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规则下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实施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第二款之适用（论文文献综述）
孙舒[1]（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钱清[2]（2019）在《美国232调查的法律分析及中国因应》文中研究表明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指示美国商务部,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的规定,针对外国进口产品是否会危及美国钢铝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发动了“232调查”（以下简称“232调查”）。随后,美国商务部立即对进口钢铝产品是否会威胁或损害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并且调查结果显示进口钢铝有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进而建议总统采取课征附加税、进口配额或禁止进口等调整措施。美国总统发布的这一指示,其背后原因不言而喻,其长期以来一直将全球钢铝产能过剩的矛头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的国内钢铝等金属制品产能过剩造成的。如所周知,从法律规范的性质上来看,“232条款”是美国的国内贸易法条款,并不属于国际法,也就不具有调整国际贸易的权能。因此,美国对全球钢铝发起的“232调查”,其实是一次将美国域内法适用于域外的非法行为。对此,美国政府坚称钢铝“232调查”符合GATT第21条之“安全例外”条款的援引条件,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目的而实施的必要措施。但是包括我国和欧盟在内的多个WTO成员均认为,美国在以国家安全之名义,行课征高额进口钢铝关税之实际,违反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和《保障措施协定》相关规定,是典型的非法贸易保障措施。笔者在对美国国内相关立法演进进行梳理后,发现“232调查”其实是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又一有力工具,背后的考量是美国当局对国内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宏观而言,特朗普总统抛弃了美国奉行长达七十年之久的国际自由主义立场,转向了现实主义立场并以此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在美国国内层面,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特朗普政府为了达成促进美国经济繁荣这一核心目的,其将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数次“232调查”的历史实践,表明该调查具有保护国内制造业经济安全的考量,而这完全与特朗普政府政策相契合;在国际层面,其实GATT第21条之“安全例外”条款从未对国家安全措施加以定义,而为了维护WTO机制的运行权威,过去WTO成员也多有意避免援引这一条款。因此,通过对“安全例外”条款的分析以及对钢铝“232调查”属性的认定,关乎到我国应对措施的合法性。为此,笔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首先,通过分析“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与其司法实践,发现该条款的适用有诸多限制;通过分析美国发布的调查报告,发现钢铝“232调查”主要维护的是国内产业安全,即经济安全;前后二者对比发现,后者超出了“安全例外”条款旨在保护的“基本安全利益”范畴,即不符合GATT第21条的适用范围。其次,在特朗普政府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下,“232条款”所衡量的“国家安全”即是经济安全;结合特朗普政府依据钢铝调查报告所启动的措施可知,在实施效果上钢铝“232调查”所启动的调整措施与贸易保障措施高度重合。就此,认为“232调查”实属贸易保障措施。再次,既然钢铝“232调查”是对“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如果美国主张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取得胜利,则会对全球自由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也会使WTO机构的权威荡然无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实现贸易自由化是国际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着被其他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问题。为此,我国及时采取了反制+WTO诉讼的策略以应对美国“232调查”,但是这两项应对措施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存在一定难度。基于此,笔者围绕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出发,立足于当下和未来,对我国后续采取其他符合国际法律规范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国内层面主要从加强对美贸易救济机制的研究、完善我国的国家安全贸易立法以及继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改革三方面出发;国际层面则积极运用多边救济渠道:多样化的司法救济和外交对话。此外,针对WTO机制的改革,我国也积极参与并提出具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案。
李阳阳[3]（2019）在《美国对华“301调查”的法律问题与我国应对措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作为维护美国对外贸易利益的工具,在美国现代贸易法案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条款适用范围之广,报复力度之大,具有明显的惩罚性。美国曾依据“301条款”对欧共体采取报复措施以保护其国内生产者的利益,还曾依据“一般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多次对日本发起调查,并采取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贸易制裁措施,以维护其国内企业的贸易利益。1991年到2010年,美国曾对中国动用过五次“301条款”,最后均以双方的谈判协商收尾。自WTO成立后,美国使用“301条款”的次数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少。然而,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便重拾该条款作为贸易保护的武器。2017年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或做法发起调查,并且还采取以往对中国未曾使用过的制裁措施。文章主要围绕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发起调查及采取制裁措施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研究,同时还重点分析当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并采取“301单边制裁措施”时,中国可采取的应对措施。本文主要对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分析。一是对美国“301条款”进行全方位介绍,包括其形成背景、立法演进及基本程序,还结合美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对“301条款”的实施进行探究,明确国会、总统及USTR在“301条款”运行过程中分别发挥的作用。二是就美国对中国“301调查”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就历史上美国依据“301条款”对我国发起的调查进行梳理,其次就美国对中国“301调查”复活背景下“301条款”存续的基础进行分析,然后就中美双方重点关注的“301调查事项及制裁措施”是否受制于WTO规则进行分析,通过分析“301调查事项”并非与WTO规则无关,DSB具有WTO规则涵盖事项的最终认定权以及“301制裁措施”在WTO体制外的适用受限制,以指出我国不能任由USTR依据其国内法作出有损于我国经济利益的认定和制裁,而应积极主动谋求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内解决贸易争端。最后就2018年美国发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进行剖析,对其中的无理指责坚决予以批驳,对其中所反映出的我国法律与政策确实存在的问题应加以改进。三是就美国对中国采取“301单边制裁措施”与现行国际法的冲突性进行分析。首先在WTO体制内,对美国单边制裁措施与WTO规则的冲突性进行分析,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有违DSU第二十三条规定、GATT 1994之最惠国待遇与关税减让的规定以及WTO规则之多边主义与贸易自由化。其次在WTO体制外,由于WTO规则与一般国际法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后者可弥补前者的不足,并且由于美国是国际法上的主权国家,所以其行为还应受到一般国际法的限制。比如,《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与国际法基本原则之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其的限制。四是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以有效应对美国依据“301条款”对我国发起的调查及采取的单边制裁措施。不仅应采用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还应深入研究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受到此次加征关税不利影响的中国企业也可通过向美国法院起诉的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应对我国相关法律与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防止在与美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目前由于WTO规则尚未明确对国际技术转让的规定,所以我国应通过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明确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定,以有效约束美国依据“301条款”对我国技术转让的内容发起调查。
张鸽[4]（2019）在《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b）条之法律性质及中国应对措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8月18日,USTR发布对中国展开301调查的通知,强调中国在知识产权、创新与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与措施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美国总统在通知中授权USTR依据第301（b）条,对中国的贸易展开调查。2018年3月22日,USTR向总统提交最终调查报告,认定中国的法律、政策与措施“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且给美国商业贸易造成“负担或限制”。自欧共体诉美国第301-310条案（DS152）以来,第301（a）条在较长时间内受到有效限制,尽管未被修订,但实际适用并不频繁。但是,美国近年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利益需求,对中国适用了第301（b）条。因此,中国急需分析第301（b）条的法律性质,并思考应对之良策。基于以上时代背景与实际情况,本文分析了301条款基本架构与法律规定,第301（b）条的特殊规定与法律性质,美国当前适用第301（b）条制裁中国的法律原因,以及中国可以对第301（b）条采取的应对措施。美国对中国的本次调查于2017年开始,直至2019年仍在磋商进展之中,笔者认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紧跟时代步伐,而且具有实务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打击单边制裁行为,规范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秩序,扞卫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尊严与权威。笔者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分析301条款的具体规定、框架结构,第301（a）条与第301（b）条的法律性质与异同之处,WTO对第301（a）条的规制效果,以及美国当下适用第301（b）条的法律基础与内在原因等问题。笔者兼有采用历史研究法探寻301条款多次修订的趋势与本质,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受国际规则制约之程度。除此之外,本文还使用概念分析法等方法帮助解释国际法领域的条文规则,探究中国可以对301条款采取的反制措施。本文第一章着重分析301条款的修订历程及其具体法律规定。301条款的诞生与修订历程充满了“制裁性”、“报复性”、“目的性”。历经自《1974年贸易法》至《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若干次修订,总统在301条款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逐步转移至USTR,美国在单方行动时对国际贸易体制和国际义务的重视度也逐步降低。301条款从一个外交的、灵活的、解决市场准入问题的渠道,转变为严苛的、程序缜密的、带有极强目的性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救济规定。在301条款框架内,第301条是前提依据,包含第301（a）条与第301（b）条;第302条规定了调查的启动;第303条涉及调查中的磋商程序;第304条规定了USTR的决定程序;而第305条则规定了措施的具体执行。第301条中包含第301（a）条和第301（b）条,这两条是并列存在、效力相当的两个法律依据,USTR可以任选其一发起301调查、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同时,两者也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例如具体适用条件、与贸易协定的关系、USTR的权利性质、违法性的体现阶段、受WTO的规制程度等。诸多学者提出,尽管两条存在较大差异,但究其本质,均为美国依据国内法对他国采取的单边贸易制裁。本文第二章着重分析的是第301（b）条的法律性质。第301（b）条的法律性质分析需要从其条文自身和其具体适用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可笼统概言之。根据DSU第23条的规定,WTO禁止成员国自行认定他国是否违反WTO项下的义务,禁止成员国在未获得DSB授权的情况下单独采取报复措施,因此,第301（b）条规定自身并不当然地违反WTO规则。然而,第301（b）条与第301（a）条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具体应当适用哪一条这一门槛性问题的界定标准目前仍掌握在USTR手中。在DS152案中,专家组已经提出,即使是美国声称与WTO相关协定项下义务无关的第301（b）条,也仍然存在违反DSU第23.2（a）条的可能性。事实上,第301（b）条与第301（a）条的适用可以自由切换;第301（a）条与第301（b）条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与WTO相关协定有关”和“与WTO相关协定无关”的关系;一项301调查的他国行为是否涉及国际协定,美国应当适用第301（a）条还是第301（b）条,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门槛性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决定WTO应当对301调查的决定、措施进行审查及授权,还是将自由裁量权交由USTR。所以,第301（b）条与第301（a）条的界限应由WTO划分。第301（b）条在适用过程中针对具体被调查国,具有极强的歧视性,违反了GATT第1条关于一般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两次加征关税措施,美国给予中国产品的待遇已经远低于其明确承诺的最低待遇情况;美国中止或撤销对中国关税待遇的行为,根本没有满足GATT明确规定的实体性前提条件与程序性要求,违反了GATT第2.1条关于关税减让义务的规定;美国两次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而未提交DSB对他国行为是否违反WTO规则进行界定,更未获得DSB关于采取报复措施的授权,其行为完全属于单边性质,明显违反了DSU第23.1条,第23.2条设定的规则。目前,第301（b）条受WTO的规制十分有限,这将违背WTO多边体系建立之初衷,违背国际法原则,并导致DSU对第301（a）条作出的规制丧失实际效果和意义。其他国利益乃至整个国际贸易秩序均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应当被纳入WTO规则的规制范畴。本文第三章着重探讨的是当前美国对中国适用第301（b）条的法律原因。美国选择适用第301（b）条的首要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WTO规则与专家组裁定未有效制约第301（b）条。首先,美国宪法规定国内法与经批准的国际条约具有同等效力,所以WTO规则未能废止或修订第301（b）条;其次,在将第301（b）条诉诸WTO的首个案例,即DS6案中,专家组未讨论第301（b）的法律性质;再次,意义显着的DS152案其实并未形成对301条款的笼统规制,而是仅涉及第301（a）条的违法性,并未解决第301（b）条的法律性质问题。美国选择对中国适用第301（b）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第301（b）条仍有脱离WTO规则的运作空间,因而可以帮助美国暂时规避WTO规则的明确制约。他国违反WTO贸易协定的规定和义务,触犯第301（a）条仅仅是美国启动301调查的众多理由之一。除此之外,非WTO成员国间的贸易活动,WTO法律框架尚未覆盖的服务贸易等领域的活动,不涉及判断是否存在否定或违反贸易协定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活动,均可能成为第301（b）条的适用对象。美国选择适用第301（b）条的第三大原因在于,第301（a）条与第301（b）条已经形成一种可切换适用的“可替代性机制”。两者本质与适用效果无大差异,而选择替代的决定权也在于美国单方,因此,第301（a）条与第301（b）条已然成为美国启动301调查的“左膀右臂”。本文第四章着重分析的是中国对于第301（b）条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中国可以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应对措施是妥善利用301条款规定的程序机制。301条款于调查前设置了提出意见、申请举行公众听证会的环节,于调查中设置了磋商环节,还于调查后至决定前再一次设置了提出意见、申请举行公众听证会的环节。积极参与上述程序有助于充分了解对方意图、表达我方诉求,我方也得以权衡“与美国和解”或“面对其报复措施”的损失孰大孰小。当然,弊端在于上述程序主要受美国控制,我国诉求获得的认可度、尊重度可能较低。第二种应对措施是坚持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若未能达成和解,我国将面临301条款下的决定和报复措施。此时,我国还是应当考虑积极诉诸WTO以寻求争端解决。坚持诉诸WTO可以敦促DSB裁定单边适用第301（b）条违反WTO规则,并推动WTO进行规则修订,进而明确禁止美国单边决定适用第301（b）条。第三种应对措施则是依法采取反制措施并借此推动双边磋商。早在DS6案中,日本就考虑到其应当基于国家的“紧急情况”而采取反制措施;如今,加拿大、墨西哥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采取反制措施以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考虑我国当前所受的切实损失,采取反制措施已经具备必要性与紧迫性。此外,采取反制措施亦具有国际法依据,GATT第21条、WTO协定第9.3条、《联合国宪章》第51条、VCLT第60条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均规定了一国在紧急情况下,得以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自我防卫。最后,反制措施仅为手段而非目的,中、美双方应当抓紧一切机会推动双边磋商,追求互利共赢。
邢文达[5]（2019）在《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环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全球环境治理实践,重点探讨了跨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体系下的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环境税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税收政策,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两方面的特点,其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环境政策,而且税收基础与环境因素紧密相连。环境税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建立在经济学的负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性环境政策,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使用博弈论（Game Theory）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必要的协调则会使得各国和地区处于非均衡状态。考虑到各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不同,环境税收的种类、征收幅度以及征收方式等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是更为严重的价格扭曲和更加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则是建立环境税收政策的国际协调制度。这不仅需要各国和地区之间形成共同的认识,还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经济学中的集体行动理论（1）（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为解释各国和地区共同行动的动因和方式提供了分析框架。本文以世界贸易组织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制度和欧盟框架下的能源税指令为例,具体阐述了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实践。包括环境税国际/跨国协调法律机制产生的背景与历史、内容、实施以及启示。在使用经典法律分析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理论、现实背景和形成过程的介绍,并且以经济理论为逻辑线索对环境税协调法律制度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客观分析。通过对比以上两种环境税国际协调制度,本文认为,环境税边境调整参与国家和地区众多,但制度松散;能源税协调实施范围相对较小,但是具有更强的执行力和约束性。本文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和对比了两种环境税国际协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发现有三个因素对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第一个因素是完善的机构建制,集体行动理论和博弈论均认为,通过协调产生的共同行动较为容易发生在完善的机构建制之中,因为完善的机构建制可以通过多次博弈来降低共同行动的成本。第二个因素是在机构建制的基础上,协调内容需要从协调的目标、政策、技术到最后法律制度的顺序逐步完成,以及从已有制度的保持到未来更高目标的逐步协调。第三个因素是各国和地区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本身环境税政策的发展程度。本文最后落点于探讨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实践对我国的影响及启示。由于税收和环境问题涉及内容广泛而复杂,而且有一定的技术性,所以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我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应当防备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用环境税边境调整来进一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环境税作为能源税中的最重要税种,是多年来国际关注的焦点,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能源税体系,在建设高水平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指导下,能源税的国际协调有可能成为未来讨论的热点议题。最后,本文在借鉴欧盟促成能源税协调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源税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分析了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第二,本文深入探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投资者在进入享有贸易优惠的发展中国家之后,会“洗劫”本该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碳交易”贸易中的优惠。第三,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税已经逐渐成为一些国家保护环境的法律和经济手段。欧盟作为世界环境标准、环境政策的先行者和榜样,其走过的路对后来者有诸多启示。
周艳云[6]（2019）在《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美国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展开“232调查”,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公布《钢铝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得出钢铝进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结论。美国总统依据调查报告颁布总统令,决定对中国、欧盟、俄罗斯等多国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与10%的进口关税。此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印度等国采取反制措施以对抗美国“232措施”。至此,美国“232措施”导致贸易战的全面爆发。美国“232措施”引发美国与被征“232关税”的国家之间双方互将对方诉至WTO争端解决机构。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是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的廓清对232贸易争端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美国企图凭借1962年《美国贸易扩展法》中的“232条款”规避WTO《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使之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中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推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实施其贸易霸凌主义的有利工具。因此,对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极具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中国是美国“232措施”的主要针对国和受害国,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而言更具重要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在美国“232措施”的WTO争端中,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美国“232措施”的法律性质的认定问题;美国“232措施”与WTO保障措施规则的相符性问题;美国“232措施”与GATT1994规则的相符性问题;美国“232措施”与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的相符性问题;“232措施”的反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美国“232措施”的正确定性是解决“232措施”合法性问题的前提。美国“232措施”在措施的构成、特征、功能、核心要素方面均与保障措施相一致。美国的232措施无论是在措施的外在形式方面还是措施的内在实质方面,均与保障措施均极度契合。因而,美国的232措施应定性为保障措施。然而,美国“232措施”并不符合WTO保障措施规则所规定的国家合法实施保障措施的标准。首先,美国“232措施”不符合WTO保障措施的实体性规则。美国“232措施”违反WTO保障措施实施条件规则,违反保障措施的对应性原则、违反禁止采用“灰色区域措施”规则,违反保障措施实施限度规则。其次,美国“232措施”不符合WTO保障措施实施程序规则,美国违反保障措施调查、通知和磋商中的必为性义务。美国“232措施”不但不符合WTO保障措施的货物贸易的特定规则,也不符合GATT1994中货物贸易的一般规则。美国在实施“232措施”的过程中违反GATT1994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中的必为性义务,违反关税减让义务,违反贸易条例实施中的透明度义务,违反不得采用数量限制措施的禁止性义务。美国违反上述WTO义务的责任不能基于GATT1994第21条国家基本安全例外条款而免除。因为美国“232措施”与GATT1994第21条国家基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诸多标准相背离,美国“232措施”不符“国家基本安全利益”标准,美国“232措施”保护的利益并非“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美国“232措施”不符“必需”基准,美国“232措施”实施情形不属“国际关系的紧急情况”,美国“232措施”悖逆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援引义务。美国不能基于GATT1994第21条而享有安全例外免责的权利。此外,232反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亦是美国“232措施”争端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232反制措施具有WTO合规性,无需DSB事先授权,符合WTO《保障措施协定》中止减让规则的规定。在WTO外部国际法视域中,232反制措施实质为反措施,反制符合国际习惯法中的反措施规则。同时,反制措施实施时应遵循措施实施前提、程度和目的上的限定和边界。在政府应对方面,中国政府应采用WTO争端解决等多种救济方式,如合法适当的反制、积极推动国家间磋商与合作、利用WTO贸易政策审评机制对美国施加舆论压力、争取掌握世贸组织反制规则和国家安全例外规则修订的话语权,建立针对美国“232措施”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在企业应对方面,我国企业应积极参与232调查及其听证会,有效利用产品排除规则,必要时诉诸美国国内法院以维护本企业合法利益。在立法应对方面,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设置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的法律规则。同时,我国应制定中国贸易救济的综合性专门法,并优化和完善我国出口贸易救济法律制度。美国推行“232措施”等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借由“232措施”等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攻击和排挤对美国经济和政治霸主地位存有威胁的任何国家。希望世界友善、各国团结一致共同抵制美国的不公平和歧视性的“232措施”,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稳健,增进国际社会的永续繁荣与良性发展。
段海燕[7]（2019）在《论欧盟反倾销法的新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欧盟贸易保护措施现代化改革法案正式生效,与2017年颁布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修改法案共同构成自1995年以来欧盟贸易保护规则最大的一次改革,其中反倾销规则有较大的发展变化。中国作为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这必然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此次欧盟反倾销规则涉及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两方面的修改,实体规则的修改内容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严重质疑。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市场严重扭曲”概念及标准,规定新的正常价值计算方法,限制从低征税规则适用。欧盟虽然声称此次反倾销规则的修改是旨在使反倾销这一贸易保护工具在面临全球性挑战时继续保持有效,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此次欧盟修改反倾销规则保护主义色彩浓厚,对公平自由的多边贸易造成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中国应在充分了解欧盟反倾销新规则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减少欧盟反倾销新规则对中国企业的损害。文章总共分为六大部分,围绕欧盟反倾销法发生发展变化的三项主要规则进行展开: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欧盟反倾销法的基本内容,其次着重分析欧盟反倾销法与WTO多边反倾销规则的相互关系,最后在梳理欧盟反倾销法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剖析欧盟反倾销法新发展的原因。第二部分为新“市场严重扭曲”规则,首先介绍新“市场严重扭曲”规则的具体内容,之后通过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则的比较指出新规则的特点,最后结合实践案例指出新规则存在的突破WTO规则、混淆反倾销反补贴概念、违反《反倾销协定》等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欧盟反倾销法中正常价值计算方法规则的新发展,首先介绍新规则有关新方法的具体规定,通过与“替代国方法”、成本调整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新规则“新瓶装旧酒”的实质,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市场严重扭曲”标准下新计算方法本身与WTO多边反倾销规则的不符之处。第四部分以从低征税规则在欧盟贸易救济措施现代化改革中的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首先介绍从低征税规则修改的主要内容,之后指出将“原材料扭曲”、劳动和环境标准引入从低征税规则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是欧盟反倾销法新发展的影响,包括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以及在今后欧盟对华反倾销中,新规则带给中国的挑战。第六部分针对欧盟反倾销新规则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将要面临的挑战,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政府和企业应对欧盟反倾销新规则的建议,为维护不公平国际反倾销规则下中国的正当权益提供路径。
李懿璇[8]（2019）在《WTO单边贸易措施合法性研究 ——以美国“301条款”调查及其制裁为例》文中认为单边贸易措施是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手段之一。在WTO法律体系中,部分单边贸易措施可能违反WTO规则,与WTO目标与宗旨相违背,对WTO所构建的多边贸易体系造成冲击。“301条款”作为单边贸易措施之一,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用于扩大贸易优势、占取更多贸易利益的有力手段。不仅如此,美国曾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多次发起“301调查”。因此,充分了解单边贸易措施、“301条款”及其调查和制裁措施有利于中国日后在国际贸易积极应对类似问题,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本文以“单边贸易措施”中的“301条款”以及调查、制裁措施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单边措施的概念和WTO单边贸易措施的种类,分析单边贸易措施的关键和要素,并由案例总结WTO单边贸易措施特点。第二部分,从WTO法律体系的自足性的角度切入并结合WTO具体规则,在WTO法律体系下分析单边贸易措施的合法性。第三部分,详细阐明“301条款”的具体内容与历史发展,总结归纳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历次“301调查”,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曾经审理的“301条款案”,分析“301条款”调查以及制裁措施的合法性。第四部分,结合以上内容,针对中国本次应对美国“301调查”以及制裁措施的不足之处,为中国之后应对“301调查”和制裁措施提供建议与指导。
于海霞[9]（2016）在《WTO框架下的贸易与人权问题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能够进入到国际贸易市场中,很多国家通过对本国税收制度的改革,提升本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而全球化经济发展中,人权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强度。国际贸易可以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财富,但也会增加不同国家经济水平的差异性。自由贸易市场中,发达国家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贫穷、落后以及生态遭到破坏等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未能够从自由贸易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反而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人必须要追求人权,这是人追求的最高价值。人权成为了构建各项制度的最基本原则和最原始的动力,人权的保障要优于政治和经济。在国际贸易组织中,当出现贸易争端时,也会同时考虑人权问题,以人权为基础进行规则和原理的制定,最终形成完善的贸易原则。但是在实际争端解决时,人权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和操纵,最终形成相应的基于人权的贸易壁垒,引起更多的贸易争端,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权起到干涉的作用。因此,要深刻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理清人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对自由贸易与人权的发展进行研究,构建促进自由贸易与人权共同发展的框架。对人权与贸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贸易与人权的研究,能够使各国贸易在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共同发展,同时各国人权也能够得到保障。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传统的国家法体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权与贸易两个体制最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贸易与人权的研究,将会促进国际法、国际社会根本性的改革。在贸易与人权研究的背景下,需要对国际法的内部体系发展加以重视;最后,贸易与人权的研究,具备一定的示范性意义。由于国际法存在制度和规范上的冲突,不仅是贸易与人权方面,还存在其他领域的冲突,因此要将贸易与人权的关系理清,能够为解决一般国际法问题提供借鉴意义,为相关制度和规范的冲突解决提供研究的理论框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构建了独立的对外贸易关系,且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体系发展迅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的对外贸易开始了新的发展。在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良好,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不仅享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同时也积极地履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义务,因此,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更加地深刻,我国制定了大规模的关税减让制度,并且实施了积极的减税措施。另外,还建设了相关的外贸体制,制定了一系列的外贸法规和开放市场等措施,为融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要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开拓外贸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我国是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迅速,政治上采取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地发展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较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权力,为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了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始终保障着我国人民的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医疗等涉及到人民切身利益的相关事业,且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保障了我国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发展。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发展水平,我国制定了劳动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保障我国民众的劳动权和受教育权。人权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公民享有关于政治、生存的权利以及文化、社会等其他权益。同时,我国对人权的保障具有广泛性、公平性和真实性,是对全体公民进行人权保障。因此,对贸易与人权问题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制度进行研究使其协调发展,是对正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有非常大的借鉴学习参考作用的。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的意义以及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为贸易与人权关系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主要通过对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理论研究以及贸易与人权关系的国内法与国内法实践,并以美国、巴西以及国际性组织为例,对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为wto框架下贸易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第四部分,对wto框架下贸易与人权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本章节内容中以美国对华单边人权制裁为例,进行贸易与人权的研究;第五部分主要对wto体制下贸易与人权保障协调的途径设计进行研究,分别从理论方面和实际案例方面分析,其中以南非案、美国诉巴西案为例,进行贸易与人权保障的分析和研究;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人权和贸易问题的最新状况以及中国的解决策略。该部分从中国贸易与人权现状和应对方法入手,分析我国针对人权问题应该实施的外交立场和对策,同时结合我国在贸易与人权关系处理的实践经验,分析如何进行人权与贸易问题的解决。
黄安平[10]（2014）在《人权保障视角下的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国际组织的WTO及其成员国在人权文书中体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约束下都承担保护人权的法律义务。WTO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途径有多种,比较而言,司法模式中灵活解释GATT第20条（a）款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最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且能够实现对基本人权的全面保护,各类人权贸易措施都可以引用该款获得合法性辩护。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条文简单,含义开放而富有弹性,其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与否完全依赖于WTO争端解决机构对该款的解释和澄清,因此案例实证分析具有重大意义。案例分析最重要理论工具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文本解释法、目的和宗旨解释法以及有效解释法和诚信解释原则等国际法的习惯解释规则。本研究以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人权保障功能为中心,得出以下四个重要创新性结论:第一,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范围涵盖人权贸易措施。根据WTO司法实践,参照其他国际仲裁机构的判决,公共道德的性质决定其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而且WTO成员方有权单独界定各自公共道德的内容和范围。因此可以说认定公共道德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和国别的不同而不同,人权完全可以被纳入到公共道德的范畴。另外,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分析公共道德的通常意义、目的宗旨和上下文,GATT起草的历史资料,参照学理分析,公共道德保护的社会利益也包含人权。第二,国际人权法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解释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WTO争端解决机构适用之法以涵盖协定为主,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实体规则除非构成习惯法,否则都不可以直接适用;但是,解释之法不同于适用之法,WTO解释之法范围更广,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WTO条约解释采用客观解释方法,注重文本的客观含义,含义模糊的概念如公共道德等可以与时俱进赋予人权涵义。第三,因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境外,人权贸易措施具有域外管辖的特点,但是以合法国家利益为连接点,仍然可以适用公共道德例外条款为之合法性辩护。WTO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界定域外管辖的合法性,争端解决机构也没有明确表明意见。根据国际法的一般理论以及国家实践,因为人权义务的普世特点,各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具有合法国家利益,这也是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项下人权措施域外管辖的合法性依据。第四,人权贸易措施可以通过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必需性”检测和引言的非歧视检测。只要设计合理,尊重国际人权法关于贸易制裁措施的一般程序要求,遵守WTO司法实践中上诉机构提出的程序性方案,定向和半定向制裁措施都可以通过“必需性”检测和引言的非歧视检测。全面制裁措施没有豁免与侵犯人权无关的企业和产品,可能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不能引用公共道德例外条款获得合法性辩护。
二、WTO规则下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实施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第二款之适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规则下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实施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第二款之适用（论文提纲范文）
（1）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2）美国232调查的法律分析及中国因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创新 |
| 第二章 美国232调查的法律特点 |
| 第一节 美国232调查的法律依据 |
| 第二节 美国232调查的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232调查与其相关国内制度的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232调查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 |
| 第二节 美国232调查的国家安全考量 |
| 第四章 美国232调查与相关国际规则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232 调查与WTO安全例外规则的合规性分析 |
| 第二节 美国232 调查与WTO保障措施规则的一致性分析 |
| 第三节 美国232调查与欧盟相关规则的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美国232调查与中国应对 |
| 第一节 中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之争 |
| 第二节 中国的应对之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美国对华“301调查”的法律问题与我国应对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美国“301条款”的形成演进与内容概述 |
| 2.1 “301 条款”的形成与演进 |
| 2.1.1 “301 条款”的形成背景 |
| 2.1.2 “301 条款”的立法演进 |
| 2.2 “301 条款”的基本程序 |
| 2.2.1 “一般301 条款”的基本程序 |
| 2.2.2 “超级301 条款”和“特别301 条款”的基本程序 |
| 2.3 美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与“301 条款”的实施 |
| 第三章 美国对中国“301调查”的法律问题分析 |
| 3.1 1991-2017年美国对中国“301调查”的梳理 |
| 3.2 对中国“301调查”复活背景下“301条款”存续基础分析 |
| 3.2.1 从美国“主权至上”的理念分析 |
| 3.2.2 从联邦立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分析 |
| 3.3 中美关于“301调查事项及制裁措施”的法律依据之争 |
| 3.3.1 关于“301调查事项及制裁措施”是否受制于WTO规则的分歧 |
| 3.3.2 “301调查事项”并非与WTO规则无关 |
| 3.3.3 DSB具有WTO规则涵盖事项的最终认定权 |
| 3.3.4 “301 制裁措施”在WTO体制外适用受限制 |
| 3.4 2017年美国对中国“301调查”的内容剖析 |
| 3.4.1 “对华301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
| 3.4.2 针对“对华301调查报告”内容的质疑 |
| 3.4.3 “301调查”暴露我国相关法律与政策的不足之处 |
| 第四章 美国对中国采取“301单边制裁措施”与现行国际法的冲突性分析 |
| 4.1 从“欧共体诉美国‘301条款’争端案”谈起 |
| 4.2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与WTO规则的冲突性分析 |
| 4.2.1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有违DSU第二十三条规定 |
| 4.2.2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有违GATT1994 之最惠国待遇 |
| 4.2.3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有违GATT1994 之关税减让 |
| 4.2.4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有违WTO规则之多边主义与贸易自由化 |
| 4.3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与一般国际法的冲突性分析 |
| 4.3.1 WTO规则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 |
| 4.3.2 《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对美国单边制裁措施的限制 |
| 4.3.3 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有违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 |
| 第五章 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的措施分析 |
| 5.1 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
| 5.1.1 反制措施的运用 |
| 5.1.2 中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国际法依据 |
| 5.1.3 中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国内法依据 |
| 5.2 深入研究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
| 5.2.1 深入研究WTO争端解决机制 |
| 5.2.2 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
| 5.3 必要时中国企业可在美提起诉讼 |
| 5.3.1 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 |
| 5.3.2 诉讼中的应对思路 |
| 5.4 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与政策,明确技术转让法律规则 |
| 5.4.1 为扩大开放完善投资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
| 5.4.2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
| 5.4.3 完善我国贸易壁垒调查制度 |
| 5.4.4 通过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明确技术转让法律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b）条之法律性质及中国应对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301条款具体法律规定 |
| 第一节 301条款的历次修订 |
| 第二节 301条款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第301(a)条与第301(b)条的异同 |
| 第二章 第301(b)条的法律性质 |
| 第一节 第301(b)条规定自身的法律性质 |
| 一、第301(b)条规定自身不违反WTO规则 |
| 二、第301(b)条与第301(a)条的界限应由WTO划分 |
| 第二节 第301(b)条具体适用的法律性质 |
| 一、第301(b)条的适用违反GATT第1.1 条 |
| 二、第301(b)条的适用违反GATT第2.1 条 |
| 三、第301(b)条的适用违反DSU第23 条 |
| 第三节 第301(b)条对WTO规则及宗旨的威胁 |
| 第三章 美对中适用第301(b)条的法律原因 |
| 第一节 WTO规则与专家组裁定未有效制约第301(b)条 |
| 一、WTO规则未废止或修订第301(b)条 |
| 二、DS6 案未讨论第301(b)的法律性质 |
| 三、DS152 案未有效制约第301(b)条 |
| 第二节 适用第301(b)条符合美国当前制裁目的 |
| 一、第301(a)条不适用于系争中国行为 |
| 二、第301(b)条可助美国规避WTO制约 |
| 第三节 第301(a)条与第301(b)条形成相互替代机制 |
| 第四章 中国对第301(b)条的应对措施 |
| 第一节 妥善利用301条款规定的程序机制 |
| 第二节 坚持诉诸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
| 一、敦促DSB裁定单边适用第301(b)条违反WTO规则 |
| 二、推动WTO规则修订以禁止单边决定适用第301(b)条 |
| 第三节 依法采取反制措施并促进双边谈判 |
| 一、采取反制措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 二、采取反制措施的WTO规则及其他国际法依据 |
| 三、以反制措施推动双边谈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与创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 |
| 第2章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 |
| 2.1 环境税的基础理论 |
| 2.1.1 环境税的概念与特征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集体行动理论 |
| 2.1.4 双重红利理论 |
| 2.2 环境法律制度与贸易法律制度的关系 |
| 2.2.1 区域贸易协议中的环境问题 |
| 2.2.2 区域贸易协议中的主要环境条款 |
| 2.2.3 区域贸易协议环境条款的谈判 |
| 2.2.4 环境税制度与自由贸易体系的一致与冲突 |
| 2.2.5 环境税法律制度与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之间的边界 |
| 2.3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界定及其作用 |
| 2.3.1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界定 |
| 2.3.2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作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狭义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实践:以WTO环境税协调法律机制为例 |
| 3.1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机制的产生背景与历史 |
| 3.1.1 边境税调整机制的概念与特征 |
| 3.1.2 环境税边境调整的历史 |
| 3.1.3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下环境税边境调整机制的演进 |
| 3.1.4 环境税边境调整机制的形成 |
| 3.2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机制的分析 |
| 3.2.1 基于征收基准的边境税分类 |
| 3.2.2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别 |
| 3.2.3 可以进行环境税边境调整的间接税 |
| 3.2.4 环境税边境调整和国民待遇 |
| 3.2.5 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 |
| 3.2.6 第二十条例外 |
| 3.3 WTO环境税调整法律制度的启示 |
| 第4章 广义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实践:以欧盟环境税协调法律制度为例 |
| 4.1 欧盟环境税法律制度发展历程 |
| 4.1.1 欧盟共同环境政策的开端 |
| 4.1.2 欧盟内部市场和1992年矿物染料指令 |
| 4.1.3 环境政策中的经济手段 |
| 4.1.4 陷入低谷与1997芒迪提案 |
| 4.1.5 能源税指令在欧盟东扩前最终通过 |
| 4.1.6 欧盟环境法律制度演进的总结 |
| 4.1.7 欧盟环境税法律制度形成历史的启示 |
| 4.2 欧盟能源税指令作为环境税跨国协调法律制度的实践与影响 |
| 4.2.1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和欧盟能源税指令作为环境税协调制度的对比 |
| 4.2.2 能源税指令的主要内容 |
| 4.2.3 欧盟能源税法令后期修改 |
| 4.2.4 能源税和排放权交易共同构成环境政策的基石 |
| 4.2.5 环境税边境调整中能源税性质的分析 |
| 4.2.6 欧盟能源税在WTO贸易规则下的分析 |
| 4.2.7 能源税指令对欧盟的影响 |
| 4.2.8 欧洲能源税协调法律制度建立的借鉴意义 |
| 4.3 欧盟环境税协调法律制度的作用 |
| 4.3.1 加强欧盟内部市场 |
| 4.3.2 促进能源市场的统一 |
| 4.3.3 加强欧盟能源安全 |
| 4.3.4 促进欧盟环境政策的实现 |
| 4.3.5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
| 4.3.6 对欧盟能源税最低标准指令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1 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环境税国际协调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1.1 环境税法律制度协调中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
| 5.1.2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中的南北冲突 |
| 5.1.3 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税边境调整中的优惠及滥用防止 |
| 5.1.4 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协调障碍的路径 |
| 5.2 协调主体不完善和协调制度约束力不足导致的环境税国际协调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2.1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机构建制作为保障 |
| 5.2.2 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历史及其模式 |
| 5.2.3 国际环境治理中的政策一体化趋势 |
| 5.2.4 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升温 |
| 5.2.5 环境政策一体化和自贸区发展是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建设的新契机 |
| 5.3 环境税收体系的国别差异和环境税收征管技术难题导致的环境税国际协调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3.1 环境税收体系的国别差异构成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 |
| 5.3.2 环境税收征管技术难题构成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 |
| 5.3.3 解决税收体系差异和环境税收征管技术难题等障碍的方法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税的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
| 6.1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
| 6.1.1 中国可能面对的环境税边境调整挑战 |
| 6.1.2 中国对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规则的利用 |
| 6.1.3 中国对于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制度协调的应对之策 |
| 6.2 欧盟能源税指令对中国能源政策的影响及应对 |
| 6.2.1 国际压力与中国的能源技术升级 |
| 6.2.2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与中国能源政策的形成 |
| 6.2.3 中国能源政策的机构设置 |
| 6.2.4 中国能源政策的政策选择模式 |
| 6.2.5 中国的能源税体系现状 |
| 6.2.6 中国能源税相关的制度建设 |
| 6.3 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并优化环境税收征管技术 |
| 6.3.1 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 |
| 6.3.2 优化环境税收征管技术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成果 |
（6）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学术创新 |
| 六、论证方法 |
| 第一章 贸易战背景下美国“232措施”及其合法性争议 |
| 第一节 贸易战中的美国“232措施” |
| 一、美国“232措施”的实施背景 |
| 二、贸易战中美国的“232措施” |
| 第二节 美国“232 措施”的WTO典型争端 |
| 一、中国诉美国钢铝产品特定措施案(DS544) |
| 二、印度诉美国钢铝产品特定措施案(DS547) |
| 三、欧盟诉美国钢铝产品特定措施案(DS548) |
| 四、美国诉五国232 措施的反制措施案(DS557-DS561) |
| 第三节 WTO争端中美国“232 措施”的合法性问题 |
| 一、“合法性”解析 |
| 二、系争措施中的合法性问题 |
| 三、争端双方诉求中的合法性问题 |
| 四、诉请中的合法性问题 |
| 第二章 美国“232 措施”与WTO保障措施规则的相符性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232措施”的法律性质的认定问题 |
| 一、美国“232 措施”的属性之争:保障措施or国家安全措施 |
| 二、WTO保障措施的构成要件及其认定标准 |
| 三、美国“232 措施”构成WTO保障措施 |
| 四、美国“232措施”并非国家安全措施 |
| 第二节 WTO保障措施实施前提条件相符中的证明问题 |
| 一、WTO保障措施实施前提条件相符性证明是否合规之争 |
| 二、WTO保障措施前提条件相符的证明义务及履行基准 |
| 三、美国在“232措施”中违反相符性证明义务 |
| 第三节 WTO保障措施实施中禁止性义务的履行问题 |
| 一、WTO保障措施实施中禁止性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WTO保障措施实施规则中禁止性义务及履行基准 |
| 三、美国在“232 措施”中背离WTO保障措施实施的禁止性义务 |
| 第四节 WTO保障措施实施的程序正义问题 |
| 一、美国“232措施”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之争 |
| 二、WTO保障措施实施程序规则中必为性义务及履行基准 |
| 三、美国在“232 措施”中违背WTO保障措施实施程序正义轨范 |
| 第三章 美国“232 措施”与GATT1994 一般规则的相符性问题 |
| 第一节 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给惠国义务问题 |
| 一、美国的给惠国义务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给惠国义务之履行原则 |
| 三、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给惠国义务及履行基准 |
| 四、美国背离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给惠国义务 |
| 第二节 GATT1994 关税减让义务的履行问题 |
| 一、美国关税减让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GATT1994 关税减让义务及其履行的必要性 |
| 三、美国在“232 措施”中未恪守关税减让义务 |
| 第三节 贸易政策实施中的透明度义务问题 |
| 一、美国的贸易政策实施透明度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GATT1994 贸易政策实施规则中的透明度义务 |
| 三、贸易政策实施规则中的透明度义务的履行基准 |
| 四、美国“232 措施”违反贸易政策实施的透明度义务 |
| 第四节 GATT1994 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的履行问题 |
| 一、美国的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履行之必要 |
| 三、取消一般数量限制规则中的义务的履行基准 |
| 四、美国在“232 措施”中背离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 |
| 第四章 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美国“232 措施”所涉问题 |
| 第一节 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美国232 措施的抗辩依据 |
| 一、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在232 措施案中所涉争议 |
| 二、GATT1994 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立和特性 |
| 三、安全例外条款的功能及其罅隙 |
| 第二节 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问题 |
| 一、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博弈 |
| 二、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文本解读 |
| 三、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司法解读 |
| 四、美国对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误解 |
| 第三节 GATT1994第21 条(b)款中“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界定问题 |
| 一、“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之争 |
| 二、“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应然范围 |
| 三、美国“232 措施”保护的并非“国家基本安全利益” |
| 第四节 GATT1994第21 条(b)款中“必需性”的认定问题 |
| 一、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中“必需性”之分歧 |
| 二、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中“必需”的应然解释 |
| 三、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中“必需性”的检测标准 |
| 四、美国“232 措施”不具有“必需性” |
| 第五节 GATT1994第21 条(b)款中“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认定问题 |
| 一、“国际关系紧急情况”认定之分歧 |
| 二、“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应然认定 |
| 三、美国“232 措施”实施情形不属“国际关系紧急情况” |
| 第六节 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援引问题 |
| 一、美国援引安全例外条款是否善意之争 |
| 二、援引行为与善意原则相符性的审查 |
| 三、援引动机与善意原则相符性的审查 |
| 四、美国违反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履行义务 |
| 第五章 美国“232措施”合法性争议之延伸:反制措施及其合法性 |
| 第一节 贸易战中“232 反制措施”及其合法性的争议 |
| 一、贸易战中的“232 反制措施” |
| 二、反制措施合法性的争议 |
| 第二节 反制的法理依据 |
| 一、反制的自然法理据 |
| 二、反制契合WTO法的价值诉求 |
| 第三节 “232 反制措施”的WTO合规性分析 |
| 一、DSB事先授权问题 |
| 二、“232 措施”反制国实施中止减让权合法 |
| 第四节 反制合法性证成的WTO外部国际法规则 |
| 一、反制的WTO外法律依据之争议及解决 |
| 二、WTO外部国际法对反制的界定 |
| 三、反制符合国际习惯法中的反措施规则 |
| 第五节 反制合法性的边界 |
| 一、反制前提的限制 |
| 二、反制程度的限制 |
| 三、反制目的的限制 |
| 第六章 “232 措施”合法性争议下中国的应对 |
| 第一节 美国“232 措施”对我国的影响 |
| 一、影响我国对美钢铝的直接出口 |
| 二、导致我国对第三国钢铝出口量的减缩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应对“232 措施”的路径 |
| 一、中国政府的国际应对路径 |
| 二、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路径 |
| 第三节 我国企业应对“232 措施”的路径 |
| 一、积极参与232 调查及其听证会 |
| 二、有效利用产品排除规则 |
| 三、诉诸美国国内法院 |
| 第四节 我国应对“232 措施”的立法路向 |
| 一、中国对外贸易法在应对“232 措施”上的缺陷 |
| 二、制定《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 |
| 三、优化我国贸易救济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清单 |
| 后记 |
（7）论欧盟反倾销法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欧盟反倾销法概述 |
| (一)欧盟反倾销法基本内容 |
| (二)欧盟反倾销法与WTO多边反倾销规则的关系 |
| (三)欧盟反倾销法的发展沿革 |
| (四)欧盟反倾销法新发展的原因 |
| 小结 |
| 二、欧盟反倾销法新“市场严重扭曲”规则 |
| (一)新“市场严重扭曲”规则的内容 |
| (二)新“市场严重扭曲”规则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则的比较 |
| (三)新“市场严重扭曲”规则的问题分析 |
| 小结 |
| 三、欧盟反倾销法新正常价值计算方法规则 |
| (一)新正常价值计算方法规则的内容 |
| (二)新正常价值计算方法与“替代国方法”、成本调整法的比较 |
| (三)新正常价值计算方法的问题分析 |
| 小结 |
| 四、欧盟反倾销法新从低征税规则 |
| (一)从低征税规则概述 |
| (二)新从低征税规则的具体内容 |
| (三)新从低征税规则存在的问题分析 |
| 小结 |
| 五、欧盟反倾销法新发展的影响 |
| (一)欧盟反倾销法的新发展对WTO多边体制的影响 |
| (二)欧盟反倾销法新发展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
| 小结 |
| 六、欧盟反倾销法新发展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政府应对建议 |
| (二)中国企业应对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WTO单边贸易措施合法性研究 ——以美国“301条款”调查及其制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WTO单边贸易措施 |
| 第一节 单边措施概述 |
| 第二节 WTO单边贸易措施的种类 |
| 一、单边PPM贸易措施 |
| 二、单边产品限制措施 |
| 三、单边贸易制裁威胁或制裁措施 |
| 第二章 单边贸易措施在WTO法律体系下的合法性 |
| 第一节 WTO法律体系的自足性 |
| 第二节 单边贸易措施的合法性 |
| 第三章 美国“301条款”及其调查和制裁的合法性 |
| 第一节 美国“301条款”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发展 |
| 一、“301条款”制定的历史背景 |
| 二、“301条款”的基本内容和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 |
| 一、历史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 |
| 二、本次中美“特别301调查” |
| 第三节 美国“301条款”的合法性 |
| 一、专家组对美国“301条款”合法性的结论(DS152案) |
| 二、对本案专家组结论的评析 |
| 第四节 “301调查”及制裁手段的合法性 |
| 第四章 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及其制裁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高新技术的立法以及加强相关法律的双边/多边合作 |
| 第二节 积极、态度坚决地参与“301条款”的磋商程序 |
| 第三节 积极参与制裁措施前的听证、公众评论等调查程序 |
| 第四节 中国可在美国法院针对“301调查”以及制裁措施进行起诉 |
| 第五节 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抗制裁措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WTO框架下的贸易与人权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学术界对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研究现状 |
| （二）国际学术界对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研究现状 |
| 四、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贸易与人权关系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实践 |
| 一、一些国家处理贸易与人权关系的国内法实践 |
| （一）美国 |
| （二）南非 |
| （三）巴西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处理贸易与人权关系的法律实践 |
| （一）欧盟 |
| （二） TPP、TIPP、亚投行 |
| 三、全球性国际组织处理贸易与人权关系的法律实践 |
| （一）联合国 |
| （二）世界贸易组织 |
| 1.阐述影响WTO的人权规则 |
| 2.对WTO宗旨的考察 |
| 3.分析WTO相关的法律原则 |
| 4.考察WTO一般法律规则 |
| 5.考察WTO例外条款 |
| （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第三章 WTO框架下贸易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
| 一、贸易与人权关系的历史进程 |
| 二、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现状 |
| （一）国际法的全球治理趋势和人本化发展趋势 |
| （二）日益显现的贸易与人权的制度冲突 |
| （三）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
| （四）民众对世贸组织人权举措的日趋不满 |
| 第四章 WTO框架下贸易与人权的互动关系 |
| 一、WTO框架下贸易与人权的一致性 |
| （一）WTO的人本化体现 |
| （二）WTO成员国的人权保障义务 |
| 二、WTO框架下贸易与人权的冲突性表现 |
| （一）WTO体制中知识产权保护与健康权之间的冲突 |
| （二）附人权条件的单边贸易限制 |
| （三）附人权条件的多边贸易限制 |
| 三、美国对华单边人权制裁实例分析 |
| （一）美国对华人权制裁措施的实例 |
| （二）美国人权制裁措施的国内法基础 |
| （三）美国人权制裁措施的消极影响 |
| （四）中国积极应对美国人权制裁措施 |
| 第五章 WTO体制下贸易与人权保障协调的路径设计 |
| 一、理论界关于WTO体制下协调贸易与人权关系途径的探讨 |
| （一）关于WTO体制下协调贸易与人权关系途径的观点 |
| （二）对上述协调贸易与人权关系途径的评析 |
| 二、贸易与人权关系协调的可能性 |
| （一）WTO体制下贸易与人权的内在属性 |
| （二）现行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缺陷 |
| （三）WTO体制下协调贸易与人权关系的困难 |
| （四）WTO体制下协调贸易与人权的优势 |
| 三、WTO体制下贸易与人权链接的可能路径 |
| 四、WTO人权事务监督机制 |
| 五、“南非案”和“美国诉巴西案” |
| （一）南非案 |
| （二）美国诉巴西案 |
| （三）案件评析 |
| 第六章 人权和贸易问题的最新状况以及中国的解决策略 |
| 一、中国贸易与人权现状及应对 |
|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果 |
| （二）人权事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分析 |
| （三）遭遇人权贸易制裁 |
| 二、我国针对人权问题应该实施的外交立场及对策 |
| （一）加大外贸发展力度，积极构建人权保护的条件 |
| （二）发展人权事业构建良好的外贸环境 |
| （三）完善人权立法及相关的法律制度 |
| （四）积极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 |
| 三、中国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妥善处理贸易与人权关系实践 |
| （一）“一带一路”法治化的内涵、目标、路径 |
| （二）亚投行需要充分借鉴国际金融法的最新成果 |
| （三）应以新的投资协定确立国际投资法律规则 |
| （四）防范政治风险以及解决争端的机制 |
| 结束语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学术成果清单 |
（10）人权保障视角下的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课题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课题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WTO公共道德条款及其人权内涵 |
| 第一节 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概述 |
| 一、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概念与特点 |
| （一）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概念 |
| （二）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特点 |
| 二、公共道德例外项下人权贸易措施的基本特征 |
| （一）域外管辖 |
| （二）PPM属性 |
| （三）单边主义 |
| 第二节 公共道德的内涵解析 |
| 一、WTO公共道德内涵的司法实践 |
| （一）美国博彩案评析 |
| （二）中国出版物与视听产品案 |
| （三）欧盟海豹案 |
| 二、公共道德内涵解释的学理分析 |
| （一）原旨主义与演进主义 |
| （二）单边主义与普遍主义 |
| 三、公共道德范围的限制 |
| （一）政策目标的重要性 |
| （二）显着数量的人群 |
| （三）证据类型 |
| 第三节 公共道德的人权内涵 |
| 一、通常意义 |
| （一）公共道德的文本含义 |
| （二）国际人权法中的公共道德 |
| 二、目的、宗旨和上下文分析 |
| （一）目的和宗旨 |
| （二）上下文 |
| 三、补充资料及学理解释 |
| （一）公共道德例外起草的准备资料 |
| （二）“公共政策”(ordre public)作为补充解释方式 |
| （三）其他国际机构的意见 |
| （四）学理解释 |
| 第二章 WTO公共道德例外与人权保护关系 |
| 第一节 WTO促进人权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WTO人权保护的必要性 |
| （一）WTO保护人权的法律义务 |
| （二）贸易与人权紧密相关 |
| （三）人权保护与多边贸易相互促进 |
| 二、WTO促进人权保护的文本依据 |
| （一）WTO宗旨与人权 |
| （二）WTO一般例外条款 |
| 第二节 WTO促进人权保护的路径分析 |
| 一、立法模式与司法模式 |
| （一）立法模式 |
| （二）司法模式 |
| 二、公共道德例外条款保护人权的可行性 |
| （一）司法模式优于立法模式 |
| （二）公共道德例外条款保护人权的优势 |
| 第三章 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法律适用与人权 |
| 第一节 WTO的适用之法 |
| 一、WTO“适用之法”的法理争议 |
| （一）并入说 |
| （二）自足说 |
| 二、WTO适用之法分析 |
| （一）主要适用涵盖协定 |
| （二）国际法原则和习惯法规则作为补充 |
| （三）WTO之外条约法不能直接适用 |
| 第二节 WTO条约解释之法 |
| 一、WTO条约解释之法的法理分析 |
| （一）“条约当事国说”与“争议当事国说”之争 |
| （二）WTO应采用客观文本解释法 |
| （三）WTO条约解释实践分析 |
| 二、人权法在公共道德例外条款解释中的适用 |
| （一）人权法适用于WTO条约解释的合法性分析 |
| （二）人权法对公共道德例外条款解释的影响 |
| 第四章 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 |
| 第一节 GATT第20条适用的条约范围 |
| 一、GATT第20条适用于入世议定书的司法实践 |
| （一）GATT第20条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5.1 段 |
| （二）GATT第20条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1.3 段 |
| 二、GATT第20条对其他货物贸易多边协定的适用 |
| （一）GATT第20条适用于其他协定的法理分析 |
| （二）GATT第20条适用于对其他协定的示例分析 |
| 第二节 GATT第20条域外管辖争议的国际法解析 |
| 一、GATT第20条域外管辖争端案例 |
| （一）金枪鱼案 |
| （二）美国海虾案 |
| （三）其他案例 |
| 二、GATT第20条域外管辖法理解析 |
| （一）文本分析 |
| （二）上下文分析 |
| （三）目的与宗旨分析 |
| （四）谈判准备资料分析 |
| （五）其他国际法案例 |
| 第三节 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域外管辖的法理依据 |
| 一、公共道德例外域外管辖权的国际法分析 |
| （一）域外管辖权的一般国际法理论 |
| （二）对抗措施的域外管辖分析 |
| 二、公共道德例外项下域外管辖的依据 |
| （一）公共道德措施的地域范围 |
| （二）公共道德例外措施的PPM属性与域外管辖权 |
| 第五章 WTO公共道德例外的“必需性”标准 |
| 第一节 公共道德例外条款适用的先决问题 |
| 一、举证责任 |
| （一）GATT第20条的举证责任 |
| （二）必需性标准的举证责任分担 |
| 二、适用步骤 |
| （一）GATT第20条的适用步骤 |
| （二）必需性标准的适用步骤 |
| 第二节 “必需性”标准的司法实践 |
| 一、最低程度贸易限制标准 |
| （一）最低程度贸易限制标准的司法实践 |
| （二）最低程度贸易限制标准简评 |
| 二、权衡与平衡标准 |
| （一）权衡与平衡标准司法实践 |
| （二）权衡与平衡标准评析 |
| 三、必需性标准的要素分析 |
| （一）社会利益和价值的重要性 |
| （二）对实现政策目标的贡献 |
| （三）贸易限制程度 |
| （四）合理可得的替代措施 |
| 第三节 人权贸易措施的“必需性”标准检测 |
| 一、人权贸易措施的分类 |
| （一）内向措施与外向措施 |
| （二）定向制裁、半定向制裁和全面制裁 |
| 二、人权贸易措施的“必需性”分析 |
| （一）社会利益和价值的重要性 |
| （二）对实现政策目标的贡献 |
| （三）贸易限制程度 |
| （四）较少贸易限制的替代措施 |
| 第六章 WTO公共道德例外的非歧视标准 |
| 第一节 非歧视标准的WTO司法实践 |
| 一、引言条款的目的和宗旨 |
| （一）善意原则与维持权利义务平衡说 |
| （二）比例原则说 |
| 二、引言要素分析 |
| （一）任意或不合理歧视 |
| （二）对国际贸易的隐蔽限制 |
| （三）相同情形 |
| 三、引言非歧视标准评析 |
| （一）软性非歧视原则 |
| （二）以非实体性规则为主 |
| （三）以考查适用方式为主 |
| 第二节 人权贸易措施的非歧视性标准 |
| 一、人权贸易措施的一般要求 |
| （一）遵循国际法中的正当程序要求 |
| （二）WTO司法实践确立的程序性规则 |
| 二、非歧视性标准案例分析 |
| （一）情形相同的各国之间 |
| （二）目的手段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WTO规则下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实施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第二款之适用（论文参考文献）
- [1]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2]美国232调查的法律分析及中国因应[D]. 钱清.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7)
- [3]美国对华“301调查”的法律问题与我国应对措施研究[D]. 李阳阳. 西北大学, 2019(04)
- [4]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b）条之法律性质及中国应对措施[D]. 张鸽.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D]. 邢文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6]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研究[D]. 周艳云. 东南大学, 2019(05)
- [7]论欧盟反倾销法的新发展[D]. 段海燕.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WTO单边贸易措施合法性研究 ——以美国“301条款”调查及其制裁为例[D]. 李懿璇. 厦门大学, 2019(08)
- [9]WTO框架下的贸易与人权问题分析[D]. 于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01)
- [10]人权保障视角下的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研究[D]. 黄安平. 上海交通大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