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非配额纺织品进口量大幅度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江平静[1](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棉花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
邵冰[2](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柳凌云[3](2020)在《中美棉花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及传导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作为世界农业生产大国,对全球涉农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对于棉花产业发展的影响也不例外,中美两国在全球棉花市场演变过程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是影响中美两国棉花现货市场及棉花现货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自201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棉花现货价格和美国棉花现货价格均表现出不同情况的异常波动。本研究在对中美两国棉花现货市场现状分析的基础之上,以中国棉花现货价格和美国棉花现货价格的月度数据为样本构建MS-VAR模型,测定中美棉花现货价格的波动状态转换特征;从不同区制动态转换的视角,探寻中美间棉花现货价格的传导效应;在定性分析中美棉花市场价格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取中美两国棉花现货价格,涤纶市场价格,中国进口棉花价格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4个因素,构建TVP-VAR模型,测定动态非线性条件下各因素对中美两国棉花现货价格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棉花现货价格波动具有稳定波动状态和不稳定波动状态,其中不稳定波动又分为上升型波动和下降型波动。因此中美棉花现货价格波动传导效应具有明显的时变性当棉花价格处于上升波动或下降波动期时,波动幅度更大。中美棉花现货价格均在稳定波动期,持续、累计的时间更长。棉花价格处于不稳定波动期时,美国棉花现货价格对中国棉花现货价格的传导性增强。因此中美棉花现货价格波动具有不对称性。中美棉花现货价格,涤纶市场价格,中国进口棉花价格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对中美两国棉花现货价格具有传导效应。其中,中美棉花现货价格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冲击影响最大,受涤纶市场价格冲击影响最小。中美贸易摩擦会导致中美两国棉花现货价格产生波动。中美贸易摩擦短时间内对中美两国棉花现货价格传导不显着,但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使中国棉花现货价格对中国进口棉花价格以及美国棉花现货价格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吴庆君[4](2020)在《中国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评价与模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农产品贸易被纳入WTO谈判议程以来,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就成为谈判的重要内容。自2005年5月起,我国对进口棉花实行双关税政策,即89.4万吨税率为1%的关税配额加一定数量的滑准税配额,对配额外棉花征收40%的固定关税。由于我国棉花长期供不应求,且进口数量往往超出配额量,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有学者指出关税配额和滑准税并非有效率的政策工具,应该彻底取消。近年来我国棉花产业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国家加大了对棉花生产者的支持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的补贴保障棉农利益,稳定棉花生产;二是棉花产业发展从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确立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在国内补贴背景下,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使棉花及相关产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受益,从而增加国家整体经济福利,这对完善我国棉花贸易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本文分别利用质性访谈法和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对我国棉花进口关税政策的效果进行定性评价和定量分析,并对我囯棉花关税政策优化方向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双关税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抑制我国棉花生产成本的上涨,因此不能很好的实现稳定国内棉花生产、保障棉农收益的既定目标;滑准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低质低效的棉花生产。第二,双关税政策的效果受国内支持政策的影响显着。双关税政策执行之初有效抑制了棉花的大量进口,平抑了棉花市场价格波动,还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棉花进口结构和国内棉花资源配置。但是随着国内棉花支持政策的调整,双关税政策产生了一系列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国内棉花临时收储政策时期最为严重。第三,在目标价格补贴时期,双关税政策发挥了较好的政策效果。目标价格补贴保障了棉农收益,同时国内棉花价格形成回归市场,这一时期的双关税政策有效平衡了棉农和纺织企业的利益,既让纺织企业获得较低税率的进口棉花以保障生产,又限制了棉花大量进口。第四,双关税政策的调整要视目标价格补贴标准而定。首先确定引导棉花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的合理目标价格,并以此锚定关税税率的上限,然后以追求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优化双关税政策。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短期内可以继续保留双关税政策,适当降低滑准税税率。按照WTO规则要求制定合理的目标价格,并以此作为确定滑准税率上限的前提;长期内逐步取消双关税政策,实行单一、透明的关税政策。第二,完善棉花调控政策体系,优化政策组合配置,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棉花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对价格风险预防和监控。第三,推进国内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产棉花竞争力;同时努力改善贸易环境,拓宽进口渠道,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侯菁[5](2020)在《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历史交往悠久,自古以来贸易往来较为密切。1995年到2019年间,中国与东盟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84.5亿美元扩大至6414.9亿美元,共增长34.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5.9%,随着双边贸易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攀升,同时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统计,从1995年至2019年间,中国共遭受350起保障措施案件,其中东盟国家对中国发起了64起保障措施案件,占据全球总量的18.29%。显而易见,中国已经成为东盟国家进行保障措施的主要目标成员国。但同时,对源自中国的产品实施保障措施,通过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手段限制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无疑会在多个方面影响到东盟各成员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综合来看,具体会对东盟国家的整体福利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目前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状况、存在的贸易摩擦、保障措施的实施以及GTAP模型的应用相关文献,结合保障措施的相关理论,从保障措施的概念、特征和实施条件出发,介绍了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实施现状,以及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相关情况。并基于此,从国际、东盟和中国三个视角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遭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原因进行阐述,同时实例补充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接着,采用局部均衡模型为主要工具,从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三方面,分别对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进行分析,加总整合出实施不同保障措施手段对国家净福利的影响。最后,利用GTAP模型,分别采取四种不同的冲击条件进行政策模拟,从而验证第五章的理论分析结果,并明确指出保障措施对一国GDP、贸易条件、进出口、产业产出和社会福利等宏微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尝试提出中国应对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东盟对华保障措施频发的原因,主要包括国际方面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以及WTO制度体系存在的缺陷,东盟国家自身的贸易失衡、竞争力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自身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企业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同时运用实例补充分析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主要包括东盟钢铁产业是东盟重点保护和扶持的弱势产业以及东盟对中国钢铁产品的恶性抵制,还有中国钢铁产能增长过快、产品结构不合理以及产业集中度偏低等。在此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重点分析了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对双边及其他周边国家产生的福利效应,其中,理论分析方面,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中国钢铁产品设置的包括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各种贸易限制,对东盟国内带来的福利效应是利还是弊尚不能明确;实证分析方面,利用GTAP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必然会对中国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东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正向影响产生,可一旦中国跟进采取报复性措施,对源自东盟国家的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征收25%的关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GDP、进口数量、贸易条件和福利变动均为负向影响,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却是最终的受益者。由此,最后提出中国应加强政府间交流合作与政治互信、完善行业协会的相关职能、改善企业出口结构以及东盟各国应基于自身发展情况,分别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卢晓菲[6](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谭琳元[7](2020)在《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消费结构不断发生改变,肉蛋奶等畜产品和啤酒的消费需求快速增加,作为优良的饲料和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麦消费需求刚性增加。然而,大麦生产却没有随之增加,国内供给出现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大麦进口大幅快速增加,严重冲击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价格大幅下降、生产规模严重萎缩。鉴于大麦进口大量增长导致国内产业遭受严重损害,中国商务部于2018年11月和12月分别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调查,以期对国内大麦产业进行救济,保障大麦产业安全。因此,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的影响,阐明进口影响的具体表现,防范进口的消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制定与完善大麦进口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等方面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市场供给与需求、价格传导、局部均衡等理论,采用实地调研、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首先对大麦进口贸易现状、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剖析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其次,在描述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市场价格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再次,采用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评估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最后,采用中国农业产业模型,构建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通过设定不同的大麦进口关税提高情景方案,模拟分析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价格、生产、消费及进口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大麦进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大麦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抵御进口冲击,影响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无竞争力、品质难以满足加工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水平较低。(2)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与损害。首先,大麦进口价格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传导影响,影响程度高达18.11%,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影响程度最高达20.43%;其次,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生产具有显着挤出影响,影响程度达7.11%。大量低价进口大麦挤占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市场需求下降,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农民种植积极性降低,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产量持续下降。(3)大麦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大麦进口集中度过高,进口依存度显着上升,自给率大幅下降,产业控制力减弱,威胁产业安全发展。(4)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产业具有重要影响。以最大大麦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为例,在《中澳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实行零关税为参照,关税分别提高到3%、12%和20%,大麦饲用消费需求量将分别下降3.50%、12.29%和16.77%,对国内大麦饲用需求影响显着;国内大麦价格分别上涨2.89%、11.54%和19.23%,种植面积分别增加0.43%、1.64%和2.48%,总产量分别提高1.00%、3.86%和5.88%,对国内大麦产业起到一定的保护效应;大麦净进口量分别下降2.20%、7.82%和10.84%,产生一定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救济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适度进口大麦,减小进口冲击;推动大麦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进口依赖风险;加大政策支持与保护,提高国内大麦综合生产能力;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保障中国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周玲玲[8](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王宇鹏[9](2020)在《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初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发展增速期。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转向寻求区域贸易安排的解决方案。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快了对外商谈自贸区的步伐。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开始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一些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此背景下于2013年启动谈判,于2019年2月生效。欧日EPA是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自由化程度高,内容丰富。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欧日达成EPA对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社会福利和气候环境等都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将对其他自贸协定起到示范作用,决定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全球治理模式的调整。中国是欧日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欧日EPA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投资、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中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全球自贸区战略,当前面临着多边贸易体制深刻调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尚未完全平息等诸多风险挑战。欧日EPA将对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和开放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欧日EPA协定的效应作为研究主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欧日EPA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二是欧日EPA对中国在宏观经济、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劳工环保、规则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一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传统和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欧日自贸区的贸易投资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引力模型、GTAP模型和LMDI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二是运用历史与现实对照分析的方法,理清近二十年来欧日贸易投资的发展历程,来解释当下欧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态势问题;三是将微观的产业研究与宏观的经济贸易研究统一起来,不但从经济总量、贸易和投资格局等角度探究贸易投资发展潜力,又从微观层面的具体产业和产品入手,探究竞争性和互补性问题;四是综合运用横向与纵向对比方法,既对欧日经贸合作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阐述,也对中国和欧日的贸易投资规模、结构和竞争力水平进行横向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内容如下:首先是引言和文献综述理论探索。接下来主要探讨了欧日签署EPA的背景和基础,对欧日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贸易结合度指数、互补性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欧日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GI指数对欧日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展开研究。其次分析了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投资自由化四方面介绍了协定的框架内容,从公司治理、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补贴和国企、贸易救济等九个方面阐述了欧日协定在规则上与以往自贸协定相比的主要特点。再次阐述欧日EPA的经济效应,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着手。理论分析方面,从贸易自由化视角和比较优势视角分析了贸易效应,从投资转移效应和投资创造效应两方面探讨投资效应,同时阐述了竞争效应和轮轴-辐条效应。实证分析方面,基于引力模型,对欧日EPA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GTAP模型,研究了EPA协定对欧日GDP、贸易条件、要素回报、福利水平、各部门产出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的影响。然后对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展开分析。一是社会效应,理论层面,从就业创造、保障劳工权利和公民社会参与劳工政策磋商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GTAP模型分析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二是环境效应,理论层面,从环境产品和服务便利化、资源利用效率、废弃物产生量、监管能力和实施多边环境协定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LMDI模型将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进行分析。三是规则治理效应,主要分为补贴和国企、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政府采购等方面,分析对规则的引领作用。接下来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在梳理中国与欧日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日竞争性和互补性、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展开详细分析,然后重点是对中国的贸易、投资等经济影响以及国企补贴、可持续发展等规则治理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基于GTAP模型对中国的GDP、出口、要素回报、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环境等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如下:一方面是欧日EPA的效应。第一,双方的经济效应均是正向而明显的,日本在GDP、贸易、福利等方面获益程度高于欧盟。欧盟收益最大的是纺织服装皮革业,受损最大的是汽车制造业;日本产出获益最大的是汽车业,产出降幅最大的是乳制品产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均为负面,但降幅较小。第二,贸易促进效应明显,日本的进出口增幅均高于欧盟。其他经济体都遭受负面影响,但程度有限。日本的贸易条件改善,而欧盟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第三,双向投资的促进效应比较显着,欧日在投资领域放宽市场准入产生投资创造效应,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布局的调整引起投资转移效应。区外经济体对区内也产生投资转移和创造。第四,社会和环境效应明显。社会效应方面,改善双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升双方就业水平,实现对劳工权利的更好保护。环境效应方面,促进环境贸易便利化,对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加大了欧日对应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第五,对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方式影响深远,加严了补贴和国有企业规则纪律,对未来自贸协定的公司治理内容起到示范作用,引领全球政府采购规则主导权,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预做铺垫。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影响。第一,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GDP、福利水平、产出都是全球经济体中下降幅度较大的。但是负面效应总体可控。第二,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冲击,贸易转移效应比较明显,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与欧日的出口产品结构存在差异化,影响有限。受损最大的是对欧电子设备出口和对日纺织服装皮革出口。第三,对中国吸引投资造成较大压力,可能使部分对华投资转移至欧日。第四,对中国劳工和环保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劳工和环境高标准对中国造成相当压力,挑战中国政策底线。另一方便有助于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对中国的规则制定和治理模式兼具机遇和挑战。既企图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又可倒逼我深化改革。为此,本文提出五点政策建议:一是以大型自贸伙伴为重点,推动尽快结束或实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RCE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二是抓住一大批中小型经济体,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三是显着提高自贸协定的自由化水平,扩大服务业开放,改善营商环境,争取在新规则议题上有实质性突破。四是加强与自贸区相适应和配套的国内政策调整,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处理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平衡关系,以实际行动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仅分析欧日EPA的经济影响,还创新性地使用了LMDI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维度,分析了欧日自贸区的环境效应。此外,本文还阐述了协定对于全球规则制定和治理体系的影响,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补贴、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对于中国在学习借鉴全球领先的自贸区模式和规则、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有启示作用。
姜雯昱[10](2019)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研究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问题,是导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增加值视角下贸易隐含碳核算及绿色贸易利益评估研究》(项目编号:19BTJ009)的前期成果。贸易利益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的出发点。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使生产链逐渐拉长,中间品贸易越来越频繁,如何真实地衡量一国对外贸易利益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随着生产与消费的跨国分离现象越来越普遍,贸易引致的隐含碳排放会通过国际贸易跨境转移而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碳泄漏”现象。这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如“一带一路”的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位置,还需要承担巨大的贸易环境成本。然而,一直以来,对于贸易利益的衡量却没有将贸易环境成本纳入其核算范围中,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极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更不利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观下,我们不能忽视贸易引致的环境成本,需要通过构建绿色贸易利益指标,将贸易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衡量中,以求真实地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利益水平。关于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测度和构建绿色投入产出表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虽然,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对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今后研究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奠定了基础。但是,前两方面的研究只单一测度了贸易的环境成本,极少有研究尝试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核算框架中。同时,有部分学者开创式地构建了包含绿色因素在内的绿色投入产出表来测度绿色贸易利益的相关研究。虽然,这拓展了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方法,但是仅能从一国单边贸易进行研究,不能从双边贸易层面来测度一国的绿色贸易利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将贸易隐含碳转移净额作为贸易环境成本,以碳排放权价格作为媒介将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以测度绿色贸易利益。这无疑拓展了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方法。但是,这一测度方法是基于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真实的贸易利益来源与去向,更难以全面地反映贸易引致的环境成本。因此,本论文将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出现的新型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增加值贸易视角,借鉴绿色GDP的核算思路,构建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以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对纠正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绿色贸易利益的偏差,为特别是如“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争端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谈判中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有着一定的现实和实践意义。首先,本论文在界定贸易利益的内涵基础上,将环境成本因素纳入贸易利益中,界定了绿色贸易利益的概念。贸易利益不仅是指一国(地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取的要素收益,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人类福利水平的改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观下,本论文界定绿色贸易利益是指将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之后,获得的真实贸易利益水平,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福利为着眼点,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对绿色贸易利益的相关理论和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在理论方面,对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分配、贸易利益与环境的关系、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碳足迹及碳减排政策、投入产出理论等进行了梳理,为绿色贸易利益的测度奠定理论基础。在测度方法上,对不同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增加值贸易视角下贸易隐含碳测度方法及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方法进行了对比,为构建模型提供测度方法支撑。接着,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构建了统一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下的核算框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越来越频繁,产品价值的构成更加复杂化,来源也更加多元化。这是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难以测度的部分。因此,本论文采用了总贸易核算法,将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分解为16个价值增值部分,以追溯一国贸易品的来源与去向。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构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模型。最后,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构建增加值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模型,将增加值贸易、贸易隐含碳和绿色贸易利益统一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核算框架下,以真实反映一国的绿色贸易利益。为了全面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利益水平,既构建了一国单边贸易的测度模型,也构建了双边贸易的测度模型。进而,基于构建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以中国单边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为例,测度了中国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基于构建的绿色贸易利益模型,从总体、行业和国家(地区)三个层面,依次测度了中国单边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情况、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及转移规模。通过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将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测度了中国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基于以上测度与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的计算结果相比,以增加值贸易为新型国际贸易统计视角更能准确与合理地考察一国对外贸易利益水平。第二,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采用总贸易核算法,并将其引入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度模型中,在此基础上,测度绿色贸易利益,不仅能全面反映一国贸易品及贸易品的隐含碳排放来源和流向,能克服中间品的价值增值及引致的其他国家碳排放难以测度的局限性,更能克服中间品的绿色贸易利益难以被排除在外的局限性。第三,将贸易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测度框架中,构建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来测度一国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更能真实地考察一国对外贸易的获利情况。第四,从中国单边贸易来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位置,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中的贸易隐含碳转出国家,但是,贸易环境成本指数不断下降,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处于顺差状态。第五,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而美国处于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在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隐含碳转出地位,但是,贸易环境成本指数不断下降,获取的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不断增长。最后,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应该建立以增加值为贸易统计口径的新贸易统计方法,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全面考察一国的对外贸易价值增值、贸易隐含碳及绿色贸易利益。第二,正确认识对外贸易所获取的贸易利益与贸易引致的环境成本,积极构建反映贸易利益与环境成本相结合的绿色贸易利益指标体系,真实测度一国的对外贸易利益水平。第三,积极转变中国以进口中间产品,再加工出口最终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加大如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等高附加值和低碳排放的对外贸易行业比重,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本质上提升获取对外贸易利益的能力。第四,大力提升贸易结构的低碳化程度,引进大量低碳技术和使用清洁能源等,以实现中国的碳减排目标。第五,根据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绿色贸易利益水平,制定差异化的贸易与环境政策。
二、美国非配额纺织品进口量大幅度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非配额纺织品进口量大幅度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7.1.1 目标明确 |
7.1.2 重点突出 |
7.1.3 灵活运用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美棉花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及传导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关于农产品价格比较的研究 |
1.3.2 关于中美棉花政策的研究 |
1.3.3 关于棉花价格的研究方法 |
1.3.4 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目标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棉花价格波动 |
2.1.2 棉花价格传导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产品市场供给与需求理论 |
2.2.2 空间市场整合理论 |
2.3 理论框架 |
第三章 中美棉花市场现状分析 |
3.1 各主产区分布 |
3.1.1 中国棉花主产区 |
3.1.2 美国棉花主产区 |
3.2 种植面积与产量 |
3.2.1 中国棉花种植面积与产量 |
3.2.2 美国棉花种植面积与产量 |
3.3 库存、消费与进出口情况 |
3.3.1 中国棉花库存、消费及进口 |
3.3.2 美国棉花库存、消费及出口 |
3.4 中美间棉花进出口贸易 |
3.4.1 棉花进出口结构 |
3.4.2 中美服装及纺织品进出口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MS-VAR的中美棉花现货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
4.1.1 研究方法 |
4.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2 中美棉花现货价格转态转换效应分析 |
4.2.1 平稳性检验 |
4.2.2 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 |
4.2.3 区制状态分析 |
4.3 中美棉花现货价格关联效应分析 |
4.4 中美棉花现货价格传导效应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TVP-VAR的中美棉花现货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
5.1 棉花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 |
5.1.1 需求因素 |
5.1.2 供给因素 |
5.1.3 制度性因素 |
5.1.4 随机性因素 |
5.1.5 指标选取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数据来源 |
5.3 数据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5.3.1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
5.3.2 滞后阶数确定 |
5.4 中美棉花现货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4.1 模型估计结果 |
5.4.2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5.4.3 时变点脉冲响应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6.1.1 棉花价格波动特征 |
6.1.2 棉花价格影响因素 |
6.2 对策建议 |
6.2.1 保障棉花稳定供给,加大棉花产业扶持力度 |
6.2.2 完善棉花产业支持政策,健全棉花市场预警机制 |
6.2.3 缓解棉花市场供需矛盾,注重关联市场调控 |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中国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评价与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目标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目标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中国棉花市场开放对世界棉花市场的影响 |
1.3.2 关税配额政策影响相关研究 |
1.3.3 滑准税政策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 |
1.3.4 文献述评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图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双关税政策 |
2.2 理论基础 |
2.2.1 国际贸易相关理论 |
2.2.2 农产品保护相关理论 |
2.2.3 理论评述 |
第三章 棉花进口关税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关税配额的经济影响 |
3.1.1 关税配额的经济效应分析 |
3.1.2 扩大配额的经济效应 |
3.2 滑准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
3.3 国内支持与双关税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
3.3.1 国内补贴与关税配额的组合效应 |
3.3.2 国内补贴与滑准税政策的相互作用 |
3.3.3 目标价格补贴背景下的关税政策选择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双关税政策对棉花及相关产业的影响 |
4.1 中国棉花进口关税政策演变 |
4.1.1 入世前的棉花市场进口政策 |
4.1.2 入世承诺的棉花关税政策 |
4.1.3 入世后关税政策的履行及调整 |
4.2 国内棉花生产 |
4.3 棉花贸易 |
4.3.1 棉花进出口现状 |
4.3.2 棉花进口来源与进口安全性 |
4.4 纺织、服装业发展 |
4.4.1 双关税政策实施后纺织服装业概况 |
4.4.2 双关税政策对纺织行业发展的影响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与调整模拟 |
5.1 模型简介及研究方案设计 |
5.1.1 模型简介及数据处理 |
5.1.2 数据处理 |
5.2 双关税政策实施效果模拟 |
5.2.1 模拟方案设计 |
5.2.2 模拟结果及分析 |
5.3 双关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模拟 |
5.3.1 模拟方案设计 |
5.3.2 模拟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附件 |
(5)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简评 |
1.2.1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状况的研究 |
1.2.2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摩擦的研究 |
1.2.3 关于保障措施的研究 |
1.2.4 关于GTAP模型应用的研究 |
1.2.5 简要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WTO保障措施理论概述 |
2.1 保障措施概念及主要特征 |
2.1.1 保障措施的概念 |
2.1.2 保障措施的主要特征 |
2.1.3 与反倾销反补贴的对比特征 |
2.2 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
2.3 特别保障措施 |
2.4 实施保障措施的理论依据 |
2.4.1 幼稚产业保护论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第三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分析 |
3.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 |
3.1.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国别统计 |
3.1.2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行业统计 |
3.2 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 |
3.2.1 立案数量呈倒U型分布 |
3.2.2 国别分布相对集中 |
3.2.3 钢铁成为主要目标产业 |
3.2.4 最终保障措施实施比例高 |
3.3 主要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总体概况 |
3.3.1 印度尼西亚 |
3.3.2 菲律宾 |
3.3.3 马来西亚 |
3.3.4 泰国 |
3.3.5 越南 |
第四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分析 |
4.1 基于国际视角的原因分析 |
4.1.1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
4.1.2 WTO制度体系存在缺陷 |
4.2 基于东盟视角的原因分析 |
4.2.1 一直存在贸易失衡 |
4.2.2 东盟国家竞争力的差异 |
4.2.3 中国威胁论 |
4.3 基于中国视角的原因分析 |
4.3.1 中国产品缺乏竞争力 |
4.3.2 中国出口企业秩序混乱 |
4.3.3 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
4.4 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分析 |
4.4.1 中国与东盟钢铁产品贸易情况 |
4.4.2 东盟方面的原因 |
4.4.3 中国方面的原因 |
第五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福利水平分析 |
5.1 自由贸易一般情况分析 |
5.2 提高关税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5.3 进口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5.4 关税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第六章 实证分析 |
6.1 GTAP模型的相关介绍 |
6.1.1 模型的基本原理 |
6.1.2 理论模型结构 |
6.2 GTAP模型的设定 |
6.2.1 数据的处理 |
6.2.2 模拟情景的设定 |
6.3 GTAP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3.1 创新点 |
1.3.2 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2.2.1 关税测算法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2.2.3 文本提取法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4.1.2 出口升级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4.2.1 基本假设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5.1.1 数据来源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5.3 稳健性检验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5.3.2 非关税壁垒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5.5 机制分析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5.5.2 沉没成本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6.1.1 数据说明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6.3 稳健性检验 |
6.3.1 序列相关 |
6.3.2 逆向因果 |
6.3.3 入世效应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6.4 企业异质性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6.5 行业异质性 |
6.5.1 价值链嵌入 |
6.5.2 技术水平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6.6.1 国家差异性 |
6.6.2 收入水平 |
6.7 机制检验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6.8 本章小结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7.1.1 数据来源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7.3 稳健性检验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7.4 异质性影响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7.5 机制检验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7)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
1.2.2 进口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1.2.3 大麦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1.5.1 研究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粮食安全 |
2.1.2 大麦产业 |
2.1.3 进口安全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产品贸易理论 |
2.2.2 产业安全理论 |
2.2.3 价格传导机制理论 |
2.2.4 投资挤出机制理论 |
2.2.5 局部均衡理论 |
第三章 中国大麦进口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3.1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现状 |
3.1.1 大麦进口数量大幅快速增加 |
3.1.2 大麦进口价格波动性较大 |
3.1.3 大麦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
3.1.4 大麦进口依存度显着提高 |
3.2 中国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分析 |
3.2.1 大麦消费需求大幅快速增加 |
3.2.2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分析 |
3.2.3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路径分析 |
4.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的传导影响路径分析 |
4.1.1 大麦进口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国内大麦价格 |
4.1.2 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比较收益降低 |
4.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生产的挤出影响路径分析 |
4.2.1 进口挤占国内市场空间,抑制大麦生产 |
4.2.2 国内大麦供给不足,产需缺口不断扩大 |
4.2.3 自给率显着下降,影响大麦产业安全 |
4.3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分析 |
4.3.1 大麦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 |
4.3.2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估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5.1.1 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2 实证分析 |
5.2.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5.2.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的模拟分析 |
6.1 局部均衡理论模型 |
6.2 中国农业产业模型 |
6.2.1 模型介绍 |
6.2.2 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 |
6.2.3 模型参数 |
6.2.4 稳健性检验 |
6.3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情景模拟 |
6.3.1 情景模拟分析步骤 |
6.3.2 情景模拟方案设定 |
6.3.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调整和完善大麦进口贸易政策,降低进口冲击与损害 |
7.2.2 建立健全大麦产业支持政策,提高国内生产能力 |
7.2.3 实施大麦科技创新政策,增强国际竞争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历 |
(8)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1.1.4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技术路线 |
1.2.3 研究方法 |
1.2.4 数据资料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1.3.1 研究创新 |
1.3.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2.4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5.3 链接机制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全球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点 |
1.1.2 欧盟和日本的自贸区战略 |
1.1.3 中国的自贸区战略 |
1.1.4 选题和研究目的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和逻辑框架 |
1.3.2 创新点和存在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探索 |
2.1 文献综述 |
2.1.1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文献综述 |
2.1.2 欧日自贸区效应的文献综述 |
2.1.3 文献评述 |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关理论 |
2.2.1 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2.2.2 自贸区相关理论 |
2.2.3 理论评述 |
第3章 欧日签署EPA的背景与基础 |
3.1 货物贸易情况 |
3.1.1 总体货物贸易情况 |
3.1.2 双边贸易情况 |
3.1.3 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
3.2 服务贸易发展 |
3.3 双向投资发展 |
3.4 比较优势分析 |
3.5 竞争优势分析 |
3.6 产业内贸易分析 |
第4章 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4.1 主要内容 |
4.1.1 货物贸易 |
4.1.2 服务贸易 |
4.1.3 非关税壁垒 |
4.1.4 投资自由化 |
4.2 主要特点 |
第5章 欧日EPA的经济效应 |
5.1 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5.1.1 贸易效应 |
5.1.2 投资效应 |
5.1.3 竞争效应 |
5.1.4 轮轴-辐条效应 |
5.2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
5.2.1 模型简述 |
5.2.2 数据与方法 |
5.2.3 结果分析 |
5.3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5.3.1 关税削减程度 |
5.3.2 模型和模拟方案 |
5.3.3 结果分析 |
第6章 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 |
6.1 社会效应 |
6.1.1 理论分析 |
6.1.2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6.2 环境效应 |
6.2.1 理论分析 |
6.2.2 基于LMDI模型的实证分析 |
6.3 规则治理效应 |
6.3.1 补贴和国有企业 |
6.3.2 公司治理和市场导向 |
6.3.3 可持续发展 |
6.3.4 政府采购 |
6.3.5 投资保护 |
第7章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
7.1 中国与欧日双边合作情况 |
7.1.1 双边贸易 |
7.1.2 双向投资 |
7.2 中国与欧日贸易分析 |
7.2.1 竞争性和互补性 |
7.2.2 比较优势 |
7.2.3 竞争优势 |
7.2.4 产业内贸易 |
7.3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7.3.1 理论分析 |
7.3.2 实证分析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1.1 欧日EPA的综合效应 |
8.1.2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8.2 政策建议 |
8.2.1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重要意义 |
8.2.2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贸易利益 |
1.2.2 增加值贸易 |
1.2.3 贸易隐含碳 |
1.2.4 绿色贸易利益 |
1.3 文献综述 |
1.3.1 贸易利益的测度研究 |
1.3.2 增加值贸易核算研究 |
1.3.3 贸易隐含碳核算研究 |
1.3.4 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 |
1.3.5 综合述评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主要创新点 |
2 绿色贸易利益的理论基础与测度方法 |
2.1 理论基础 |
2.1.1 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分配理论 |
2.1.2 绿色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分配理论 |
2.1.3 隐含流与碳足迹理论 |
2.1.4 投入产出理论 |
2.1.5 绿色贸易利益理论传导机制 |
2.2 测度方法 |
2.2.1 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下对外贸易利益测度方法 |
2.2.2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
2.2.3 贸易隐含碳测度方法 |
2.2.4 可持续发展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方法 |
3.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3.1 测度思路 |
3.2 模型构建 |
3.2.1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
3.2.2 对外贸易利益的价值增值分解与增加值贸易统计模型 |
3.2.3 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外贸易隐含碳测度模型 |
3.2.4 基于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的绿色贸易利益测度模型 |
3.3 数据处理 |
3.3.1 数据来源 |
3.3.2 数据处理 |
4 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下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4.1 中国单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测度与分析 |
4.1.1 增加值出口分析 |
4.1.2 增加值进口分析 |
4.1.3 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4.2 中美双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测度与分析 |
4.2.1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分析 |
4.2.2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进口分析 |
4.2.3 中美双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测度与分析 |
5.1 中国单边贸易下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及转移 |
5.1.1 中国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 |
5.1.2 中国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与来源结构 |
5.1.3 中国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与碳贸易条件指数 |
5.1.4 与以往的研究对比 |
5.2 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转移 |
5.2.1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 |
5.2.2 中国对美国增加值进口隐含碳排放与责任分担 |
5.2.3 中美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与碳贸易条件指数 |
5.2.4 与以往的研究进行对比 |
5.3 本章小结 |
6 基于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的中国绿色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6.1 中国单边贸易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6.1.1 中国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6.1.2 中国绿色增加值贸易环境成本指数分析 |
6.2 中美双边贸易下中国绿色贸易利益测度与分析 |
6.2.1 中国绿色增加值贸易净额分析 |
6.2.2 绿色增加值贸易环境成本指数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单边贸易下总值贸易净额与增加值贸易净额的数量关系推导 |
附录2 WIOTs2013 版行业代码的名称对应表 |
附录3 WIOTs2016 版行业代码的名称对应表 |
附录4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美国非配额纺织品进口量大幅度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棉花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江平静. 新疆农业大学, 2021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美棉花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及传导效应研究[D]. 柳凌云. 塔里木大学, 2020(10)
- [4]中国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评价与模拟研究[D]. 吴庆君.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5]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D]. 侯菁. 广西大学, 2020(07)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D]. 谭琳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8]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D]. 王宇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绿色贸易利益测度研究[D]. 姜雯昱.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