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八次会议在大冶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周小华[1](2019)在《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文中认为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湖北省委、省政府转报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请示》,并于1984年9月23日批转了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的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至此,武汉市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这项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这也是武汉历史上的第三次计划单列。
郭细根[2](2017)在《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分权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趋势更加明显,城市群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为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将城市群确定为城市化主体形态,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和区域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自戈特曼大都市带学说建立以来都市圈、都市连绵区、超级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巨型城市区域等城市群相近术语不断出现;当前从技术形态上识别与规划城市群成为研究重点,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尤其是空间的生产角度研究城市群近年逐渐增多。论文从空间的生产与空间关系出发,运用空间多维综合TPSNF(Territory 领域、Place 地方、Scale 尺度、Network 网络、Function 功能)分析框架抽象概括出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揭示城市群多维空间内在关系,认为实体空间是极核,网络空间是通道,功能空间是结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群成为城镇体系主要形态,起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论文以区县(含市辖区)为基本单元,运用多维综合TPSNF分析框架对政府作用明显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网络空间、功能空间展开实证研究,包括都市区视角的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劳动功能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立足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探讨了TPSNF框架下政府如何运用尺度重构实现城市群空间的统一。实证研究与发现:(1)在都市区视角的实体空间识别中,利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定15个都市区,在此基础上识别城市群实体空间,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核心区、扩展区、边缘区以及核心区内部的绿心组成,核心区包括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南昌九江都市区以及环线内所有地市,扩展区为除核心区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规划地域,边缘区为除核心区和扩展区外的湘赣鄂全境。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跨省域、多中心、环状圈层特点,这与2013年湘赣鄂三省内工矿、餐饮、银行大量POI数据核密度拟合结果高度吻合。(2)在分支企业投资的网络空间联系中,运用2013年湘赣鄂经济普查数据分离出母子公司并匹配地址,构建268×268联系矩阵,从区域内、全国以及行业层面,其中行业又细分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基础性服务业),研究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并用Arcgis软件将其可视化。联系以省内为主独立组团,武汉、长沙、南昌核心作用显着;跨省联系稀疏且以服务业居多、制造业联系并不明显;地理邻近性、行政等级和区位交通等在投资联系中起决定作用,对区外省域在长江中游及湘赣鄂投资作用更加突出,湖南与珠三角、江西与长三角、武汉与京津冀联系最为紧密。(3)在劳动空间分工的功能空间分析中,通过城市(地市、省会)、开发区(国家级、省级以及新区新城)以及产业企业(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500强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等不同尺度、不同主体展开分析;空间成本作用下开发区、产业、企业显着集聚、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利用空间成本差异时功能定位存在竞争,关键在于形成合理化分工、做大做强优势产业。(4)在城市群治理与协调发展中,立足城市群空间差异与不平等,认为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自然、历史、经济等因素的累积叠加以及政府差异化政策的推行。272区县1999-2015年人均GDP的Theil指数2010年后逐渐变小表明城市群战略促使区域差异缩小,空间Markov转移概率表明区域发展马太效应的存在。TPSNF框架下包括柔性区域规划以及刚性行政区划在内的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的工具手段;网络化成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政府间合作、非政府组织培育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和优化,有效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的统一。
王光艳[3](2016)在《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形式,纪录片担负着诸多重要功能:第一,它真实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用直观的影像为社会的变迁留存一份珍贵的档案;第二,它通过影像传递某种思想,进而影响受众;第三,它通过文化传播,促进不同地域人们的相互了解;第四,它属于文化产业,可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第五,纪录历史与现实,最终目的是启迪未来。作为地方纪录片的代表,湖北纪录片创作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标本”价值。一、起步较早。早在1905年,湖北人谭鑫培就参与了中国第一部舞台纪录片《定军山》的拍摄。1911年,朱连奎在武汉拍摄了辛亥革命。二、水平较高。湖北创作的纪录片屡屡斩获国内、国际大奖。三、思想活跃。湖北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思想十分活跃,既有坚持传统的一面,也有部分思想引起诸多的争议。四、产业待兴。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湖北纪录片的振兴尚待时日。因此,研究湖北当代纪录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湖北地区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成就,也有利于我们“解剖麻雀”,充分认识地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巨大能量。本文着力研究的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力图通过纵、横两条脉络来揭示湖北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特点。整篇论文分为“绪论”、“上篇”、“下篇”、“结语”等四个部分,主干是“上篇”和“下篇”。绪论部分是全文的总体说明,也是全文逻辑思路的集中表述,说明了选题的由来、研究现状、研究方案与学术创新、有关概念的界定等问题。论文的“上篇”是湖北纪录片发展史研究,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创作的“前史”,介绍从纪录电影的传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湖北纪录片创作的情况。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是“十七年”、“文革”期间、新时期、多元化时期的湖北纪录片创作。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纪录片的“谁拍摄/放映”、“放映/拍摄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谁观看”、“产生什么效果”的考察和研究,结合世界及中国影视的发展状况横向比较,构建基于传播学视野下的湖北纪录片发展史。这是历史纵向的湖北纪录片梳理。论文的“下篇”是湖北纪录片创作研究,也分为五章。依据纪录片的主题、内容倾向等把纪录片分成五大类,即: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自然科学纪录片、人文社会纪录片等,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按照纪录片的类型分别论述。在具体每章论述中,分成本类型纪录片创作概貌、创作特点、个案研究、本章小结等几个方面,力图建构一个从历史到现实、从面到点的研究模式。从整体来看,“下篇”是横向的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结语部分是对湖北纪录片的若干思考,包括纪录片影像介入历史的意义、地域影像纪录与社会发展、湖北纪录片创作的启迪、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关于后续研究的思考等。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竭尽所能地将有代表性的、主流的湖北纪录片基本上都搜集在文中。但是,由于湖北纪录片在不同的年代,由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拍摄,数量很大,不计其数,很难收全。因此,难免有遗漏,后续的研究可弥补其不足。此外,在文末,还附录了《湖北纪录片发展大事记》和《湖北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录(部分)》。通过这种的形式,期望读者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各个不同时期湖北纪录片的发展状况。
贾璐阳[4](2016)在《空间重构与功能重塑: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在一个国家内部,行政区划规定着城市发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所以,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1958年国务院将江苏省的上海县、嘉定县、松江县、金山县、宝山县、青浦县、奉贤县、南汇县、川沙县、崇明县共十县划入上海市,是上海市城市发展过程中颇为关键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不仅奠定了当今上海市的辖域版图,也对上海市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城市功能重塑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研究当代上海的问题时很有必要对这一区划调整事件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首先,这一区划调整以五十年代中期国内政策调整为背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渐趋缓和,国内形势也根本好转,于是中央重新调整国内发展政策,其中有比较关键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央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工作,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另一方面,中央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以更好地促进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对于上海市,中央放弃限制发展的政策,要求上海既要充分利用其知识分子、科研机构集中的条件努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又要充分利用其工业潜力,合理发展,将上海建设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按照中央的指示,上海市委制定“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先后提出将上海建设成为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但是,上海市拥挤、狭小的辖域,无法满足两个基地的建设需要,同时,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和副食品供应捉襟见肘也成为制约上海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确保工业和科学技术建设,并解决人口和副食品问题,上海市亟须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获得额外的空间补充。其次,实现这一区划调整的过程比较曲折,在经过长期的酝酿、协商后,才于1958年最终落实。自建国伊始,关于上海市与周边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早有讨论,且小范围的区划调整也时有进行,但由于中央限制沿海地区发展的政策,上海市的行政区域难以得到大规模的拓展,生产和建设都在狭小拥挤的市域内艰难进行。“一五”计划后半期,中央调整政策,着意发展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上海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为了满足上海工业发展的空间需要,尤其是布置部属大型工业企业的需要,1956年上海局正式向中央提出将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此后,随着副食品短缺问题的加剧以及上海市区人口规模的再度膨胀,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市积极与江苏省协商,最终在1958年1月率先将上海县、嘉定县和松江县三县划入,尔后在1958年11月将其余七县划入。最后,这一区划调整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对上海市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城市功能重塑产生极大影响。十县辖域面积广阔,划入后郊县面积大为拓展,改变了上海市原来“大城市,小郊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且,城市空间的重构促进了六十年代上海市城市功能的重塑。在解放初期,上海市的城市功能主要在于改造城市性质、挖掘生产潜力并支援内地建设。到五十年代中期,中央重新调整上海市的功能定位,确定建设工业基地和建设科学技术基地是上海市最为核心的城市功能。而十县的划入对上海市两个基地的建设具有关键性意义:第一,新增的辖域为上海市提供了充足的建设空间,使上海市可以调整工业和科研机构布局,促进行业、产业协作,并通过新建和扩建大型工业企业和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学院等,直接服务于两个基地的建设;第二,新增的辖域为上海市向郊区疏散市区人口带来契机,尽管在短期内人口疏散的效果不甚明显,但是从目前上海市人口分布的形势来看,十县的划入对于减轻上海市旧有市区的人口压力作用十分显着;第三,新增的郊县地区多以农业生产为主,划入以后,在上海市的领导下各县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建设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大大缓解了上海市副食品的供应压力。人口问题和副食品供应问题的缓解对于两个基地的建设也起到促进作用。1958年国务院将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是五十年代中期中央与上海市的关系调整的产物,具有非常明确的生产性功能导向,对五六十年代上海市的城市空间重构和城市功能重塑起到关键性作用。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和赶超工业化战略影响,在上海市的空间扩展过于强调生产性功能的建设,从而导致对新增辖域的非生产性建设的忽视,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综合发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展开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的今天仍然难以完全摆脱,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长三角—体化进程。
朱君奇[5](2014)在《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苏同盟”仅仅存在了十余年,而真正的“蜜月期”更不过是数年而已,但苏联之于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广泛且深远的。直到市场化改革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从党政机关的建制及名称,到政府干预角色突出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再到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苏联红歌《喀秋莎》,乃至城市规划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苏联模式的痕迹都还依稀可见。但苏联之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并非起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而是早在民国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潮。可以说,中国走计划经济道路几乎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一致共识。而且并非光说不练,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战后都对发展计划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历史是割不断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新中国继承了民国的计划经济遗产,并系统引进了正统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万余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五计划的锤炼打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中国初步的搭建了起来,但其统的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1958年之后,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毛泽东主导的两次矫枉过正的大规模“放权”改革运动,把刚刚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破坏殆尽。虽然在随后的两次经济“整顿”中有所恢复,但已经不复当年。取代苏式理性计划经济的是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运动经济”,即通过诉诸革命激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推动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计划经济是与集约型的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经济,而运动经济则是脱胎于根据地经济的、与分散的小农生产相适应的农业社会传统经济。中式运动经济和苏式计划经济的大异其趣,其实质便是“中央集权、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专家治国”与“各自为政、浪漫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群众运动”的分野和对立。两种体制处处针锋相对,它们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关于改革前经济体制的定性,本文没有因循旧说,而是认为“外生”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冲毁了,“内生”的运动经济只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外观”而已。苏式理性计划经济在中国“幼年早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是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真正的计划经济在1958年之后便被抛弃了,以致中国最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改革的实质,与苏联、东欧迥然不同,不是破除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是告别运动经济,恢复苏联长期坚持、在中国“一五”时期也一度建立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正是由于改革前经济体制(即改革起点)的根本不同,决定了中苏两国改革的难易程度和实际效果的差异。正所谓“反者道之动”,苏东的计划经济运行得还算成功,这反而增加了转轨的难度,使得苏东的改革就像“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运动经济所造成的混乱和低效,反而使得改革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运动经济既反市场又反计划,因此相较于苏联、东欧、印度,中国的改革具有“恢复市场”和“重建计划”的双重优势。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得以在中国恢复重建,市场经济也在体制外潜滋暗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计划和市场此消彼长的“双轨并行”期之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的改革才完全倒向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才走向根本性的衰败,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经历了“三起三落”:1930年-1957年,计划经济从思潮的勃兴到体制的建构,此为一“起”;1958年-1961年,第一次“放权”改革严重破坏了计划经济,此为一“落”;1962年-1965年,经济整顿重新“收权”,部分恢复计划经济,此为二“起”;1966年-1974年,第二次“放权”改革再次重创脆弱的计划经济,此为二“落”;1975年-1991年,计划经济得以恢复重建,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此为三“起”;1992年-2005年,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计划经济逐渐式微,此为三“落”。我们从计划经济在中国“兴起、变异、衰败”的“三起三落”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近现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脉络——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运动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邢恩源[6](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指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徐宛笑[7](2012)在《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城市圈府际关系问题成为阻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最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圈因行政区经济及政绩合法性导致的府际竞争阻碍了府际合作步伐,成为城市圈内聚合优势难以形成的桎梏;武汉城市圈自身的区域经济结构特性又进一步助长了府际竞争动力。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等严重背离武汉“两型社会”建设目标的现象存在。本文以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区域经济及公共管理两方面理论追溯基础上,分析府际关系的起源、影响因素、内涵界定、主体范围,并构建中国府际关系“科层金字塔”模型,梳理其主导脉络、表现形式并指出其未来发展趋势。在种属关系上,城市圈府际关系是区域府际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通过对城市圈府际关系内涵、类型、特征、表现的分析,构建包括四大动力的“城市圈府际关系动力机制模型”,并进一步建构包括主体及脉络、内容、动力、表现及结果五大模块的“城市圈府际关系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的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与中国较发达城市圈相比,武汉城市圈作为省域内城市圈其府际关系相对简单,行政特点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间平等的横向关系,有利于府际协调及府际合作的推进。但武汉城市圈在区域经济上较特殊的的单核结构及城市体系断层等造成竞争动力的加剧;智猪博弈导致圈内其他地方政府在合作策略上倾向于剔除积极执行而选择消极等待。从而在区域经济层面对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的良性发展形成挑战。总体上,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研究可以从合作与竞争两个维度展开。现实中武汉城市圈府际合作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五个阶段,在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在合作组织、机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向心力和离散力并存的利益机制,加之城市圈自身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在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中竞争关系仍占据相当地位。具体表现为产业同构、恶性竞争、“搭便车”等现象,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圈内府际耦合动力目前仅表现为组织、机制的初步建立,缺乏威权;在合作主体方面存在次级行动主体严重不足等现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府际竞争超越府际合作的“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困境”模型的形成。针对困境模型,本文进一步构建“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治理”模型,提出调整行政区划、依靠市场机制演变以及从“1+8”到“1+4+4”的分层发展并建立相应的分层府际协调组织、机制两种解决路径。并进一步提出在湖北省政府的监督、协调及指引下,在建立合理利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完善组织机制、发动多元主体参与、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区域社会一体化的改革尝试、培育府际信任等网络化多元治理基本方案。
郑迎春[8](2012)在《超越边界的治理 ——基于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阐释》文中研究表明全文由导言、四章和结语组成,从理论的一般性分析到武汉城市圈的实证性论述逐次展开。治理理论是一种对中国城市圈发展比较有效的解释框架,本文首先从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入手,考察国外城市圈治理模式的变迁轨迹。在此基础上,以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全面剖析中国城市圈的演进图景,深入分析武汉城市圈发展困境,阐释武汉城市圈治道变革:超越边界的治理(transborder governance)。导论,主要由研究的缘起,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个案概况、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构成。第一章,城市圈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析。梳理城市圈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基础,比较西方国家四种类型的大都市区管理体制,剖析从机构改革到治道变革的大都市区治理变迁轨迹。第二章,基础与动力:武汉城市圈的演进图景。探讨武汉城市圈形成的基础条件和动力机制。指出地域基础和物质条件是武汉城市圈形成的基础要素;市场机制是武汉城市圈形成的自组织力,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集群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着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网络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政府行为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他组织力,中央政府战略规划、地方政府政策行为和城市圈域内各级政府的具体执行行为从国家区域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地方政府竞争三个层面共同规划、引导、强化和协调武汉城市圈发展进程。第三章,破壁之变局:武汉城市圈的成长需求。指出城市圈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基本公共服务失衡和公共事务治理失效成为制约武汉城市圈发展的瓶颈。城市圈经济的扩散性和行政区划的边界性的矛盾冲突成为城市圈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城市圈发展困境的求解策略不能囿于行政区划调整,必须突破科层制管理模式,改变行政区划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解决经济发展与行政体制之间的矛盾。第四章,超越边界的治理:武汉城市圈的治道之变。区域发展不协调间题的传统解决方法囿于“政策撬动经济发展”思维,实践中倾向于依靠国家规划和政策调整重新配置资源。武汉城市圈治道之变表现于政府主导重塑治理理念,构建多维治理结构和跨域治理制度,致力于创建城市圈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多层次的合作关系,构建跨界治理模式。结语。本文结语指出,城市圈发展是地方治理创新的区域空间;从武汉城市圈演进图景分析,政府发挥了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从武汉城市圈发展困境分析,政府主导城市圈发展必然带来政府悖论问题,需要政府治道变革;武汉城市圈的形成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合力是其重要的治理机制;根据治道变革的一般规律,“治理”只是解决“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的一种方法,也不能忽略“治理失败”的可能性;将“同圈同构”、“同圈同制”与“同圈分构”、“同圈分制”结合起来是城市圈跨界治理的应然逻辑。本研究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形成过程和发展困境考察,揭示了城市圈形成发展既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系统发展的自组织过程,也是政府权力干预建设城市圈的他组织过程,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复合作用于武汉城市圈发展。阐释城市圈囿于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困境,指出城市圈治道之变,不仅仅是行政区划、行政体制的“形”变,政府治理模式的“神”变更为重要。跨界治理成为城市圈发展的应然逻辑选择。
艾险峰[9](2011)在《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文中指出博览会事业发展至今,其对人类科技文明的传播、思想的交流,以及城市建设诸多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武汉作为近代以来积极参与和率先举办博览会事业的城市之一,在展览业的发展历程上取得过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本文选取晚清至当代以来的武汉博览会事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展开对武汉市博览会事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全面把握武汉博览会事业,并谋求使武汉博览会事业更好地为推动地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服务。第一,首先从宏观的层面考察我国博览会事业与城市发展之间互动发展的总体状况。重点考察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中对意识形态的塑形,博览会对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形象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二,考察近代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近代,武汉参加了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湖北率先于1909年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地方性博览会。民国时期在湖北也举办了3次规模较大的国货展览会。博览会与城市社会是互动发展的。在近代,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驱动了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博览会事业也促进了武汉城市社会的趋新发展。其作用可从博览会有利于城市发展的积极的宗旨和主观愿望,以及博览会的所作所为对城市发展所能起的效用看到。第三,考察建国后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变动的关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都开始发生异质性的发展演化,中国博览会事业也基本如此。新中国博览会事业更多强调展示、交流功能,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主,成为新政府巩固新政权,强化社会对新政权及社会主义认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综合分析此段时期武汉的展览会,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种展览会都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的互动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指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督办力量,通过展览会展示出来。同样,这些展览会通过强化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与动员效力,又进一步推动了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第四,考察1980年代以来会展业与武汉城市社会的互动发展。1980年代后,武汉市一切工作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开展经济建设。近三年来,在“两型社会”战略指针下,大武汉城市圈获得了较大发展。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国大环境变动的影响下,随着武汉经济社会发生的变迁,1980年代后,武汉的诸多展览会也褪去了高度政治化的色彩,基本与经济和商品有关了。1980年代到2000年间,武汉的展览会基本是一种经贸活动,纯属为了推销商品;2000年以后武汉的展览会逐步开始具有独立性,回归博览会之本位,逐渐产生会展行业,形成了会展经济。武汉最有影响的品牌博览会主要是“机博会”、“光博会”、“食博会”和“农博会”。最后,在概述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的总体情况后,阐述了在武汉大力发展会展业的重要意义和如何促进武汉博览会事业的优化发展,以更好地促进武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胡灿伟[10](2011)在《“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最基本单元,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承载区域,是“国本经济”的关键;县域是我国大多数国民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县域经济关系到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是“民生经济”的关键;县域又是我国国土的主要分布地区,生态建设的关键地段,“三P”(污染、人口、贫困)问题的集中区域,是“生态经济”的关键;县域是我国弱势群体主要的聚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到矛盾的消解和社会的稳定。开展县域经济研究,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和稳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我国中部地区县域人口众多,但经济发展极为滞后,开展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寻找县域经济发展的中部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实现全国的小康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助于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以及数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模式选择和优化路径。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后,从中部崛起背景战略上把握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从历史演化、现状特征和数量评价三个方面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总结,从理论上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组团发展模式,并详细分析了县域组团发展模式的前提、规律和内涵,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格局。此后,围绕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四个主要机制,从空间优化、产业集聚、政府协作和要素推动四个方面,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优化路径。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1)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梳理。总结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侧重对国外的农村地域(或曾经的农村地域)及其所依附的中小城市地域经济经验梳理,比较了在农业和农村发展形成典型过程和经验的美国、法国、日本三国作为借鉴对象进行分析,在系统论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可能借鉴的经验。(2)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分析。从“中部崛起”角度,建立了一个区域分工的框架,在分析中部崛起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评估中部崛起战略规划对中部地区尤其是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影响,揭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3)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化与现状特征分析。通过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分布基本情况分析基础上,从演化角度分析对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历程,并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总结了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与问题。(4)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数量评价。运用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采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建立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各个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总体评价,然后以GEOdata软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进行空间经济评价,对湖北省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发展进行耦合评价。(5)“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在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总结和发展反思基础上,提出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并根据这一模式分析了中原县域组团发展实践经验,并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特征,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路径。(6)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分析。从回顾湖北省县域经济的“点-轴”开发模式出发,分析湖北省县域经济“点-轴”开发的现状与问题,利于首位度模型、断裂点模型、城市辐射能力评价模型等分析了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困境,提出基于组团发展的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路径。(7)湖北省县域经济产业集聚优化分析。在对湖北省县域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的现状和困境,并指出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导向、布局和策略。(8)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增长要素分析。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整理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参考有关省市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反映经济增长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增长模型;探讨影响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以及不同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9)“中部崛起”视角下湖北省县域政府协作机制分析。在湖北省“市管县”向“省管县”行政体制变化的分析下,理清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中县域政府之间的博弈状态,并根据博弈分析结果,提出加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政府协作机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选题的前沿性。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是伴随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调整而凸现出来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国内理论界对县域经济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东部地区也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强县,创造出多个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广泛借鉴东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中部地区还没有培育出特色县域经济模式,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实现跨越发展。究其原因就在于中部地区同东部地区面临的历史环境、政策条件、资源禀赋和区域定位存在较大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并不适合中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集中表现在:“区域分工定位、经济发展历史与资源环境禀赋限制条件下,如何寻找一条适合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从当前研究现状看,还很少有研究从理论高度系统回答这一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湖北省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阐释与回答,从而具有一定的前沿性。(2)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论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湖北省为例,在中部地区现有的区域分工定位分析、县域经济现状特征分析和资源禀赋条件分析的背景下,在理论上找到一条适合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并从政策层面提出实现这一道路的优化路径。论文在理论上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并从整体上回答了宏观背景下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优化问题。结论包括:①国内县域经济发展系统演化过程是一个从无序的区域发展到有序的经济发展要素协同过程,必须走“特色起飞-综合序化-创新集聚”路径。②中部崛起战略凸显湖北省县域区位优势,明确产业定位重点,提高县域通达程度,为湖北省县域经济序化发展奠定基础。③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大城市依附性特征、小城镇集聚特征、行政区域型、独立化发展特征、资源约束特征,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区域经济协作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必须组团发展加速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序化。④湖北省县域点轴空间特征不适应中部崛起战略目标和区域序化发展,需要进行空间布局的优化,实现网状开发。⑤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未能支持产业集聚,需要优化产业的集群定位,实现集聚开发。⑥县域增长要素缺乏不能支持县域加速发展,必须充实县域的要素实力,实现跨越开发。⑦县域行政体制阻隔不能支持县域协作发展,必须革新县域的协作能力,实现协作开发。(3)在实证上有所创新。论文综合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的数量分析手段,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给予实证支持,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湖北省县域经济分为三个梯度。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手段,发现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呈现“圈层结构”和“东高西低”特征、“双核结构”和“点-轴”发展特征、“金字塔”结构和“离散”发展特征、“集聚结构”和“聚合”发展特征。②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湖北省县域与市域经济分为四个耦合层次。③从首位度分析看,湖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类型。从极点城市评价看,湖北极点城市可以分为三类,综合实力均较弱。④从断裂点理论看,武汉的强弱辐射圈均较大,但不能涵盖鄂东北部分县域,内部展现序化特征;宜昌-荆州-荆门县域经济区,三个极点城市辐射半径相连,但强辐射半径仍然较小;襄阳-十堰-随州县域经济区,呈现出线性开发特征,极点城市之间辐射分散;鄂西南县域经济区,区内的点辐射处于无序分散布局状态,经济开发难度较大。⑤利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着正向影响;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为负。⑥从县域间博弈结论看,县域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使县域经济集群发展陷入囚徒困境、县域经济协作产业领域为互补性产业、政府考核机制的改变可以使得县域间的合作更为可能、合作利益优化分配有利于县域间合作机制的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是县域建立合作机制的重要措施。(4)在政策上有所创新。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政策措施:①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特征,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格局为武汉“城市圈”单极县域经济组团、“宜昌东部-荆州-荆门”三核县域经济组团、“襄阳-十堰”双核县域经济组团、鄂西南县域经济组团以及“长江县域经济连接带”与“汉十县域经济连接带”。②县域组团发展空间优化路径选择包括建设武汉-荆州都市连绵区,提升江汉平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打造宜昌市和襄阳市城市增长极点,以“点-轴”模式提升鄂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强化“两轴四线”,提升县域间集聚发展能力;以多种政策加快对鄂西县域综合开发力度等。③根据湖北省的资源优势和中部崛起的战略分工要求,可以依据县域组团发展形式形成食品工业县域产业集群、高科技县域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业县域产业集群、“化工-冶金”县域产业集群、汽车配件县域产业集群、轻纺产业集群文化旅游、县域产业集群。④增强对县域经济的投资额度和金融扶持水平,提高县域的城镇化水平。⑤必须从“利益分配机制、资源整合机制、监管监督机制和政府考核机制”等方面构建县域政府协作机制。虽然论文从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政策优化三个层面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还有较多工作亟待下一步研究:理论研究方面:“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边界和内涵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尤其是可以用数理模型进行阐释;不同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影响因子有什么不同;区域分工与县域组团存在哪些区别;县域经济组团发展中,交通设施和产业集聚等存在什么关联;县域组团内部产业如何分工”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阐述。实证研究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用空间计量手段分析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特征,尤其是可以用市域综合实力代替交通和人口因子分析市域经济的辐射半径:在产业集聚中,还可以用主导产业选择方法实证分析县域组团内部的产业集群”等。政策研究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针对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区域规划策略和差别化政策,并通过在典型县域的调查基础上,模拟政策实施效果。
二、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八次会议在大冶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八次会议在大冶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央对武汉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
二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起因 |
三武汉高层领导的四川、重庆之行 |
四武汉计划单列的谈判 |
五计划单列的运行与回响 |
(2)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技术路线 |
1.2.2 研究内容框架 |
1.2.3 研究数据方法 |
1.3 主要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城市群研究综述与进展 |
2.1 城市群的涌现 |
2.1.1 城市群的形成发展 |
2.1.2 城市群涌现的原因 |
2.2 城市群研究脉络与相近概念辨析 |
2.2.1 城市群研究脉络 |
2.2.2 相近概念的辨析 |
2.3 当前城市群研究主要内容与热点 |
2.3.1 当前研究主要内容和重点 |
2.3.2 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进展 |
2.4 存在的不足与新的方向 |
第三章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TPSNF分析框架 |
3.1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3.1.1 空间与空间的生产 |
3.1.2 城市群空间的本质 |
3.2 城市群TPSNF分析框架与多维空间建构 |
3.2.1 传统区域研究的多维线性分析 |
3.2.2 区域空间关系TPSN多维综合 |
3.2.3 TPSNF框架下城市群多维空间建构与抽象 |
3.3 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与统一 |
3.3.1 动力源自城市群增长极功能发挥 |
3.3.2 尺度重构是空间统一的工具手段 |
3.3.3 网络成为空间统一的路径通道 |
3.4 小结 |
第四章 都市区视角下城市群实体空间识别 |
4.1 研究区概况 |
4.1.1 自然地理环境 |
4.1.2 社会经济发展 |
4.1.3 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战略 |
4.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及内在关系 |
4.2.1 城市实体地域人口的统计 |
4.2.2 都市区与城市群发展分布 |
4.2.3 都市区是城市群产生基础 |
4.3 长江中游城市群实体空间范围与结构特征 |
4.3.1 15个都市区界定及其空间集聚分布 |
4.3.2 城市群跨省、多中心、圈层化特征 |
4.3.3 实体空间高度吻合POI数据的拟合 |
4.4 小结 |
第五章 分支企业投资的城市群网络空间联系 |
5.1 城市群网络空间与企业投资 |
5.1.1 网络社会崛起与城市群网络空间 |
5.1.2 企业投资联系与企业网络构建 |
5.1.3 分支企业投资联系数据处理与方法 |
5.2 城市群多尺度分行业的分支企业投资联系 |
5.2.1 城市群区域内省域组团化显着 |
5.2.2 城市群与全国省域差异化联系 |
5.2.3 行业总体与细分的多样化网络 |
5.3 城市群网络空间结节性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5.3.1 网络空间结节性呈核心边缘格局 |
5.3.2 影响企业投资结节性的原因分析 |
5.4 小结 |
第六章 劳动空间分工下城市群功能空间分析 |
6.1 劳动空间分工与城市功能定位 |
6.1.1 劳动空间分工 |
6.1.2 城市差异化功能定位 |
6.1.3 省会核心增长极功能 |
6.2 开发区劳动空间分工 |
6.2.1 开发区的区内集聚分布 |
6.2.2 空间成本主导产业发展 |
6.2.3 开发区合作与转型发展 |
6.3 地方化特色产业企业集聚发展 |
6.3.1 产业集群要素类型的梯度发展 |
6.3.2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 |
6.3.3 龙头企业与创新企业的空间集聚 |
6.4 小结 |
第七章 TPSNF框架下城市群空间治理与协调发展 |
7.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不平等及其原因 |
7.1.1 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空间的不平等 |
7.1.2 自然、历史、经济差异累积叠加是内在动力 |
7.1.3 政府差异化政策制订实施成为强大外部推力 |
7.2 TPSNF框架下尺度重构成为城市群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7.2.1 尺度重构是空间治理有效工具 |
7.2.2 柔性空间规划政策的引导塑造 |
7.2.3 刚性行政区划调整成制度保障 |
7.3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网络化策略 |
7.3.1 政府合作网络平台搭建 |
7.3.2 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培育 |
7.3.3 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优化 |
7.4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1.1 实体空间跨省、多中心、圈层化显着 |
8.1.2 网络空间省域组团与差异化外部联系 |
8.1.3 功能空间成本差异产生要素空间集聚 |
8.1.4 尺度重构促进城市群多维空间的统一 |
8.2 政策建议 |
8.2.1 利用城市群的集聚扩散、缩小区域发展的差异 |
8.2.2 加强跨省社会经济联系、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
8.2.3 发挥各级政府积极作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3)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湖北纪录片研究现状分析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纪录片”及“湖北纪录片”的界定 |
上篇:湖北纪录片发展史研究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影视纪录(1895—1949) |
第一节 纪录片的传入与萌发 |
一、影像生意:纪录片的诞生 |
二、西风东渐:纪录片传入中国 |
第二节 纪录片在湖北的早期传播 |
一、登陆汉口:湖北人初会纪录片 |
二、立足武汉:纪录片带来的“欧风美雨” |
第三节 辛亥战火催生的纪录片 |
一、巧遇辛亥:武昌首义遭逢“纪录” |
二、辐射各地:纪录片在湖北境内传播 |
第四节 抗日烽火中的湖北影视纪录 |
一、风云际会:艰苦卓绝的抗战纪录 |
二、热血奔涌:基于影像的抗战宣传 |
三、管中窥豹:魂牵中国的大师纪录 |
第五节 解放战争中的湖北影视纪录 |
一、战火洗礼:如影随形的战争纪录 |
二、迎接胜利:大军南下的湖北纪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十七年”的湖北纪录片创作(1949—1966)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湖北纪录片(1949—1953) |
一、机构整合:创作机构重新洗牌 |
二、欢庆建国: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湖北影像 |
三、关注发展:解放初期的湖北影像纪录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纪录片(1956—1966) |
一、发展电影:湖北纪录片创作有了自己的阵地 |
二、建立电视:湖北纪录片有了电视舞台 |
三、史海拾珠:省外电影厂镜头下的湖北纪录片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文革”时期湖北纪录片创作(1966-1976) |
第一节 “文革”初期的湖北纪录片(1966-1969) |
一、山雨欲来:创作机构遭遇“夺权”风暴 |
二、乱中蓄势:纪录片创作蹒跚起步 |
第二节 “文革”中期的湖北纪录片(1969—1973) |
一、风雨飘摇:创作机构乱中求生 |
二、艰难跋涉:湖北电影纪录片登上舞台 |
第三节 “文革”末期的湖北纪录片(1973—1976) |
一、风潇雨晦:创作机构渐成规模 |
二、逆境成长:纪录片创作初显成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时期湖北纪录片创作(1976—1992) |
第一节 徘徊期与拨乱反正期湖北纪录片(1977—1982) |
一、调整巩固:地市开始建立电视台 |
二、蓄势待发:纪录片创作影、视并进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期湖北纪录片(1983—1992) |
一、发展壮大:地市电视台纷纷成立 |
二、扬帆起航:纪录片创作影、视双丰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跨世纪发展期湖北纪录片(1993—今) |
第一节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期湖北纪录片(1993—2002) |
一、合流发展:创作机构初步整合 |
二、阔步向前:纪录片创作“影退视进” |
第二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的湖北纪录片(2003—) |
一、整合发展:创作机构多次重组 |
二、开放多元:纪录片创作接轨市场 |
本章小结 |
下篇:湖北纪录片创作研究 |
第六章 现实的写作:湖北新闻纪录片创作 |
第一节 湖北新闻纪录片创作概貌 |
一、新闻纪录片的概念 |
二、湖北新闻纪录片发展概述 |
第二节 湖北新闻纪录片创作特点 |
一、深入纪录重大历史事件,及时向外传播 |
二、围绕社会热点,注重思想性表达 |
三、立足现实问题,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 |
第三节 个案分析《三峡移民备忘录》:工程移民的当代画卷 |
一、纪实视野下的人文关怀 |
二、宏大叙事中面与点的平衡 |
三、生存视野下的纵横对比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文化的坐标: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 |
第一节 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概貌 |
一、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概念 |
二、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发展概述 |
第二节 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特点 |
一、凸显宏大的历史文化观 |
二、聚焦荆楚文化的特色 |
三、渗透文化担当的思考 |
第三节 个案分析《楚国八百年》:荡气回肠的楚国史诗 |
一、历史与文化:抽丝剥茧的追问 |
二、写实与写意:多维叙事的表达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共时与历时的交响:湖北文献纪录片创作 |
第一节 湖北文献纪录片创作概貌 |
一、文献纪录片的概念 |
二、湖北文献纪录片发展概述 |
第二节 湖北文献纪录片创作特点 |
一、小投入,大视野 |
二、小题材,大文章 |
三、小细节,大格局 |
第三节 个案分析《情系长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武汉》:用文献还原历史 |
一、文献:有温度的历史 |
二、遗址:有见证的历史 |
三、声音:有回想的历史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生命的平等: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创作 |
第一节 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创作概貌 |
一、自然科学纪录片的概念 |
二、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发展概述 |
第二节 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创作特点 |
一、用平等的视角关注自然界的生命 |
二、从关注单个科学现象发展到关注生态环境 |
三、将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环境相结合 |
第三节 个案分析《麇鹿家园》:人与动物的命运共同体 |
一、灭绝与再生:环境变迁中的高歌 |
二、觅食与繁殖:四季更替中的轮回 |
三、竞争与合作:人与动物的相处 |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生存的范本: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 |
第一节 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概貌 |
一、人文社会纪录片的概念 |
二、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发展概述 |
第二节 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特点 |
一、保持平等视角 |
二、凸显人文关怀 |
三、贯穿理性思考 |
第三节 个案分析《舟舟的世界》:生命的尊严 |
一、镜子:反观自我 |
二、故事:人文关照 |
第四节 个案分析《请为我投票》:人性的折光 |
一、标本:班级的透视 |
二、视角:社会的映射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湖北纪录片发展大事记 |
附录2:湖北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录(部分)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后记 |
(4)空间重构与功能重塑: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价值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价值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一、以中国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 |
二、以省级政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 |
三、以上海市政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 |
四、综述小结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难点 |
一、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介绍 |
三、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五十年代中期中央对上海市发展的重新认识 |
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召开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
二、新形势下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新要求 |
三、第二个五年计划 |
第二节 上海市委对中央新要求的贯彻落实 |
一、制定城市发展新方针:充分利用,合理发展 |
二、上海工业第一次改组 |
三、“向科学进军”的初步起步 |
第三节 建国后上海城市发展的现实困境 |
一、工业建设空间不足 |
二、人口规模持续膨胀 |
三、副食品供应日趋紧张 |
第二章 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的历史过程 |
第一节 十县与上海的历史渊源 |
一、建国前十县及上海地区的区划沿革 |
二、建国后十县与上海市的主要联系 |
第二节 十县划入上海市的提出与讨论 |
一、建国后江苏省十县与上海市的早期区划调整 |
二、有关十县划入上海市的提出及讨论 |
第三节 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 |
第三章 十县划入与上海市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建设 |
第一节 上海市工业基地的建设规划 |
第二节 上海市科学技术基地的建设规划 |
第三节 新空间载体与上海市两个基地的建设 |
一、近郊工业区的建设 |
二、卫星城的建设 |
三、高校科研单位的重新布局 |
第四节 十县并入对上海市两个基地建设的贡献 |
一、助推上海市第二次工业改组 |
二、促进上海工业建设关键行业和骨干企业 |
三、优化科教资源布局,推动产学研协作 |
第五节 案例研究一:闵行机电卫星城的建设 |
第六节 案例研究二:嘉定科学城的建设 |
第四章 十县划入对上海市人口分布和副食品供应的影响 |
第一节 十县划入后上海市人口分布的变动 |
第二节 十县划入后上海市农副产品供应问题的缓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研究生期间参与课题、论文发表及获奖情况 |
(5)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及展开 |
(二) 研究现状分析 |
(三)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
一、 倒转红轮:计划经济从理论模型到现实体制 |
(一) 计划经济思潮的源起 |
1. “羊吃人”的社会 |
2. 计划经济“乌托邦” |
(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构想及实践 |
1. 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
2. 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 |
3.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 |
4. 计划经济的制度悖论 |
二、 1930-1957: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
(一) 计划经济思潮的勃兴 |
1. 国际背景 |
2. 知识精英对计划经济的推崇 |
3. 国民党对计划经济也跃跃欲试 |
(二) 国民政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 |
1. 战前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 |
2. 抗战期间的“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 |
3. 战后的“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 |
(三) 跨越 1949:计划经济道路的延续性与继承性 |
1.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延续性 |
2. 新中国对民国计划经济资源的继承 |
(四) 新中国“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
1. “三大改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扫清障碍 |
2. “一五计划”的实施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 |
三、 1958-1975:“放权”改革对计划经济的破坏 |
(一)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 |
1. 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 |
2. 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共识 |
(二) 第一次“放权”改革 |
1. 毛泽东的“放权”思路 |
2. 中央经济权力的全面下放 |
3. “放权”改革被大跃进扭曲 |
4. “放权”对计划经济的破坏 |
(三) 第一次“收权”整顿 |
1. “收权”整顿决议的形成 |
2. “收权”整顿的具体措施 |
(四) 第二次“放权”改革 |
1. “哑铃型”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 |
2. 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越革命 |
3. “放权”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 |
(五) 第二次“收权”整顿 |
1. 周恩来恢复计划经济的努力 |
2. 邓小平恢复计划经济的努力 |
四、 1958-1975:“计划经济”还是“运动经济” |
(一) 苏联模式下的“中央计划经济” |
1. 计划经济的“完美”构想 |
2. 围绕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 |
3. 苏式中央计划经济的特点 |
(二) “延安模式”与“运动经济” |
1. 延安模式: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 |
2. 运动经济: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 |
3. 运动治国:毛泽东的运动经济思想 |
4. 激情退潮:运动经济的“失灵” |
(三) 从苏联专家在华境遇看计划经济的兴衰 |
1. 1958 年之前:苏联专家大显身手 |
2. 1958 年之后:苏联专家备受排挤 |
五、 苏式“计划经济”与中式“运动经济”之比较 |
(一) 运行机制之比较 |
1.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
2. “马钢宪法”与“鞍钢宪法” |
3. “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 |
4. 现代性的“异化”与现代性的“反动” |
(二) 运行效果之比较 |
1. 绩效比较 |
2. 质量比较 |
小结 |
六、 计划经济的“夭折”及其原因 |
(一) 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破坏 |
1. 中国徒有虚名的“五年计划” |
2. 中国没有认真搞过计划经济 |
3. 学界业已达成的基本共识 |
(二) 计划经济“夭折”的原因 |
1. 计划经济在农耕社会“水土不服” |
2. 严酷的政治环境压抑理性的声音 |
3. 中央领导人在经济路线上存在分歧 |
4. 计划经济与毛泽东的赶超战略相抵牾 |
5.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格格不入 |
6. 强大“革命惯性”的冲击 |
小结 |
七、 中苏两种迥异的“计划经济”对转轨的影响 |
(一) 两种“计划经济”的可逆性不同 |
1. 苏式计划经济的“不可逆性” |
2. 中式运动经济的灵活“可逆性” |
(二) 两种“计划经济”的可放弃性不同 |
1. “效率”方面的可放弃性 |
2. “公平”方面的可放弃性 |
3. 中国改革初期高度一致的社会共识 |
八、 1975-2013:计划经济从“重建”到“谢幕” |
(一) 1975-1978:计划经济的恢复重建 |
1. 改革的实质是恢复计划经济 |
2. 第三次经济“整顿” |
3. 重拾“马钢宪法” |
4. “大清朝、北大荒”现象 |
(二) 1979-2013:从“双轨经济”到“市场经济” |
1. 1979-1984: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
2. 1984-1987: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3. 1987-1991: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
4. 1992 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6)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一、病逝成都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三、死因重提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一、出身 |
二、新潮学生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一、见到列宁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三、被“抢救”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二、接管南京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四、恢复生产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一、入主上海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一、整风运动 |
二、鼓励鸣放 |
三、反右主将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二、乘风破浪 |
三、批评反冒进 |
四、无限崇拜 |
五、“急先锋”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三、大炼钢铁 |
四、“技术革命” |
五、“全国一盘棋”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一、推波助澜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三、短暂的纠“左” |
四、不服输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一、再度转向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三、打击刘顺元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一、工业再跃进 |
二、“救命稻草” |
三、“穷过渡”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一、更上层楼 |
二、保钢 |
三、农村危局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二、不同的反思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三、“四清”运动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一、“大写十三年”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三、高潮的背后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一、与江青合作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结语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检视 |
1.3 研究内容、路线、方法及主要创新 |
2 城市圈府际关系理论基础 |
2.1 区域经济理论视角 |
2.2 公共管理理论视角 |
2.3 本章小结 |
3 府际关系内涵与格局 |
3.1 府际关系涵义 |
3.2 府际关系主体范围 |
3.3 府际关系格局 |
3.4 本章小结 |
4 城市圈府际关系理论模型建构 |
4.1 城市圈府际关系内涵 |
4.2 城市圈府际关系类型 |
4.3 城市圈府际关系特征与表现 |
4.4 城市圈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4.5 城市圈府际关系模型 |
4.6 本章小结 |
5 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主体及特征 |
5.1 武汉城市圈界定及成员 |
5.2 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主体及行政特征 |
5.3 区域经济视角下武汉城市圈结构分析 |
5.4 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的区域经济特点 |
5.5 本章小结 |
6 武汉城市圈府际合作:演变及成绩 |
6.1 武汉城市圈府际合作演变历程 |
6.2 武汉城市圈府际合作成绩 |
6.3 本章小结 |
7 武汉城市圈府际竞争:府际关系困境 |
7.1 利益:武汉城市圈府际竞争解读起点 |
7.2 府际竞争:武汉城市圈利益及结构交互必然 |
7.3 府际合作问题:耦合动力苍白 |
7.4 本章小结 |
8 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治理 |
8.1 调整行政区划或重设政府层级:循环的逻辑悖论 |
8.2 武汉城市圈分层发展:从“1+8”到“1+4+4” |
8.3 建立区域利益分享及补偿机制 |
8.4 武汉城市圈多中心治理方案 |
8.5 本章小结 |
9 结论及展望 |
9.1 府际关系主体:“政府”是什么? |
9.2 “科层金字塔”府际关系格局 |
9.3 城市圈府际关系动力机制:耦合动力是关键? |
9.4 城市圈府际关系内容模块: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 |
9.5 城市圈府际关系表现模块:“竞合”与“竞冲” |
9.6 区域经济视角下武汉城市圈相对劣势成因 |
9.7 武汉城市圈分层发展:没有武汉市怎么办?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8)超越边界的治理 ——基于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核心概念辨析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四、个案概况 |
五、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六、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第一章 城市圈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析 |
第一节 城市圈管理的相关理论基础 |
一、城市区域发展理论简述 |
二、经济学理论 |
三、政治学理论 |
第二节 世界大都市区管理体制的实践探析 |
一、政府权威型治理模式 |
二、功能组织型治理模式 |
三、市场型治理模式 |
四、亚洲地区规划型治理模式 |
第三节 从机构改革到治道变革——世界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变迁轨迹 |
一、“一个大都市区,一个政府” |
二、“多个决策中心,一个巨大的公共市场” |
三、“更小的政府,更多的治理” |
小结 |
第二章 基础与动力:武汉城市圈的演进图景 |
第一节 武汉城市圈的基础条件 |
一、武汉城市圈的地缘基础 |
二、武汉城市圈的文化科技资源 |
三、武汉城市圈的空间联系网络 |
四、武汉城市圈的历史发展溯源 |
第二节 市场机制:武汉城市圈形成的自组织力 |
一、市场机制推动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区域经济分工合作 |
二、市场机制推动产业集群形成,促进城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 |
三、市场机制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成城市圈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
第三节 政府行为:武汉城市圈建设的他组织力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控力 |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导引力 |
三、湖北省政府竞争行为的强化力 |
四、武汉城市圈均衡发展的协调力 |
小结 |
第三章 破壁之变局: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困境 |
第一节 武汉城市圈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一、武汉城市圈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位 |
二、武汉城市圈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
三、武汉城市圈公共需求表达困难 |
第二节 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衡问题 |
一、武汉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差距较大 |
二、武汉城市圈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的城乡分割 |
三、武汉城市圈公共教育资源与公共医疗服务配置不均衡 |
第三节 城市圈公共事务的治理失效 |
一、城市圈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地悲剧” |
二、“一城独大”的城市圈格局 |
三、城市圈“碎片化”的产业结构 |
小结 |
第四章 超越边界的治理:武汉城市圈的治道之变 |
第一节 同圈同理:重塑城市圈跨界治理理念 |
一、从一元到多元的城市圈治理主体理念 |
二、从单向度到多向度的城市圈权力关系理念 |
三、从分立到融合的城市圈一体化理念 |
第二节 同圈同构:构建城市圈多维治理结构 |
一、建立武汉城市圈行政系统内部组织结构 |
二、构建武汉城市圈行政系统外部共治结构 |
第三节 同圈同制:构建城市圈跨界治理制度 |
一、“政府主导”构建武汉城市圈合作协调机制 |
二、“政府清障”构建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制度规范 |
三、“政府分配”构建武汉城市圈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科研成果目录 |
(9)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的一般性论述 |
第一节 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中意识形态的塑形 |
第二节 博览会与城市经济 |
第三节 博览会与城市形象 |
第二章 近代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 |
第一节 近代武汉城市社会之变动推动博览会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
第二节 近代武汉参加国内外博览会之概况 |
(一) 近代武汉参加国外博览会概况 |
(二) 近代武汉参加国内博览会之概况 |
第二节 近代武汉举办博览会之概况 |
(一) 武汉举办博览会之萌芽 |
(二) "我华万国博览会之起点"——武汉劝业奖进会 |
(三) 民国时期武汉举办的国货展览会 |
(四) 民国时期武汉举办的其他展览会 |
第四节 近代博览会事业推动武汉城市社会之发展 |
第三章 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武汉社会环境与展览会事业的兴起 |
第二节 1949至1979年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的互动影响 |
附表(一) 建国初期三十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展览会 |
附表(二) 建国初期三十年在武汉举办的外国展览会 |
第四章 1980年代以来会展业与武汉城市社会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下武汉城市经济社会之变迁 |
第二节 1980年代以来武汉博览会事业概况 |
第三节 武汉重要展会介绍 |
(一) "机博会" |
(二) "光博会" |
(三) "食博会" |
(四) "农博会" |
第四节 博览会对当代武汉城市发展的作用 |
(一) 场馆与武汉城市的发展规划 |
(二) 博览会与武汉经济的发展 |
第五节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优势与机遇 |
(一)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优势 |
(二)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机遇 |
第六节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劣势与挑战 |
(一)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劣势 |
(二) 武汉发展博览会事业的挑战 |
附表:1982—1997年在武汉举办的展览(销)会一览表 |
结语 |
一、对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 |
二、为何要大力发展会展业 |
三、如何促进武汉博览会事业优化发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10)“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实践意义 |
1.2.2 论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3.3 县域经济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1.5 研究方法和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来源 |
1.5.3 技术路线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6.1 选题的前沿性 |
1.6.2 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
1.6.3 在实证上有所创新 |
1.6.4 在政策上有所创新 |
1.6.5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与实践: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
2.1 引言 |
2.2 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及其对县域经济的启示 |
2.2.1 关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经典理论 |
2.2.2 关于区位布局传统理论 |
2.2.3 关于空间经济组织的理论 |
2.2.4 区域核心竞争力理论 |
2.2.5 县域经济发展经典理论的评述 |
2.3 发达国家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 |
2.3.1 美国的县域发展 |
2.3.2 法国的县域发展 |
2.3.3 日本的县域发展 |
2.4 国内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
2.4.1 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解析:基于系统论的分类 |
2.4.2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解析 |
2.5 启示与借鉴 |
2.5.1 国外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借鉴 |
2.5.2 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启示 |
第3章 “中部崛起”与湖北县域经济发展 |
3.1 引言 |
3.2 “中部崛起”的历史背景 |
3.2.1 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 |
3.2.2 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 |
3.2.3 中部地区发展的困境:"中部塌陷" |
3.2.4 中部地区的发展趋势:"边缘化" |
3.3 “中部崛起”战略的现实背景 |
3.3.1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的背景 |
3.3.2 “中部崛起”战略的区域定位 |
3.3.3 “中部崛起”战略的发展策略:“点-轴”开发模式 |
3.4 “中部崛起”与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
3.4.1 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推进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 |
3.4.2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形成重要支撑 |
3.5 小结 |
第4章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历史演化与现状特征 |
4.1 引言 |
4.2 湖北省县域分布的基本情况 |
4.2.1 湖北县域地理分区 |
4.2.2 湖北县域人口分区 |
4.2.3 湖北县域自然资源分区 |
4.2.4 湖北县域生态资源分区 |
4.3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化:1978-2008 |
4.3.1 第一个时期:县域经济起步阶段(1978-1981年) |
4.3.2 第二个时期:县域经济快速改革阶段(1982-1992年) |
4.3.3 第三个时期:县域经济快速成长期(1982-1992年) |
4.3.4 第四个时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时期(2002年至今) |
4.4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4.4.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1999-2008 |
4.4.2 当前湖北县域经济总体分析:2009 |
4.4.3 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分县分析 |
4.4.4 湖北省县域经济的比较分析 |
4.5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
4.5.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4.5.2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困境 |
4.6 结论 |
第5章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评价 |
5.1 引言 |
5.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评价 |
5.2.1 评价指标选择 |
5.2.2 分析方法 |
5.2.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数量评价 |
5.2.4 县域梯度划分及结果分析 |
5.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空间分布评价 |
5.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5.3.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自相关分析 |
5.4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
5.4.1 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关系 |
5.4.2 研究方法 |
5.4.3 湖北省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耦合 |
5.4.4 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耦合关联的空间差异分析 |
5.5 小结 |
第6章 “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 |
6.1 引言 |
6.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与反思 |
6.2.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 |
6.2.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 |
6.2.3 破解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困境的选择:组团发展模式 |
6.3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的基本理论 |
6.3.1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前提 |
6.3.2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规律 |
6.3.3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分工-合作”类型分析 |
6.4 案例:中原县域组团 |
6.4.1 中原县域经济组团 |
6.4.2 中原县域组团发展模式 |
6.4.3 中原县域组团发展成效 |
6.5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分析 |
6.5.1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格局 |
6.5.2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策略 |
6.5.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支撑体系 |
6.6 小结 |
第7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分析 |
7.1 引言 |
7.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点-轴”演化 |
7.2.1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点-轴”演化 |
7.2.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问格局演化的驱动因素 |
7.3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点-轴”布局特征分析 |
7.3.1 湖北省“点-轴”发展现状 |
7.3.2 湖北省“点-轴”发展特征 |
7.3.3 湖北省“点-轴”发展问题 |
7.4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湖北省“点-轴”空间布局评价 |
7.4.1 基于城市首位度的经济空间分析 |
7.4.2 湖北省极点城市综合实力评价 |
7.4.3 基于断裂点理论的经济空间分析 |
7.5 基于县域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优化路径选择 |
7.6 小结 |
第8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分析 |
8.1 引言 |
8.2 湖北省县域产业评价 |
8.2.1 湖北县域产业结构评价 |
8.2.2 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影响分析 |
8.3 湖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与困境 |
8.3.1 湖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
8.3.2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
8.3.3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特点 |
8.3.4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困境 |
8.4 “组团发展”下湖北县域产业集群的优化 |
8.5 湖北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
8.6 小结 |
第9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
9.1 引言 |
9.2 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9.2.1 投资与经济增长 |
9.2.2 贸易与经济增长 |
9.2.3 制度与经济增长 |
9.2.4 文化与经济增长 |
9.3 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理论命题 |
9.3.1 制度变迁因素 |
9.3.2 资本因素 |
9.3.3 产业结构因素 |
9.3.4 自然与区位因素 |
9.3.5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三个理论命题 |
9.4 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9.4.1 模型 |
9.4.2 数据的来源 |
9.4.3 变量涵义及选择依据 |
9.4.4 实证分析 |
9.4.5 模型分析 |
9.5 结论 |
第10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
10.1 引言 |
10.2 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行政体制约束分析 |
10.2.1 “市管县”体制:围绕县域经济发展的四个悖论 |
10.2.2 “省管县”的可行性 |
10.2.3 湖北省的"省管县"改革 |
10.3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影响 |
10.3.1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积极影响 |
10.3.2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消极影响 |
10.4 县域经济集群发展下政府协作的博弈分析 |
10.4.1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假设 |
10.4.2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构建 |
10.4.3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分析 |
10.4.4 基于博弈模型的促进县政府之间合作的创新策略解析 |
10.4.5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结论 |
10.5 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协作模式选择 |
10.5.1 大都会区政府协作模式 |
10.5.2 国内县政府间自主协调模式: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例 |
10.5.3 省级政府派出机构协调模式:以长株潭一体化为例 |
10.5.4 联合党委领导下的协调模式:以乌昌一体化为例 |
10.6 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中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
10.6.1资源整合机制 |
10.6.2 利益分配机制 |
10.6.3 有效监督机制 |
10.6.4 政府考核机制 |
10.6.5 推动撤县设区,促进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 |
10.6.6 加快区域性设施网络建设,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 |
10.7 小结 |
第11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武汉经济协作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第八次会议在大冶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J]. 周小华. 武汉学研究, 2019(01)
- [2]多维空间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治理研究[D]. 郭细根.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3]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D]. 王光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4]空间重构与功能重塑:1958年江苏省十县划入上海市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D]. 贾璐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01)
- [5]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D]. 朱君奇. 曲阜师范大学, 2014(02)
- [6]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7]武汉城市圈府际关系研究[D]. 徐宛笑.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7)
- [8]超越边界的治理 ——基于武汉城市圈发展的阐释[D]. 郑迎春. 武汉大学, 2012(04)
- [9]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D]. 艾险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10]“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D]. 胡灿伟. 华中农业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