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忠：淡化活跃金融，鼓励NGO发展

一、刘云中：淡化积极财政，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许鹏^[1]（2021）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文中认为债券信用评级是对某一发行人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总体程度或某一特定债券按期还本付息的可靠程度进行评估,并按一定标准分类标示高低等级的经济活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随着地方债券发行应运而生,为市场相关方评估地方政府债务偿付能力和信用风险状况提供信息服务,并成为推动地方债券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研究多集中于债券运行机制或发行定价等方面,少有基于国际经验,从信用评级层面展开讨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尚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本文认为,首先,信用评级是地方债券发行的必备要件,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和总体信誉度的综合评估,贯穿于债券注册、发行及存续期间的各个环节,对债券定价、市场交易、风险管理等方面起到制度保障作用。其次,当前中国地方债务存在管理不规范、过度举债以及隐性负债风险聚集等问题。信用评级可以详细、全面地揭示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状况,对发挥市场化约束机制,规范地方举债行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均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三,国外成熟市场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发展时间较长,在评级方法、配套制度和监管环境等方面上积累了大量先进做法,中国可以取长避短,充分借鉴有益的国际经验,推动自身地方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第四,未来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分化,地方债券信用利差势必进一步走阔,从而放大市场投资人面临的信用风险。信用评级是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最直观、专业的综合评价,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影响,减少信息获取成本,为投资人提供决策依据。第五,加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关系到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和评级行业质量整体提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评级领域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抵制国际评级霸权主义,维护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信用安全和经济利益。本文指出,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其既是一种创新型财政政策工具,又是规范地方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过程中存在信用评级失效,市场定价失真,信息披露不足,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等问题。本文从发挥债券信用评级作用、改进债券监管制度、建立债券保险制度和设立地方债务数据库和风险预警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初登历史舞台之时,国外市场发展已相对成熟,如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开展市政债券评级业务已近百年历史,评级体系完备,评级框架、方法和理念成为国际公认标准,评级质量在充分的历史数据中得到验证;日本本土评级机构在行业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在与国际评级公司的市场竞争不落下风,占据国内地方债券评级业务的半壁江山;澳大利亚州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国际化和市场化水平高,为本国债券市场吸引到大量外国资本;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代表,在市政债券评级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尝试。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充分论述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信用评级在运行机制、制度设计、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发展经验,对其中优缺点加以深入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四方面借鉴之处,一是充分认识地方债券和信用评级的重要作用;二是优化国内信用评级制度环境;三是培育本土评级机构,抵制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行为;四是推动信用评级国际化进程。在实践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方面,本文阐述了国际评级机构关于市政债券信用评级的模式、流程和应用,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评级指标选取和结构设计方面做出针对性安排,构建了多层次的地方债券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并以2015至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相关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层级评级指标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可以说,本文开展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独立性更强,评级结果的区分度和准确度更高,评级信息更加公开与透明。最后,对改进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提出政策建议,包括打破市场对中央财政隐性担保的预期;着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改进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政府+市场”的双信用评级制度;削弱监管制度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建立跨市场的评级监管协调机制;增强市场评级机构独立性;扩大评级市场对外开放,增强中国信用评级话语权等方面。总体上,本文从历史脉络出发,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运行和信用评级的演化历程和发展趋势,方法应用和制度安排进行全面总结梳理,论述了其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从国际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地方债券特征和信用评级机制加以多方位对比分析,总结其中的优缺点,并汲取有益经验,提出对中国的借鉴之处;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出发,创新性地设计并运用更贴近中国国情且更具有效性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可以说,本文对进一步完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发挥信用评级在规范地方债务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化水平,增强市场各方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

谢松林^[2]（2020）在《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足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我国足球相对于迅速发展的亚洲和世界足球仍全方位落后,其中后备人才培养乏力、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非常突出,是振兴中国足球必须要补齐的短板。当前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内部不协同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制约后备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原因。按照协同学的观点,只有内部元素之间的协同,才能带来体系结构上的有序,进而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协同学属于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它解释了系统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因而从协同学的视角研究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海是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先进地区和改革示范区,尝试了很多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矛盾,是研究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最佳的试验田。文章以系统论、协同学等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地研究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对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理论分析与强国经验;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模型构建与检验;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特征;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思路与对策。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1）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可表达为以下理论模型:体系结构和体系元素决定协同效应;足球文化是序参量,是决定性变量,直接和通过协同条件间接影响体系元素和体系结构,进而影响协同效应。（2）足球强国的共同经验表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协同效应最终得益于良好的足球文化:以人为本和契约精神衍生了足球并使其按照自组织的方式发展,有效激发了体系元素的活力,形成了纵向独立和横向支撑的经纬结构,最终不但取得了良好的竞赛成绩和职业球员培养效果,而且球员整体输出通畅,投入产出比较高。强国经验显然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相吻合。（3）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印证了协同发展理论模型:体系元素和体系结构决定协同效应,其中体系元素的作用更大;序参量对体系结构和体系元素产生深远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以通过协同条件产生的间接影响为主。上海现存的问题主要是体系不够开放和体系结构欠佳。此外,上海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上海特色”,包括资源叠加效果良好、专业人才聚集、勇于改革和创新、校园足球引领全国、更具国际视野等。（4）标本兼治是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标本兼治”是指:优化足球文化是治本,对其它维度的优化是治标。各维度的优化思路与对策包括:完善政府的评价体系,淡化竞技和成绩,提高足球普及、文化培育、条件建设等基础性指标的权重,以此践行科学发展,形成正确的协同效应观;全国统一注册,完善转会制度,坚决执行青训补偿制度,保障球员和培训机构的基本利益,实现多方利益均衡,激发体系元素活力;打破行政条块分割,加强横向联系,在促进体系分化的同时增强子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快管办分离,强化政府和足协“管”的职责,淡化其“办”的职能,营造良好的自组织环境,变管理为治理;提升足球文化的战略地位,将体育纳入各级升学考试,扩大足球普及,淡化社会重文轻武的观念,培育健康的足球文化。

王海荣^[3]（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王琦^[4]（2019）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文中指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共十九大对其作出具体部署和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上述部署与安排,落实相应的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的改革等。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公益类事业单位承载着社会公共服务输出的重要职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加快推进并积极深化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干部的选任是其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改革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选任高素质专业化的领导干部队伍,是推动新时代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队伍实现专业化建设,保障公益类事业单位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更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样性、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前提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因此,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初创时期、探索时期、改革时期、新时代四个阶段,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改革,至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结束了没有体现中国事业单位特点、彰显人才成长规律的选任政策法规体系的历史,填补了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空白,为新时代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当然,冷静地观察与分析,还应充分认识到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尚未成熟,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一些问题,诸如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化不足,体现在干部选任制度体系尚不完备、干部选任制度缺乏配套政策;干部选任过程中民主化程度有限、群众参与欠缺;领导干部选任法制化缺乏法律支撑、干部选任过程具有照顾现象;领导干部选任科学化不够,选任标准不明、考核标准缺乏、选任方式单一、人岗不相适等问题。为了解决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面临的问题,本文在国家治理力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下,基于案例剖析,具体分析影响因素,从过程、目标、功能三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力图构建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策略,为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提出政策议,设计可行性强的操作方案。依循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导向和问题指引,上述阐释构成本文研究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问题意识,并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进一步推进相应的研究进程: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现代化、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提出新时代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力素质。其次,在梳理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变迁历程基础上,过对比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社会组织领导人员选任制的不同特点,分析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独特之处。通过定位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及其领导干部的角色与功能,推导出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导干部选任制度的结构、功能及属性。再次,结合本人所从事的组织人事工作实践,基于案例剖析,定性分析影响因素,探析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领导干部能力现代化为切入点,提出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别化制度系统调适路径,并从过程、目标、功能三个层面,实现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协调化、高效化、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有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综上所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实现,需要落实在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的各种积极变革。其中,在公益类事业单位相关改革中,作为核心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变革与积极发展等具有重要且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此,本文的研究意在通过对中国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梳理、分析与评价,将这一选任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联以明确,进而落实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推动。

公丕宏^[5]（2019）在《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从时间维度看,集中体现为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从空间维度看,表现出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态势与不充分状态。本文旨在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经济格局演化,基于对经济空间的几何解析,结合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具体形态,从散点尺度研究乡村、从节点簇尺度研究城市群、从轴线尺度研究基础设施、从域面尺度研究区域、从立体尺度研究海洋,运用科学隐喻与归纳综合的方法,提出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作为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顶层设计。第一部分是理论准备。首先对经济空间演化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系统梳理国内、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立足研究现状,确立理论逻辑基点,在明确研究对象、主体框架的基础上,从空间几何要素切入,解析经济空间要素,基于对场理论的科学隐喻,形成经济空间场理论。运用经济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构成,构建以乡村演化散点、城市群演化节点簇、基础设施演化轴线、区域演化域面、海洋演化立体为主体的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提出建设以经济空间势、经济空间熵、经济空间流、经济空间集、经济空间域为变量的五度经济空间场。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空间的多尺度分析。乡村散点、城市群节点簇构成了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微观支撑,从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变轨迹出发,研究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与系统,分析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基于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的分析,进一步总结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空间演化的轴线,拓展了演化的地理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推进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乡村经济的通道优化;从区域经济空间演化视角来看,四大板块呈现出点线网面的演化态势,京津冀网络型演化、长江经济带联通演化、“一带一路”开放演化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海洋经济空间立体演化的两大支撑是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第三部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对策建议。把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相结合,依据五度经济空间场的作用机理,把增强经济空间势、降低经济空间熵、加大经济空间流、丰富经济空间集、拓展经济空间域,作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实践进路,从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能、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值两个维度,持续强化城乡经济空间的微观支撑,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的中观融联,推进陆域、海洋经济空间的宏观统筹。以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现代信息传输体系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持续增大经济空间流,贯通微观支撑、中观融联、宏观统筹。第四部分结语,对论文的可能创新点进行简要归纳,主要是构建了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得出了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的规律,提出了建设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的理论与进路,使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历史与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逻辑辩证统一。最后对论文的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总结,指出定量分析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与方向。

杨沁^[6]（2017）在《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壳资源并购形成于我国资本市场“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企业上市准入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活动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由于壳资源并购自始至终受到我国特有的制度约束,政府高度介入其间并对之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探讨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效果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关于壳资源并购中政府干预效果方面的研究,只关注了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未能从政府视角出发去关注政府干预并购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未能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不同动机会带来不同的干预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研究新视角,以不同层级政府的不同干预动因为研究出发点,提炼出一个描述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干预行为和干预绩效的综合研究框架。随后选取351家壳资源并购样本,采用建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的双重差分（DID）模型、Logistic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对照检验的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基于不同干预动因下政府干预行为产生的效果,完善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而且为壳资源并购中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及创新性工作如下:（1）修正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了基于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的差异性来研究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的新视角。目前学术界对壳资源并购中不同层级政府行为目标的差异性缺乏关注,仅依据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的政府私利动机来评价政府干预绩效,无法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本文从政府规制理论出发,结合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等典型特征,构建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并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进行了修正,探索了政府介入壳资源并购的根源与动机。结果表明中央级的上级政府更具公共利益动机;地方一级的下级政府更具私利动机。木研究依据政府规制权、终极控制权乃至政府终极控制权的逻辑推演,从内在根源上分析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依据及动机,提出了政府干预绩效研究应考虑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差异性的研究新视角,这是对“政府终极产权理论”的丰富与拓展。（2）构建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检验的整体理论框架。鉴于现有研究缺乏对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探讨、缺少整体性理论框架的问题,本研究以壳资源并购中的政府干预动因作为研究切入点,遵循“政府控制（动因）——干预方式（行为）——干预绩效（结果）”的分析框架,在修正的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的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的双通道机理模型,即“不同层级政府基于不同动因、采取不同干预方式继而产生不同干预效果”的机理模型:中央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动因,对其控制的中央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跨区化、相关性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地方政府基于个人及利益集团私利动机,对其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本地化、多元化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这不仅厘清了不同层级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影响路径问题,还将政府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有机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内在机理。（3）研究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方式与并购模式的选择。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介入壳资源交易的方式及并购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在壳资源交易中,两级层级政府干预动因不同,导致其干预方式具有差异性,既有财政补贴、贷款担保等资金支持,以及要素投入、资源调配、政府兜底等政策支持;也有跨区并购、本地化并购、同属化并购、多元并购等干预方式,进而形成相应的并购模式。实证检验证明,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多采取了本地并购和多元化并购模式,中央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壳资源并购多采用异地化并购,本地化特征并不明显。政府的行政协调方式的直接干预和市场化替代方式形成的以本地化/异地化、多元化/同属化的并购模式,并成为政府干预动因与干预绩效之间的中间变量,证实了概念模型中“政府终极控制权（基础与根源）——政府干预（动因）——直接干预和并购模式（方式）”的传导路径。（4）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企业微观绩效。本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壳资源并购的典型特征,通过分析壳资源并购中重大环节涉及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及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模型并运用DID模型、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并购双方股东绩效的影响,还包括对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干预对并购双方产生了显着的政府干预效应,短期内政府干预对并购双方股东均有支持作用,对债权人有掠夺效应;但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对企业产生了掠夺效应,而且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地方国企产生了更大的掠夺效应。本研究对收购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绩效进行了衡量,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未能结合壳资源并购特征研究的不足和仅考虑股东利益的不足,是对现有研究仅关注股东利益的突破与拓展。（5）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社会宏观绩效。本部分通过分析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财政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社会绩效影响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社会绩效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企业的影响,还包括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为了获得准确的不同层级政府干预效应,采用了 DID双重差分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并将样本分组进行两两对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带来良好的就业效应。这说明仅从收购方利益的视角出发,认为壳资源并购产生了“成功悖论”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当我们从企业微观效应与社会宏观效应的综合视角来看,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具有良好的综合效应,企业在追逐自身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政府干预的政策效应。本研究从财政收入效应、就业效应角度衡量社会宏观绩效,是对目前研究仅关注企业绩效评价的突破,不仅修正了并购的“成功悖论”之说,也是对“政府掠夺之手效应”和“政府支持之手效应”的验证与开拓。

余越^[7]（2016）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研究 ——以绿色和平组织与孔子学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主权国家垄断的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格局,有力推动着国际关系主体向多元化发展,有效发挥着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对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组织动员能力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发现,尽管它们在组织架构、专业范畴、发展历史、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们都十分重视传播在组织整体发展中的作用,都擅于将传播纳入组织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中,以全局性、整体性、长效性的战略思想促成组织传播理念和传播系统的制定与构建。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梳理现有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传播模式、机制、方法等作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的基本范式、运作机制、评价体制等,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如何通过战略传播达到与国际社会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实现组织身份和文化的建构,并进而影响国际格局的重构。在研究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项研究重点探讨的是:战略传播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实施主体的目标?战略传播的作用机制有哪些内涵?制定与实施战略传播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战略传播的作用机制在国际社会的各层面是如何发挥具体作用,从而实现目标?战略传播对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具有哪些启示意义和价值?本项研究在国内首次建立了一种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的研究分析框架,即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传播理念、策略、行为、评价准则等在战略传播的理论体系中进行分析研究。与以往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相比,这一研究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突破,并具有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现实价值。本项研究从国际非政府组织传统传播模式切入,以国际关系新格局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生存发展需要为背景,论证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传统传播向战略传播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及生态环境。通过将国际非政府组织传播的研究纳入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进一步论证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传统传播向战略传播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框架,阐释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如何通过传播实现以文化为核心的观念、规范、价值的说服,在影响国家利益和国际格局中实现组织目标。以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形成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文化价值体系、国际非政府组织成员、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国际社会结构四个层面在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建构主义模式及其互动关系、作用机制、价值取向等。为更为充分详尽地论述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的理念、体系、机制、策略,研究中将绿色和平组织与孔子学院作为研究对象,以绿色和平组织成立发展至今30余年的传播理念变迁与实践发展为脉络,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孔子学院传播现状,对照绿色和平组织由传统传播向战略传播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研究战略传播对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机制及具体内涵,在此基础上探索孔子学院的战略传播体系构建规划。从中,可以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公信力和创新力是非政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战略传播有助于非政府组织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传播价值体系、采用体现战略内涵的组织传播策略、制定契合组织特征的战略传播流程,从而实现组织形象建构和完善,更好地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和国际社会治理,促进我国公共外交向精准化、社会化、系统化的转型升级,在国际社会充分展现与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相匹配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和责任担当。

曲绍旭^[8]（2015）在《养老服务效能优化研究 ——基于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与完善对提高老年人社会福利水平、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形成了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为主的服务模式,并且通过不断鼓励社会资源介入等方式来丰富现有的服务内容。社会资源介入养老服务为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了发展基础,但从目前来看,公益性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略显被动,多依附于政府的购买,独立性较差,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因此,在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下,需要进一步规划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的方式,完善养老服务制度。养老服务制度的完善主要涉及主体建构、服务过程以及结果评估等方面,本文试图以服务效能为理论出发点,对以上各要素建立评判理念,同时阐述公益性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地介入到养老服务制度,并优化其服务效能,这一方面为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介入方式提供了借鉴。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比较分析法对中外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养老服务的模式进行横向比较,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生成-发展-成熟各阶段进行纵向比较,以此奠定理论与经验基础;通过文献、实证分析法对收集到的江苏省部分地区数据进行量化研究,以此来完善经验分析。养老服务效能包含养老服务评价的理念,其优化的目标在于福利水平的提升,具有工具性、过程性、全面性等特点,涉及到服务主体、服务过程、服务结果评估等内容。我国养老服务制度在提出、发展、繁荣等各个阶段,服务效能不断优化。但受管理、保障以及环境要素的综合影响,现有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服务效能在服务主体资源的整合、服务过程的优化、服务结果的评估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服务观念的落后、资源配给的失调、管理能力的不足等因素所致。研究中发现,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介入对养老服务效能优化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理论支持方面表现为主体构建和资源供给的积极影响、内容和程序化等服务过程要素的积极影响、客观优势和专业性等服务评估要素的积极影响。在个案支持方面,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也优化了养老服务效能。同时,通过问卷分析与实证研究,发现在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介入下,养老服务效能确实能有所提升,验证了事先提出的假设。此外,从境外的经验来看,无论是以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家庭主导下的介入模式、合作模式等为主的欧盟经验,还是以日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等为主的东亚经验,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都能优化养老服务效能,并且在理念支持、法律体系完善、多元合作模式、专业化发展等方面对我国有许多的借鉴之处。研究中还发现,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养老服务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不仅包括服务理念的优化、法律制度的完善、专业化建设、权责关系的分配等宏观要素,而且还要考虑到公益性社会组织的适应性以及发展性等微观要素。只有完善以上要素,公益性社会组织才能在主体构建、服务过程优化、服务评估机制的建立等方面有效介入到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模式中并优化其效能。主要结论在于,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有效介入,养老服务的政策网络建构更加明晰,主体资源更加融合、服务过程更为便捷、服务结果评估更具参考性,同时能有效形成家庭+公益性社会组织+社区、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机构、机构+公益性社会组织+家庭等方面的服务效能优化机制。

常贝贝^[9]（2015）在《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文中认为传统的冷战研究多集中在政治对立和军备竞赛的领域,然而随着冷战研究的深入,其中最具隐蔽性和伪装性的部分逐渐被揭露出来,为学界重新审视冷战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本而言,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构成了冷战的基础和驱动力。这是一场以民意论得失而非以血洒战场论成败的战争。冷战初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频繁,其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也随之迅速传播,不仅对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的民心倾向。为了扭转不利的局势,美国政府很快启动了一场以“削弱共产主义影响,加强亲西方导向”为宗旨的全球心理战,在攻击和贬损苏联及共产主义的同时,向他国民众灌输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从而建立美国在国际舆论中的优势地位。因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领域充满了心理行动与政策。事实上,心理战已不再是政治、经济、军事的辅助手段,而是冷战的核心内容,被誉为冷战的“第四种武器”。在这场规模浩大的心理战中,美国之音、教育与文化交流、出版物和印刷品的传播、科技与艺术成就的输出、海外图书馆与文化中心的建立、学术研究与学术机构、旅游、展览会等都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冷战宣传的工具。其中,作为思想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图书始终被视为实现海外目标的重要手段。对此,美国制定了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针对铁幕两侧的美国盟友和苏联集团,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展开了一场试图引导民众“亲美反共”的图书宣传战。本文以美国的海外图书项目作为考察对象,详细阐述冷战初期美国全球图书宣传活动的具体情况,并深入探讨背负着政治使命的图书如何促进美国心理战略和国家目标的实现。全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言对本课题的缘起、基本内容、研究意义、相关概念、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阐释,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空间。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冷战初期美国发动的心理战和海外图书项目的实施。具体如下：第一章展现的是美国海外图书项目的整体冷战背景,主要叙述了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杜鲁门政府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心理战略和行动的基础。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心理战很快便纳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1951年,杜鲁门总统建立心理战略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的常设机构,专门负责心理战的政策规划及项目的制定与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对已有的心理战机制进行了强化,成立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心理战略委员会,统一协调不同机构间的心理行动；同时建立了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宣传机构——美国新闻署。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将美国的心理战与宣传渗透在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广泛意义上的“冷战共识”,开启了总体冷战时代。第二章的主题是冷战初期美国海外图书项目的支持性因素,围绕着立法保障、组织体系、评估与调查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在立法保障方面,《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共同安全法》、《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参展法》以及总统紧急基金为心理战和海外图书项目的实施与活动经费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在组织体系方面,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协调、执行机构和广泛参与的非政府组织与民间力量之间紧密联合,共同推动海外图书项目的发展与壮大。评估与调查机制则是海外图书项目做到有的放矢和行之有效的必要条件。第三章系统论述了美国政府层面的海外图书宣传活动,分为常规性图书项目和特殊性图书项目两部分。美国海外图书项目主要由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负责,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积极协助,在海外各地普遍实施图书翻译项目、廉价图书项目、信息中心项目、信息媒体担保项目等常规行动,将符合美国利益的图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此外,美国还以特殊的主题、群体、领域、事件为出发点,开展极具针对性的图书宣传活动,如教科书项目、纯粹的意识形态图书项目、海外华人图书项目等。这些小众而特殊的图书项目从不同的角度弥补了常规图书项目触及不到或比较薄弱的地方,使美国海外图书项目更加全面与完善。第四章主要从政府——私人合作的视角阐述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充分参与美国海外图书项目。私人出版公司、基金会、学术机构、公共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承担起大规模的海外图书活动。私人因素一方面为美国政府的图书宣传事业披上掩饰的外衣,从事官方不便插手的活动,并将美国图书传播到政府力量难以渗透的地区；另一方面为美国图书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建立了大量的商业联系和传播渠道,促进美国海外图书项目的持续发展。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个人作为隐蔽的宣传工具广泛融入心理战,既是总体冷战战略的一种体现,也是美国国内冷战共识形成的重要标志。结语部分梳理了文章的总体脉络,总结了美国海外图书项目的特点,同时对图书作为冷战宣传武器的心理意义进行评估。海外图书项目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性工具,其有效行动取决于长期稳定的发展。它对心理战目标的贡献虽然迟缓,但影响却是世代相承。本文通过对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和海外图书项目的解读,力图还原美国将心理行动纳入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利用图书进行冷战宣传和争夺世界民心的真相,从而揭示出美国宣扬西方价值观和推广资本主义模式,同时攻击苏联和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目标,以及潜移默化影响国外民众思想与行动,使公共舆论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的险恶用心。

苏海^[10]（2015）在《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中的结构调适与关系互动 ——以Y县三个民间组织为例》文中认为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背景之下,民间组织针对贫困群体所提供的各种物质救助、能力培训及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活动。它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贫困治理中的不足,满足贫困群体的合理需求,促进农村贫困治理的灵活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已有研究认为,中国当前的贫困治理任务仍然非常繁重,政府单一的贫困治理模式面临很多挑战,难以有效回应和解决诸如贫困的异质性、不均衡性与脆弱性等问题。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外部的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助解决上述难题,协助政府共同构建新型的贫困治理秩序,推进贫困治理的机制创新。上述观点的现实意义在于,新形势下创新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机制需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治理主体积极协作,互通有无的大扶贫格局。对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进行系统研究,正是这一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是什么?民间组织独特的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能否保证贫困治理效能的提升?民间组织是如何对外部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关系进行调适和整合的?新型农村贫困治理机制需要如何建构?本文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从社会学角度对治理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治理是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之下,多元行动主体协调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治理理论为贫困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而贫困治理则成为治理理论在减贫领域的现实实践。然后,本文以“治理主客体的多元”、“结构-关系”嵌入、“网络式互动”三者为分析基础,构建了一个用以解释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分析框架。“治理主客体的多元”意味着贫困治理领域中权力与利益的分散化,贫困治理不仅是政府单一主体的经济扶助行为,而是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个行动主体对贫困民众现代发展观的培育,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及多元合理需求的满足。“结构-关系”嵌入是指民间组织依靠某些固有机制和行动策略,积极主动地嵌入到贫困社区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关系的过程和状态。“网络式互动”则关注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各治理主体是如何在贫困治理中,搭建沟通信任平台与构建社会网络互动体系的,这是实现贫困治理资源共享和行动有序的关键要素。在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Y县三个民间组织的现实案例分析,深入讨论了社会转型期间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治理机制,治理结构以及各行动主体间的治理关系。研究发现,在治理主客体方面,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这一社会行动具有主体关联性,既是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也是改变传统政府单一行动模式,实现各利益群体权利平等化的有效渠道。在农村贫困治理这个特殊的场域之中,民间组织具有自身独特的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不同类型民间组织也存在很大区别,总体呈现出一种异质性和复杂性的发展形态。这一方面拓展了贫困治理的渠道,但也会带来新的治理复杂性,不利于贫困治理效能的提升。在贫困治理结构层面,每个民间组织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观和工作方法,这些系统化、理论化了的行动手段介入到贫困区域之中,需要针对已有的贫困治理结构进行适应性的改变,以适应解决不同贫困社区、不同贫困群体的异质性需要。从研究结果来看,目前,很多民间组织都意识到了对贫困区域政治、生态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调试的重要性,但整体嵌入程度并不高,这一方面受制于外部固化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与民间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单一性密切相关。在贫困治理关系层面,在中国,任何一个行动主体要想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都需要借助一套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在微观层面有基于血缘、地缘与业缘基础上构建的关系,也有宏观层面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复杂的关系网络。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之中,行动主体之间关系的嵌入程度,直接影响着彼此的发展空间与贫困治理效率的高低。与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密切相关的行动主体主要有政府、民间组织与贫困村民三类。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民间组织和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主要以合作为主,只是这种合作并非是基于权利平等上的互信,更多的是一种脆弱的互利关系,缺少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和引导。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于资源互补基础上的相互依赖,但因为每个组织的行动价值观、口标和方式差别较大,也缺少相应的沟通平台,二者的互动关系并不稳固。民间组织与贫困村民的关系是在贫困治理项目基础上的互动,作为一种外部的“侵入型”扶助力量,如何协调好专业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与贫困社区传统的文化理念、生存方式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民间组织面前的主要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复杂的贫困治理情境,民间组织的行动优势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使得民间组织必将成为农村贫困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力量。第二,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外在和侵入型”的力量,在与政府、民间组织与贫困村民等行动主体的互动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很多草根民间组织甚至没有足够的资源维持基本生存,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加剧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第三,对任何一类民间组织来说,要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实现贫困治理效能的提升,除了充分运用好已有的治理资本和专业的治理方法之外,更关键的要素在于积极嵌入到贫困社区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关系之中,通过制度创新和行动策略的灵活运用,将自身专业的工作方式与贫困地域的宏观结构紧密契合起来,充实和发展自身的贫困治理工作。第四,新型贫困治理机制的建立是对以往贫困治理理念的反思,它需要民间组织与其它治理主体共同构建一种在制度规范基础上的,彼此信任合作的网络互动模式,并积极拓展与规范民间组织的管理机制、激励机制、监管机制与评估机制,唯此,才能提升贫困治理的整体效能,促进新型贫困治理机制的生成。

二、刘云中：淡化积极财政，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刘云中：淡化积极财政，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研究 ——以绿色和平组织与孔子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养老服务效能优化研究 ——基于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论文提纲范文）

（10）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中的结构调适与关系互动 ——以Y县三个民间组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刘云中：淡化积极财政，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研究 ——国际经验借鉴[D]. 许鹏.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上海市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协同发展研究[D]. 谢松林.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3]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4]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公益类事业单位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研究[D]. 王琦. 吉林大学, 2019(03)
• [5]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D]. 公丕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D]. 杨沁. 西安理工大学, 2017(12)
• [7]国际非政府组织战略传播研究 ——以绿色和平组织与孔子学院为例[D]. 余越. 上海大学, 2016(02)
• [8]养老服务效能优化研究 ——基于公益性社会组织介入视角[D]. 曲绍旭. 南京大学, 2015(01)
• [9]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D]. 常贝贝.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3)
• [10]民间组织参与农村贫困治理中的结构调适与关系互动 ——以Y县三个民间组织为例[D]. 苏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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