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起因与后果——苏联解体的远因分析（三）

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缘由与后果——苏联解体的远因探析之三（论文文献综述）

王萌^[1]（2020）在《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批判意识形态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性分析与理论研究。麦克莱伦的批判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受到英国社会文化背景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和西方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在英国文化意识形态背景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麦克莱伦批判的意识形态思想发端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人本精神的追溯以及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思想的全面研究。循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结合对欧美不同国别理论源流的哲学分析,形成了麦克莱伦独特的批判意识形态思想。在批判意识形态的研究过程中,麦克莱伦首先以科学技术批判为逻辑起点,厘清了科学技术批判的理论困境与理论意义;其次,麦克莱伦把宗教批判作为精神武器,旨在就一致性和历史准确性方面作出论述,在实质性的结论中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思想的内涵,纠正了世俗的偏见;最后,麦克莱伦以文化批判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目标旨向,力图对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批判,开拓了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多维路径,藉此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想。科学技术批判、宗教批判与文化批判构成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三大维度,分别从科学理性、宗教关怀与文化实践三个方面展开了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内容,凸显了其思想的整体性特征。本论文由七部分构成。绪论概述了麦克莱伦的生平以及他的学术发展历程,分析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就国内外思想界对于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现状作出分析与评述,充分肯定既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同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方向与路径。第一章分析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形成背景。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意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宗教启蒙与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思想成为他个人旨趣,促使他开启了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宗教批判与人本精神的探索,厘清了布鲁诺·鲍威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麦克莱伦专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从而奠定了其批判意识形态思想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立场,批判性地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问题域,在本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之上,形成了自己批判意识形态匠心独运的见解与思想。第二章探讨了麦克莱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透视与整体阐释。麦克莱伦立足于历史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方法,论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形态思想,分析了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两条路径:一条推崇人的理性,强调科学方法的认知;另一条是非客观性的科学研究方法,侧重将其与社会特定的利益相联系。他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思想,拓展社会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内涵,反思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目的与旨向。通过分析欧美不同国别与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深化了对德国历史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思想传统与价值旨归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麦克莱伦对批判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一般特征进行了整体阐释。第三章诠释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起点是科学技术批判。本章围绕批判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科学技术批判,对其可能性、困境以及主旨和路径的实现等内容,进行了分析与阐释。通过对麦克莱伦科学技术批判意识形态的逻辑分析,厘清了科学技术批判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逻辑线索,对现当代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形成缘由与具体批判内容的阐释,最终确立了科学技术批判作为批判意识形态逻辑起点的研究主旨,藉此丰富了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涵盖的政治经济理论以及劳动实践思想。第四章分析了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精神武器的宗教批判,阐述了宗教批判对于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启蒙意义。由于受早期家庭与社会教育的影响,加上其个人对宗教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厚兴趣,麦克莱伦在其学术生涯中,将宗教批判与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结合,作为其专业的研究方向,开展了系统的科学研究,从而使其批判意识形态理论更具个人特色与风貌。通过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思想的解读,麦克莱伦对马克思青年时期到成熟时期的宗教批判思想做了全面的考察,揭示了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而提出了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思想,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宗教批判主要是阐释宗教是被异化的人类幻想的思想,后期的宗教批判主要是对作为阶级意识形态和作为反映阶级意识的宗教要素进行的批判,从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批判的主旨思想,进一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批判的主要内容。第五章论述了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目标旨向的文化批判。本章分析了麦克莱伦作为英国新左派代表学者,其英国文化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是当代批判意识形态研究学科的重要思想来源。通过对文化批判的意识形态研究的视角分析,提出了避免陷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泛化”的思想,构想出文化唯物主义的理想模式。通过探索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多维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化方面的理论空间,体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独特的思想特质,深入分析了文化的大众传播实践与途径,进而解读了意识形态与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实质,评判了它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意义与理论影响。第六章分析了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特征与理论意义。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特征,主要体现在麦克莱伦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学理价值,关注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整体表现。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历经欧洲、亚洲、美洲等多地的传播和发展,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特征与具体形态。面对如此繁杂和难以捉摸的国家历史背景和各国学者的思想发展,麦克莱伦力图将这一思想变化进行整体性与全面性的考察,就其所涉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做出总体性说明,从而全面而清晰的呈现了其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意义。麦克莱伦以批判意识形态的思想和眼光,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历史透视与整体阐述,以应对西方不同源流与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结构化的阐释与修正。结合其批判意识形态的多维视角,建构了作为逻辑起点的科学技术批判,旨在拓宽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论域。以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对象,破除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惯性以确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建构作为思想精神武器的宗教批判,旨在厘清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启蒙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批判的哲学意义,以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挑战,批判了各种模糊认识与错误判断。麦克莱伦把科学技术批判作为批判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起点,旨在分析以文化唯物主义与文化历史主义的思维路径进行文化批判的意义,丰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展示了欧美大众文化与政治霸权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麦克莱伦力图以批判意识形态思想重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内涵、思想特征和实践意义,通过历史透视与整体性方法,论述了作为批判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精神武器、目标旨向的鲜明的哲学特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麦克莱伦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再现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批判意识形态的具体特征及其含义,阐述了批判意识形态理论概念的外延,注重文化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宗教批判的社会论域,对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研究,展开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和分析,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翟迎雪^[2]（2020）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高校党的思想引领力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肆虐,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依托一定的社会背景,重新泛起并有了一些新的表现和特点,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诸多挑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这一状况引起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高校党的思想引领力是高校完成新时代职责使命的重要抓手,对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来说,这也是根本保证。为了争夺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在高校的传播主要针对学生及教职工群体,政治目的性强,并且传播内容趣味性强,传播方式隐蔽,带来的危害极大。它冲击了高校思想引领的主体、思想引领的内容和思想引领的环境,使高校党的思想引领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这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十八大以来社会大环境的变化,高校党组织功能弱化和意识形态工作不到位,历史虚无主义传播规律难以把控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增强高校党的思想引领力,需要高校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需要发挥高校党组织的凝聚作用,筑好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发挥高校党组织的特殊作用;其次,充分发挥高校整体性全过程育人的职责,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再次,发挥好高校教师的正面引领作用;最后,注重提高大学生群体辨别力,从根本上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王润涵^[3]（2020）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研究》文中认为苏共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是苏共历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苏共在这一时期不仅逐步丧失政权,而且党内政治生活在这一时期开展的也不正常,党内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暴露出众多问题。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共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考量,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在探寻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状况之前,本文第一章重点对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从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做了系统整理。列宁执政时期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斯大林执政后,苏共党内民主的缺失、党内斗争的激烈以及党群关系的紧张,都使得苏共党内政治生活遭到破坏。赫鲁晓夫执政后试图恢复之前列宁制定的一系列党内政策,但是依旧未能使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化。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则进一步恶化。第二章则重点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诸多问题及产生的严重后果。诸如否定党的领导致使党的权威丧失;党员理想信念缺失引发党内思想混乱;个人独断专行导致党内民主缺乏;否定民主集中制导致党内组织涣散;权力缺乏监督导致党内腐败蔓延;脱离群众路线导致党群关系紧张等。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第三章则从体制、路线、思想文化、个人因素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混乱的原因,发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混乱是多方面原因相加导致的结果。最后在第四章,主要总结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混乱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所提供的重要警示。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建设党内先进文化,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坚定政治信仰;要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强大制度保障;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严明纪律规范;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环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前,我们要积极吸取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失败教训,以苏为鉴,不断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建设,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进程,确保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郭福燕^[4]（2019）在《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积极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而故步自封。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这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更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以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赫鲁晓夫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是一个很特殊很另类的人物。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十一年,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他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很多方面,号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给出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阈下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思想进行完整的梳理和研究,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思想做出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有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本论文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阈下赫鲁晓夫政治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来揭开赫鲁晓夫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又另类的人物的真实思想面目,以期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更加坚定和持久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行文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比研究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展开研究。本文分为六章,对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实践探索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思想进行评析并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一章梳理和分析了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的形成。俄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俄共（布）执政时期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局面、严峻的现实考验,都是赫鲁晓夫政治思想产生发展的现实土壤;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想在东方社会的现实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列宁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和斯大林的政治思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列宁的政治思想以及斯大林的政治思想对赫鲁晓夫政治思想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也是赫鲁晓夫政治思想形成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赫鲁晓夫成长的社会环境、人生经历也是其政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第二章和第三章阐发了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掌握政权以后,就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发表过大量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本文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在国内政治思想方面,阐述和分析了赫鲁晓夫关于批判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恢复和健全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组党的组织机构等思想理论。在国际政治思想方面,阐释和分析了赫鲁晓夫关于时代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三和”理念等思想。第四章探讨了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的实践探索。本章对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的实践探索进行回顾,分析了赫鲁晓夫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何在设计制度、运行制度的实践中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并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军事体制和外交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实践。总结其中成绩与错误,以期在理论上总结,在实践上警醒。第五章对赫鲁晓夫政治思想进行了评析。在陈述赫鲁晓夫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辨析了其政治思想的特点及其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性。赫鲁晓夫自相矛盾的性格特征是他留给苏联和世界最为清晰的形象,这也影响了其政治思想具有正反两面的特点,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文中对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从正反两方面指出了其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历史的局限性。对赫鲁晓夫政治思想进行历史的辩证分析,有利于问题的理性分析和解决,从而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思想给出客观的评判。第六章总结了赫鲁晓夫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归纳和分析了赫鲁晓夫政治思想对其后的苏联、对当时的国际共运、世界格局的影响。同时还分析了赫鲁晓夫政治思想与实践对中国的影响。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使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对斯大林模式及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了思想,促进了独立思考,从正反两方面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中苏关系,更加坚定了扞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和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最后,在全面梳理和阐述赫鲁晓夫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以及对其政治思想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和启示:我们要以史为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应认真研究世界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联解体的惨痛经历。要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总结和吸取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陈宏滨,赵娜^[5]（2018）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文中提出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苏联解体中,历史虚无主义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通过各种手段全盘否定斯大林,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他们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推动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主要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推行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等。当然,对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击是由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叶利钦完成的。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推动苏共变色、苏联解体蓄谋已久。

徐觉哉^[6]（2018）在《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文中提出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综合各国学者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报告了以下11个方面的研究情况: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解读经典文本,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其自我调适,全球左翼运动态势,国内外学界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有感,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独特阐释与实践路径的重新探索,在世界各地游荡的左翼激进思潮,全球政党政治发生的变异及其遭遇的挑战,解答社会主义思想史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留下的鸿爪,解密的文献档案还原历史真相等。

刘城晨^[7]（2017）在《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基于联盟问题的研究》文中提出新制度主义的发展催生了制度变迁研究对行动者作用的关注。在这些研究中,行动者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逐渐得到论证。但是在实际分析中,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及其影响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仍然有待明确。本文以国际安全治理为经验研究对象,考察政策主体通过外交政策推动联盟变迁的行为逻辑,进而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在运用（外交）政策手段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策主体会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在这些限制下,政策主体如何影响和推动制度（联盟）的变迁?为解答上述问题,文章以政策学习为切入点,尝试解析制度变迁过程中行动者的作用。文章首先选择詹姆斯·马洪尼和凯瑟琳·瑟伦建立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政策环境通常作为客观条件限制政策主体推动目标制度变迁的策略空间。这一变量同时包括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目标联盟凝聚力两个维度,前者决定政策主体在政策运行中受到的抑制程度,后者决定政策主体能够对目标制度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作者加入了政策学习能力作为第二个解释变量,这一变量作为主观因素限制着政策主体的政策学习过程。政策学习能力包含决策体制以及精英凝聚力两个具体维度,决策体制决定政策的灵活性,精英凝聚力则决定政策的稳定性。此外,借助政策学习理论以及组织研究中的组织学习理论,本文建立起政策学习与调适机制,用以解释政策的变化。通过过程追踪法、系统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本文对魏玛德国时期的德国与反德同盟,20世纪初的美国与英日同盟,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威廉德国时期的德国与反德同盟等六个具体案例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第一,政策环境通常形塑政策主体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策略空间,这一因素的影响受到政策学习能力的抑制;第二,政策学习能力是政策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影响政策调适的效果;第三,政策主体通过学习与调适不断调整自身的政策,这引发了政策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首先,改善了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问题时忽视外部能动性的问题;其次,补充了政策主体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受到的限制条件;最后,明确了政策学习影响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

张淑珍^[8]（2016）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指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李新晟^[9]（2016）在《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出国经历,且都是出访苏联。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当年12月毛泽东便首次出访社会主义苏联,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苏“蜜月期”步入正常发展轨道。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中苏关系曾一度继续稳步向前发展。但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思想陷入混乱,阵营内部也出现剧烈震荡。对此,作为阵营的老牌盟主——苏共,非常需要中共在阵营内部给予强力支持,才能将社会主义家庭内部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中苏双方协商一致,计划召开会议解决问题,由此引出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再次出访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系列庆典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访期间,毛泽东全身心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努力缓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起草了《莫斯科宣言》,积极与各共产党代表团协商沟通,就国际共运内部一些深层次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有力推动了莫斯科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助推中苏关系迈上新台阶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受历史发展阶段和领导人主观认识等诸多因素影响,此次会议暴露出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诸多不易调和的分歧,这些分歧在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半年后,开始显现负面作用,中苏关系开始从巅峰走向谷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随着中苏关系的遇冷进入了深度调整期。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因这次访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他更加迫切通过超常规方式人为加速国内发展步伐,用更短时间实现国富民强和“赶超”目标,而这种变化与国内形势发展相作用,最终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进入曲折探索时期。

齐山山^[10]（2016）在《苏共腐败亡党对中共反腐的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苏共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带领苏联人民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苏共在执政74年后骤然瓦解,令人深思。研究苏共亡党的原因,学者有诸多解释,但不可否认,党内腐败是其亡党的最关键因素。当前,我国全面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工作,从苏共亡党角度研究腐败问题对我党的反腐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苏共曾经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典范,中共创建曾经得到苏共的大力帮助,因此,中共和苏共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高度相似性。深入探析苏共亡党的原因,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共掀开了反腐倡廉的大幕,如何避免走上苏共因腐败问题亡党的邪路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基于此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指导下以苏共党内腐败问题为切入点,研究当前中共反腐应采取的对策。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党建理论内容进行概括,由于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当前的反腐工作提供对策,因此,理论梳理部分也对中共领导人对反腐工作的相关主张进行了总结。第二章对苏共的腐败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总体论述。分析了苏共各个历史时期党内腐败问题的具体情况,列举了苏共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深入从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特权阶层、法治以及监督方面研究造成苏共腐败原因,全面解读苏共腐败问题。第三章重点分析了苏共党内腐败的危害性,以腐败对党建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及国际社会三方面的影响为切入点,从对党的执政能力、党风和社会风气、群众基础和社会改革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论述了苏共如何从党内腐败开始一步步走向亡党的。第四章作为本文的重点和亮点,论证了苏共腐败亡党对中共反腐的诸多启示,分别从思想、制度、法律、民众以及全球反腐视角五方面,分析当前中共反腐应从苏共腐败亡党中吸取的教训并采取相应措施,积极推动中共反腐深化,避免使中共走上苏共的老路,从而建设廉洁政党,真正使国家长治久安。

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缘由与后果——苏联解体的远因探析之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缘由与后果——苏联解体的远因探析之三（论文提纲范文）

（1）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高校党的思想引领力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论文提纲范文）

（6）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7）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基于联盟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9）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苏共腐败亡党对中共反腐的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缘由与后果——苏联解体的远因探析之三（论文参考文献）

• [1]麦克莱伦批判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研究[D]. 王萌. 山西大学, 2020(12)
•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高校党的思想引领力影响及对策研究[D]. 翟迎雪.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研究[D]. 王润涵.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赫鲁晓夫政治思想研究[D]. 郭福燕.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5]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J]. 陈宏滨,赵娜.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4)
• [6]2017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J]. 徐觉哉.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8(02)
• [7]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基于联盟问题的研究[D]. 刘城晨.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
• [8]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
• [9]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研究[D]. 李新晟. 天津师范大学, 2016(08)
• [10]苏共腐败亡党对中共反腐的启示研究[D]. 齐山山. 西南石油大学, 2016(03)

标签：历史虚无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