平衡表格设计 |
| 三、增强跨年度预算执行约束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效果评估 ——基于职工保障水平与国家财政负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总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企业年金相关概念及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演进 |
| 2.1 企业年金的相关概念 |
| 2.1.1 企业年金的概念及特征 |
| 2.1.2 企业年金的运行机制 |
| 2.1.3 企业年金基金平衡模型 |
| 2.1.4 职工保障水平内涵 |
| 2.1.5 国家财政负担内涵 |
| 2.2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演进 |
| 2.2.1 政策初始阶段(1991年—2000年) |
| 2.2.2 政策探索阶段(2000年—2003年) |
| 2.2.3 政策完善阶段(2004年至今) |
| 第3章 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理论分析 |
| 3.1 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优惠分析 |
| 3.1.1 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下税收递延原理 |
| 3.1.2 企业年金个税递延与非个税递延的优惠比较 |
| 3.2 我国企业年金实施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必要性 |
| 3.2.1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式严峻 |
| 3.2.2 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水平低 |
| 3.2.3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缓慢且不平衡 |
| 3.2.4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 |
| 3.2.5 我国寿险发展缓慢 |
| 3.3 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 |
| 3.3.1 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与职工保障水平 |
| 3.3.2 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与国家财政负担 |
| 第4章 职工保障水平视角下年金税延政策的效果评估 |
| 4.1 企业年金的职工保障水平模型构建 |
| 4.1.1 指标公式 |
| 4.1.2 模型构建 |
| 4.2 企业年金的职工保障水平数值测算 |
| 4.2.1 基本假定 |
| 4.2.2 参数设定 |
| 4.2.3 模拟结果 |
| 4.3 递延优惠政策实施后职工保障水平的效果评估 |
| 4.3.1 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职工保障水平评估 |
| 4.3.2 不同性别特征人群的职工保障水平评估 |
| 4.3.3 不同缴费水平人群的职工保障水平评估 |
| 4.4 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实施后职工保障水平的敏感性分析 |
| 4.4.1 待遇增长机制的敏感性分析 |
| 4.4.2 加权投资收益的敏感性分析 |
| 4.4.3 退休年龄的敏感性分析 |
| 4.4.4 缴费比例的敏感性分析 |
| 4.4.5 个税免征额的敏感性分析 |
| 第5章 国家财政负担视角下年金税延政策的效果评估 |
| 5.1 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下国家财政负担模型构建 |
| 5.1.1 缴费阶段的税收收入减少额 |
| 5.1.2 投资阶段的税收收入减少额 |
| 5.1.3 领取阶段的税收收入增加额 |
| 5.1.4 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实施后的税收收入净减少额 |
| 5.1.5 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实施后的国家财政负担 |
| 5.2 递延优惠政策实施后国家财政负担数值测算 |
| 5.2.1 基本假设 |
| 5.2.2 参数设定 |
| 5.2.3 模拟结果 |
| 5.3 递延优惠政策实施后国家财政负担的效果评估 |
| 5.3.1 不同年份的国家财政负担评估 |
| 5.3.2 不同参与率的国家财政负担评估 |
| 5.3.3 不同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家财政负担评估 |
| 5.3.4 不同生育率水平的国家财政负担评估 |
| 5.4 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实施后国家财政负担的敏感性分析 |
| 5.4.1 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的敏感性分析 |
| 5.4.2 国家经济增长的敏感性分析 |
| 5.4.3 参与率的敏感性分析 |
| 5.4.4 生育率水平的敏感性分析 |
| 5.4.5 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的敏感性分析 |
| 5.4.6 加权投资收益的敏感性分析 |
| 5.4.7 个税政策的敏感性分析 |
| 5.5 税惠政策实施后不同保障水平下的国家财政负担 |
| 5.5.1 参与率25%下的职工保障水平与国家财政负担 |
| 5.5.2 参与率50%下的职工保障水平与国家财政负担 |
| 5.5.3 参与率75%下的职工保障水平与国家财政负担 |
| 5.5.4 参与率100%下的职工保障水平与国家财政负担 |
| 第6章 完善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建议 |
| 6.1 完善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原则 |
| 6.1.1 激励企业年金发展原则 |
| 6.1.2 适时调整原则 |
| 6.1.3 简便易行原则 |
| 6.1.4 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 |
| 6.1.5 政府、市场与社会相结合原则 |
| 6.2 完善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建议 |
| 6.2.1 完善工资增长机制 |
| 6.2.2 延迟退休年龄 |
| 6.2.3 提高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 |
| 6.2.4 提高企业年金参与水平 |
| 6.2.5 提高个人与企业的缴费比例 |
| 6.2.6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 6.2.7 可持续的生育率水平 |
| 6.2.8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
| 第7章 研究总结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2004年将是宏观调控转型第一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效应分析[D]. 骆韵竹.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9)
- [3]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研究[D]. 时辰.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4]制造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应用研究 ——以沧州明珠为例[D]. 王薇.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5]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6]“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影响 ——以保利地产为例[D]. 余欣.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D]. 徐文斌.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8]结构性减税、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实证研究[D]. 赵珊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D]. 黄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效果评估 ——基于职工保障水平与国家财政负担的视角[D]. 王保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