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史料的政治倾向

一、史料学政治倾向略论（论文文献综述）

卓立,杨晶^[1]（2020）在《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文中研究指明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郭丹^[2]（2020）在《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研究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导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论文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分别是: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第三章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第四章从19世纪俄国史学史角度阐述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的学术遗产和现实影响。在导论中,主要介绍这个研究的选题缘由和学术价值,国外与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本研究遵循的思路和采用的方法,以及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个人生平和西方派立场。第一章介绍谢·米·索洛维约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历史学家是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发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论战,谢·米·索洛维约夫所见识和接受的欧洲兰克史学、基佐史学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俄国在19世纪之前所积累的历史研究遗产,早期西方派代表人物彼得·恰达耶夫的哲学阐述,是谢·米·索洛维约夫所面对的大时代背景。谢·米·索洛维约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时代中发现问题,继承和超越既往学术传统,进行历史书写,阐述他的历史观的。第二章分析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中的基本学术前提和核心问题。在回答俄国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过程中,谢·米·索洛维约夫注重地理因素在俄国历史起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地理因素塑造了西欧与东欧的历史差异,在发展速度上呈现“一快一慢”的历史格局。除此之外,谢·米·索洛维约夫还将地理因素作为俄国历史统一性,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和阶段性等特征的深层决定因素。在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促成俄国与西方历史交流,实现东斯拉夫人思想启蒙,促进东斯拉夫人民族意识形成。与地理因素一样,氏族制度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氏族制度在保持俄国领土统一性,塑造俄国国家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家发展样态方面,与斯拉夫派强调伦理、宗法的国家观念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将政治统治和作为国家统治规范的法律发展作为俄国国家历史发展的核心。整个国家以王权为中心和顶点,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型结构。斯拉夫人法律意识逐渐萌生,法律制度的逐步制定和执行,是远古以来俄国历史发展的另一重基本线索。领土征服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在表现。从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来看,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既存在共同之处,也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章在从思想史比较角度揭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存在关联的史学史或思想史脉络。在谢·米·索洛维约夫从西方派立场进行历史研究的时代,斯拉夫派思想家阿克萨科夫兄弟重视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历史,认为这是未受西方文化“污染”的、俄国本土的历史。与此相应,他们认为,彼得改革之后的俄国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对此持否定态度。这就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历史分割为不同的两个阶段。与此相对,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古代罗斯人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在与周边其他民族交融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民族联结是俄国国家的属性之一。与斯拉夫派的静态国家观、历史观不同,谢·米·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在谢·米·索洛维约夫看来,国家统一不仅指领土统一,更是指俄国过去与现在是一个统一整体,古代罗斯与现代俄国之间存在连续性和继承性。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是继谢·米·索洛维约夫之后俄国国家学派第二代核心代表人物。在国家观念建构中,克柳切夫斯基与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地理因素,提出殖民史观,注重史料运用,具备世界史视野。两者差异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分期的态度,分析俄国史学史时着重的历史时段以及历史解释的出发点。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鲍·尼·米留科夫在其着作《俄国文化史纲》中,表达了与谢·米·索洛维约夫有同有异的国家观念。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体现在:肯定伟大历史人物作用、侧重政治史研究,关注经济现象和经济进程。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发展的态度。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是19至20世纪之交的俄国伟大思想家。在力图建构超越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综合哲学体系过程中,弗·谢·索洛维约夫表达了他的俄国史观。秉持进步史观、具有世界史视野、意识到斯拉夫文明的独特性,是他们俄国史观念的共同之处。但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体现了这对父子的立场差异。第四章从俄国史学史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对19世纪俄国历史学发展的价值与影响。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俄国官方和政界为主动力推动的史料整理运动,使大量珍贵的俄国与外国的历史资料出版,助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俄国学者包括谢·米·索洛维约夫本人,是这一出版运动和计划的具体执行者,这是俄国官方、政界与学界合力推动的一个历史成果。在这一前提之下,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在原始史料援引、原语言历史资料的引用、史料引用的丰富性和权威性方面,在俄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实践方面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样板和范例。谢·米·索洛维约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历史书写实践,推动了俄国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中期之前,国家学派作为俄国史学发展史上前后持续存在近百年的俄国史学流派,经历了三代传承与演变。谢·米·索洛维约夫是缔造国家学派和推动国家学派传承的核心人物,与Б.Н.契切林、К.Д.卡维林一起成为国家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成为国家学派的核心领军者,通过自身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为俄国史学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到20世纪中期之前,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学生们成为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这其中包括鲍·尼·米留科夫、В.А.梁赞诺夫斯基等。最后,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结语部分从历史与现实联系的角度评价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

陶友珍^[3]（2020）在《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文中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下前代文学的印记,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清词的中兴离不开清人对唐宋词的学习与接受。本文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词集、词论与创作三个方面分析研究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形。就词集而言,本文主要从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着录、刊刻、抄写、校勘、评点、笺注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统计数据显示,秦观、陈允平、辛弃疾、苏轼、赵以夫、周密、周邦彦、吴文英、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词集在该时期书目中着录次数较多,选集的着录以《花庵词选》《梅苑》《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为最。该时期新刊唐宋词集,别集以姜夔和张炎词集刊刻次数最多,选集以《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刊刻次数为多。顺康雍乾时期学人对唐宋词集的校勘、笺注、评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唐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唐宋词集的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其中《花间集》与明末清初词坛的复古之风,《乐府补题》与该时期咏物词的繁荣,《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时期新编的唐宋词选目前可见的约有23部,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体例全、择取精等特点,为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从统计数据来看,南宋清雅词人及其作品的入选率普遍较高,排名靠前,姜夔和张炎的词尤其受青睐。该时期新编的一些唐宋词选对清代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见山亭古今词选》《词综》《词洁》《御选历代诗余》《晴雪雅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清人词论也是研究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词话是唐宋词传播的重要途径。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保存和传播的唐宋词数量颇为可观,其主要以品评、赏析、阐释、辨讹、述闻等方式呈现,唐宋词的词话传播具有小众化、碎片化、趣味化和深度化等特点;另一方面,清人在词话中通过研究具体的唐宋词作,学习唐宋人的写作技法,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其在词的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获,作词讲求蕴藉、合理用典、情景交融。对于长调、中调、小令也能依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写作技巧。关于咏物词则主张神似而非形似,须寄托情感。大多数清人都认同宋代是词的高峰时期。他们认为词有着与诗、曲不一样的特质,主张词须幽深而要眇,尤其反对词的曲化和俗化。但清人也认识到了词与其他文体在摅写性情、标举景物方面的相通之处。这种词体观也从侧面透露出清人认同并学习何种唐宋词的接受思想。清人在构建词史时,几乎都忽略了豪放词人,而其列举的各个时期的代表词人往往以南宋清雅词人居多。从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的论争来看,一般而言,清初学人多主张学五代北宋,康熙中叶以还,对南宋词的认可度逐渐提高。正变之论和本色之争基本延续了传统的观点,但强调豪放亦为本色或只可论正变而不可论短长者亦不乏其人,反映了清人较为宏通的接受观;而雅俗之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崇雅的势力要远大于媚俗。在词的创作方面,清人也对唐宋词多有接受。从实际情况来看,唐宋词接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创作:明末至顺治初期,清人多学习南唐、花间、北宋,清词多呈现出小令化和艳情化的倾向;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清人的接受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色,清词题材与风格多样,成就颇高;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是姜、张独尊的时期,清词更追求华丽的外壳而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整体成就不如清初。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是多方面的,很多地方都是隐性而难以坐实的。故而,本文以追和这一较为明显而特殊的接受方式为例,阐述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主要有和韵、集句、效体、櫽栝等不同形式,其追和唐宋词时对长调更偏好,追和对象多为唐宋名家名作,对南宋词作尤为青睐。顺康雍乾时期追和词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词学文献的储备以及词人创作追和词的契机和心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的追和使李清照、姜夔、张炎等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唐宋词经典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词的中兴与繁荣。

李泽雨^[4]（2020）在《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的学术成就与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翦伯赞是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史学研究和革命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翦伯赞一生的着述和文章颇多,《中国史纲要》是其中重要的一部着作,该着作既是一本学术性着作,又是一本历史教学教材。《中国史纲要》问世后对新中国初期学术界盛行的非历史主义观点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近年来对翦伯赞的研究增多,但是大多局限在翦伯赞学术思想某一领域,如阶级关系、教学思想、史料观、民族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对翦伯赞某一部着作进行探讨研究,尤其是《中国史纲要》进行集中探讨的并不多见。本论文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梳理出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学术成就与当今的时代价值。论文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对翦伯赞史学研究的影响,这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历程,并且在该历程中,翦伯赞为何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翦伯赞如何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史学研究并作出了哪些学术贡献。其次,从《中国史纲要》编纂的社会背景、方法及理念和《中国史纲要》的内容与特色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史纲要》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整理及分析。最后对《中国史纲要》的时代价值予以阐发,分别从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两方面进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史纲要》的出版让他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这本着作为后来编纂中国通史教材提供了科学的蓝本,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中国史纲要》从1962年出版之日到现在已有五十多年,在这五十多年期间,被众多高校历史专业作为中国通史专用教材。在当今,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被国家教育部列入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且《中国史纲要》被后人称作为经典教材,由此可见,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这本书不仅具有它独特的优点,它还在中国通史着作教学教材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如何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实际情况,编纂出符合当今时代的中国通史着作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因此,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着作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闫章虎^[5]（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徐雪云^[6]（2019）在《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文中提出王尔敏（1927-）,河南周口市人,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南港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研究领域甚广,成果颇丰。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充溢着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从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切入探讨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先生对于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等师长辈们的传统治史方法的继承,对传统史学的高度认可而衍生了民族自信;先生宗仰传统、以单一概念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重视非主流、语言表达富有特色,表现了其史学研究的一家风格,突显出在西学冲击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而产生的史学自觉;先生史料观的理性定位和对史学学科的认识,彰显了其史学旨趣,且号召史学界应该有所担当,形成本国之史学话语体系,从而树立史学自信。通过王尔敏先生史学研究的探讨,进而增进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学界的了解,这也将有益于两岸学术进一步发展。

杜雷^[7]（2019）在《许冠三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冠三是香港地区少数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史学家。1942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1946年毕业,1949年初到达中国台北,当年末转赴香港,此后数十年一直在香港从事社会活动和史学理论研究。1974年至198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退休后旅居美国。许冠三一生着述丰厚,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翻译、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尤以历史学为多,偏重于史学理论研究。1958-1959年,许冠三在借鉴西方分析哲学、梁启超“新史学”的基础上,撰成《史学与史学方法》,以逻辑分析研究史学理论,名噪一时。1960至1970年代,许冠三游学美英,史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从逻辑分析变而为推崇中国传统史学,撰出《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等多部古代史学理论着作。《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专门研究刘知几的“实录”精神,是该领域的重要着作。1986年、1988年又先后出版《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从学派角度建构“新史学”系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近代史学史着作。在史学方法领域,许冠三一生致力于“多元史络分析法”的研究与完善,直到1996年的《大（活）史学答问》方有定论。该法经历三次变化,最终将史学置于所有人文科学之中,又希望这些人文科学为史学所用,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作用,不啻为跨学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对许冠三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港台史学、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的不断进步,有一定的价值。

李明奎^[8]（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邱阳^[9]（2018）在《陈亮及其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亮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而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生性豪迈,坚决主张抗金复国,为此曾六达帝廷、两讥宰相,却被时人疑为汲汲于功名利禄;他行事乖张、发言无忌,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邻里乡人不乏对其侧目者,其两度遭诬而身陷囹圄更是凄楚难言之尴尬经历;他不喜道德性命之学,不以儒者自期,身后却位列《宋史·儒林传》,而《宋元学案》亦为其单列学案以彰其事功之学;其文章兼备众体、成就甚高,却往往仅以政论家形象现于后世学者笔下;其词作以婉约清切、恬淡隽永者为多,却以辛派豪放词人身份为后人乐道。陈亮早年备极坎壈,仕途蹭蹬,虽有屡次伏阙上书之壮举,却终不能解生活之困;晚岁终获高第而得官,却未及赴任而遽卒。陈亮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亦是喜剧的;陈亮之性格,既是自卑的,亦是自负的。备尝人间荣辱的陈亮在殿试中魁之后自拟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恰是对其一生得意之处的炫耀与总结。本文选取陈亮这一人物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分上、下两编,试图对其作一客观全面剖析,力求更鲜活、真实地将陈亮的形象呈现出来。上编为陈亮生平事迹研究,侧重文献考证。第一章为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关于陈亮的生平、家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年谱、传记即各有数种版本,但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陈亮生卒年、卒因、生地、身世及其生平中若干重要事件,如上书次数、系狱次数、斩马盗马事件真伪、其在朱唐交恶事件中的角色等,学界迄今仍存较大争议。故本章对陈亮的基本生平不作重复叙述,而重点选取其生平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考辨。对于其家族世系问题,则在吸收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第二章至四章分别从政界官宦、浙东学人、闽赣知交等角度论述陈亮交游之况。陈亮虽终生布衣,却与诸多政界官宦来往颇密。这其中既有赏识提携陈亮的参知政事周葵、丞相周必大、吏部尚书韩元吉、吏部侍郎章森、侍御史章服,亦有助陈氏父子脱狱的丞相叶衡及王淮,其他与陈亮有交游行迹之官宦达数十人,陈亮之人格影响力可见一斑。故第三章重点叙述与陈亮交游事迹较多、对其生平影响较大之官宦,其他官宦与陈亮交游之况则按交游年份汇入一表,以求直观全面。因地缘便利及学术旨趣相近,身在婺州的陈亮与同在浙东的永嘉学人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金华学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交谊深厚、往来颇密。此外,浙东尚有王自中、倪朴此类与陈亮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者。正是在与诸多学问深厚的浙东学人的交往中,陈亮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并开创了永康学派,门下有诸多服膺并极力传播其学之弟子。故第四章重在叙述陈亮与浙东代表性学人之间的交游之迹,间对浙东学派内部各家学说的异同作比较分析,以探寻陈亮思想形成的轨迹及其思想学说的特点。陈亮与其他浙东学人及乡人交游之况亦汇入一表,求全以备览。与陈亮同时代的学者、文人中,朱熹为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的第一流思想家,辛弃疾不论作词数量还是词作成就皆堪称中国词史第一人,故而本文第五章专门讨论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的交游之况,并穿插陈朱思想对比分析及辛陈词作对比分析。陈亮交游之况向为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不丰。上述三章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多方爬梳,精心考证,在呈现陈亮交游网之同时兼及其思想、文学成就,为下编作铺垫。下编为陈亮文本创作研究,在坚持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性分析。陈亮诗文集、词集及创作、编选的其他着述版本众多,何格恩、邓广铭等先生曾对陈亮文集版本作过精细考证。本文第五章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广泛搜罗近世及海外陈亮集版本并加以叙述介绍,惜笔者学识、精力皆不足,有诸多版本并未亲见,故版本介绍部分详略不一,此为本文目前一大憾。陈亮之文章成就,古今评价皆甚高,但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学者的关注点多在其政论文。而陈亮之文的数量占其别集作品十分之九,其分量之重不言自明。陈亮不仅精于政论写作,兼擅墓祭、序跋、祝祷等文体,且在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南宋时期大力作时文以教导士子,故本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时文、古文角度,对陈亮之文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时文侧重内容分析,对古文侧重艺术分析,以纠学界长期忽视陈亮时文而对其古文成就认识不全之弊。陈亮词作数量虽不多,对后世影响却不小。对其词作之成就,历来争议颇多,故本文第八章不单就陈亮词立论,而是将其放在南宋词史视野下进行观照,从其对前代词人的继承、与同代词人的比较、对后世词人的影响等角度加以分析,并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刘克庄等不同时段的词人作为代表性作家进行对比,以对陈亮在南宋词史中的地位作一客观评判。由于陈亮诗歌作品数量较少、成就不高,本章对其不作重点论述。对于陈亮之思想学说及成就,历来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学有不逮,且在交游考部分对此间有论述,故不再列专章加以赘述,仅在附录中对前贤成果加以梳理,间呈管见,以免阙如之嫌。附录二、三分别为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及集外佚文情况,以期为未来《陈亮集》的重新修订及全集注释本的面世尽菲薄之力。

张东艳^[10]（2018）在《清代杜诗评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是杜诗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学界对清代杜诗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杜诗注本,而对以诗歌选本、诗话、笔记、书信、诗集序跋、专题着作、诗歌创作中的集杜、和杜、题咏杜祠、杜像等多种形式存在的清代杜诗评论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清代的杜诗评论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整理其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王夫之、清代四大诗学代表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等人的杜诗学进行研究,探讨清人如何解释杜诗的丰富内涵和发掘杜诗的审美价值,阐明这些解释和它们的历史条件的关联,以求重新认识杜诗的价值,探求杜诗与清代诗学建构的内在联系。同时,对明末清初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和卢震《杜诗说略》两部稀见的论杜专着进行整理和研究,以求窥得明末清初杜诗学新变之一斑。本文除绪论、结语之外,共分七章,七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王夫之论杜的表现及其贬杜的原因和意义。在简要介绍王夫之诗学主张的基础上梳理其褒贬互陈的论杜表现,从诗学主张、政治背景、诗学背景三方面分析其贬杜的原因。王夫之贬杜的本质是其坚守的汉魏六朝审美传统与杜诗所代表的对传统的新变之间的矛盾冲突。王夫之对杜诗褒贬互陈的态度,更清晰地展现了杜甫在诗歌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审美传统,又开创了新的审美风尚。第二章探究王士禛以审美为中心的杜诗学,并探讨“渔洋不喜少陵”、《唐贤三昧集》不选杜诗等有争议的诗学问题。在探析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原因、美学内涵的基础上,从诗歌体裁、艺术、考证、评选、传播接受和杜甫人格等六方面梳理王士禛的论杜表现。王士禛颠覆了杜诗的集大成地位,从侧面揭示了杜诗的新变和丰富多样性;厘清了杜诗与“盛唐”的关系,揭示了杜诗在批评史上的价值;力图重构以王维为中心的诗学价值系统,从反面证明杜诗在古典诗歌传统中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第三章探究沈德潜以政教为中心的杜诗学。在探析沈德潜“格调说”的渊源、内涵和诗学主张的基础上,从诗歌宗旨、诗歌体裁、集大成、诗法等四方面梳理沈德潜的论杜表现,并探析其在诗歌创作中对杜诗的借鉴和以政教论杜的不足之处。沈德潜推尊杜甫的主张一方面顺应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借助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助推力,再次确立杜诗的独尊地位。第四章探究翁方纲以诗法为中心的杜诗学。探析了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看法,着重研究翁方纲《杜诗附记》的主要内容和批杜特色。翁方纲将杜诗作为“肌理说”的典范,深入探讨了杜诗之“法”,借助杜诗建构“肌理说”,又用此说阐释杜诗,证明“肌理说”的正确性。杜诗成为翁方纲阐明诗学主张以及与前贤后学交流的媒介和平台。作为金石学家、书法家,翁方纲采用感悟式批评和分析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批杜,首次大量借用书法术语批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乾嘉年间杜诗学与金石学、书学交融的新特色。第五章探讨袁枚、赵翼、蒋士铨以性情为中心的杜诗学。三人论杜都以性情为中心,揭示了杜诗的抒情本质。但袁枚强调杜诗长于言情、“苦”和“多创”的特点,学杜并不独尊杜。赵翼肯定杜甫的创新,提出杜甫“天才论”,具有鲜明的尊杜倾向;并发挥史学家之长考证杜诗。蒋士铨没有摆脱“忠孝义烈”和“温柔敦厚”的窠臼,论杜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杜诗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借鉴意义。第六章探究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从《秋兴八首》的题目渊源、章法结构、语言艺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体现等四方面论述《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贾开宗论《秋兴八首》的突出特点是以史证诗和借杜言志,体现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杜诗学的影响。《秋兴八首偶论》作为杜诗学史上第一部《秋兴八首》专论,又体现了清代杜诗学深入化、专题化的新特点。第七章探讨卢震《杜诗说略》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将《杜诗说略》的二十四则分为正变论、创作论、诗法论、鉴赏论等四部分进行论述。卢震论杜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道家、道教、佛教、书画艺术的术语譬喻诗学;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杜诗的研究范式,在诗学理论的高度上论杜。《杜诗说略》的性质类似于一本较为系统的《杜诗概论》,这在清代杜诗学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清初杜诗学的新变。

二、史料学政治倾向略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料学政治倾向略论（论文提纲范文）

（1）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2）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的学术成就与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论文提纲范文）

（7）许冠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9）陈亮及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杜诗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史料学政治倾向略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J]. 卓立,杨晶. 史学月刊, 2020(10)
• [2]谢·米·索洛维约夫史学思想研究[D]. 郭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D]. 陶友珍. 苏州大学, 2020(06)
• [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的学术成就与当代价值研究[D]. 李泽雨. 成都理工大学, 2020(05)
• [5]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6]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D]. 徐雪云.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许冠三史学研究[D]. 杜雷.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9]陈亮及其文学研究[D]. 邱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清代杜诗评论研究[D]. 张东艳. 苏州大学, 2018(12)

标签：翦伯赞;  政治倾向;  唐代书法;  历史主义;  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