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八)（论文文献综述）
徐莉[1]（2021）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及其价值》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多是根据皇帝旨意或命令编纂而成,多冠以"御制""钦定"字样,涉及的语言种类多样,流布广泛。乾隆朝满文多语种辞书继承和发展了前朝的辞书成果,也为清后期其他满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范式,是清代该类辞书发展的顶峰时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在语言文化方面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语言工具和历史文献支撑,为当代解读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
内玛才让[2]（2021）在《清朝中期蒙古土尔扈特部与西藏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朝中期,系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雍正朝平定了罗布藏丹津反清事件,青藏高原东部得以安宁;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了准噶尔汗国,并在新疆建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即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蒙古察哈尔部、锡伯部等先后调遣新疆戍边;天聪二年（1628）,从新疆塔城地区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彼处生活了近1个半世纪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渥巴锡汗等率领下,回归故土;清廷将舍楞带队的蒙古新土尔扈特部安置在阿勒泰、科布多一带;将渥巴锡汗带队的一支安置在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所辖珠勒都斯游牧,称为南路旧土尔扈特;将亲王策伯克多尔济带队的一支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辖和博克萨里游牧,称为北路旧土尔扈特;将郡王巴木巴尔带队的一支安置在库尔喀喇乌苏游牧,称为东路旧土尔扈特;将贝勒默们图带队的一支安置在晶河游牧,称为西路旧土尔扈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笃信藏传佛教,而西藏为传统社会藏传佛教圣地中心。因此,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回归之前,就经清廷准许下,与西藏保持着密切友好交往。即便与准噶尔汗国关系危机时道路梗阻,他们也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绕行,抵达京城,并在清廷派员护送下前往西藏熬茶礼佛,使得彼此传统的往来并未由于道路梗阻而中断。本文在满汉藏古籍文献基础上,试就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回归前的雍正九年至十一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及回归后的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五十年前后、驱逐廓尔喀侵藏前后赴藏熬茶礼佛等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从各方面进行详细论述。论文重视满藏汉文档案的使用,着重就上述不同时间赴藏熬茶礼佛展开专题探讨。论文共分七部分:导言,说明选题缘由,学术史回顾,研究资料收集与利用,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研究的学术价值,研究意义。第一章论述雍正九年至十年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一是交代了蒙古土尔扈特部族来源与生活区域,以及在天聪二年（1628）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并在彼处建立土尔扈特汗国,先后经历了和鄂尔勒克等几代首领（汗）的苦心经营;二是阐述了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使臣赴藏熬茶路线,以及最终抵达康区泰宁地方基本情况;三是阐述了土尔扈特汗国使臣在康区泰宁地方拜见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仁波且的详细经过,具体包括向第七世达赖喇嘛请赠名号、请求视留西藏、请求喇嘛僧医、叩拜并敬献礼品、第七世达赖喇嘛向土尔扈特使臣回赠礼品等,并通过敬献的礼品种类,分析总结了它的来源与意义;四是阐述土尔扈特汗国车凌敦多布汗派遣使臣请求第七世达赖喇嘛赏号,具体内容包括使臣巴图尔卧木布、使臣希热布丹津等向第七世达赖喇嘛禀告内容,以及第七世达赖喇嘛回复土尔扈特使臣的基本内容、土尔扈特诸使臣与第七世达赖喇嘛代表之间的交流对话、交代历代达赖喇嘛给土尔扈特汗赏赐汗号的情形等;五是论述第七世达赖喇嘛封土尔扈特汗号奏书。具体内容包括回顾“达赖喇嘛”称号的由来、记述第七世达赖喇嘛方面与土尔扈特使臣交流内容、回顾满文文献内记载历代达赖喇嘛对土尔扈特先汗封号惯例等;六是论述第七世达赖喇嘛封土尔扈特汗车凌敦多布汗号印信的基本情况。具体阐述了土尔扈特汗车凌敦多布所封汗号的具体涵义、向土尔扈特汗交代相关事项等。针对土尔扈特本次遣使赴藏熬茶礼佛对土尔扈特汗国社会本身的重要性,并总结了本次赴藏熬茶礼佛的历史意义;七是结合汉藏满文献,论述土尔扈特从康区泰宁地方辞别第七世达赖喇嘛而前往西藏熬茶礼佛的具体细节。最后,根据藏文文献内记载大昭寺佛陀释迦牟尼佛冠的敬献者之一为“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土尔扈特王妃所献”的历史线索,结合土尔扈特先前与本次赴藏熬茶礼佛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史料进行推断考证,笔者最终得出结论,第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向大昭寺佛陀释迦牟尼像敬献佛冠的土尔扈特王妃”是土尔扈特汗国已故阿玉奇汗哈屯达尔玛巴拉。第二章论述乾隆二十二年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自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二年,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也曾派遣过使臣前往西藏熬茶礼佛,只因借道抵达喀尔喀土谢图汗游牧时,遭到拒绝通行而未能如愿,期间相隔20余年。本次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礼佛,仍借道西伯利亚,抵达北京,经北京抵达西藏。本章论述了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等在朝廷派员照管护送下,抵达前藏不久,偶遇第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即使在第七世达赖喇嘛贵体欠安的情况下,依然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土尔扈特使臣,并为伊等赐茶共饮,详细询问土尔扈特地方的民生与佛教信仰状况等。充分体现了清代西藏地方与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汗国两地人民的深情传统友谊,以及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爱国爱教、护国利民、普度众生的利他精神。接着,论述了本次土尔扈特使臣前往后藏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处叩拜的基本情况。最后,针对满藏汉不同文献对于“熬茶”一词,特别是满文文献内记载的“manja fuifumbi”一词,与“熬茶”本意不符的史实,笔者通过汉藏满文献比对,结合藏学、藏传佛教等基本知识,对其加以考辩,进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即满文熬茶一词“manja fuifumbi”,由满文“manja alibume,cai fuifumbi”缩写而来。第三章论述了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后的首次赴藏熬茶礼佛。首先,阐述了赴藏熬茶前的历史背景。其次,阐述了赴藏后拜见第八世达赖喇嘛、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基本情况。针对汉满文献对这段历史记载不详的实际情况,笔者引用了藏文文献,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尽可能地补充、完善,并对其中的一些历史细节内容加以论证、考证,从而还原了当时的基本历史线索。另外,通过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后的第二年,便迫不及待地请求朝廷准许派少量人员前往西藏的史实,再次证明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对藏传佛教虔诚信仰的坚守,防止东正化,是他们回归祖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渥巴锡汗是伟大的爱国民族英雄,土尔扈特回归故土,以及回归故土后的第二年赴藏熬茶等事项,渥巴锡汗其间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又因为托忒文、藏文、汉文等文献对他临终前的病案问题尚乏记载的史实。笔者在翻译满文文献时,有幸查阅到有关他临终前病案问题的详细记载,结合史料,对其临终前的病案问题进行考证,从而得出渥巴锡汗病情症状、发病原因、治病医生,以及笔者亲访中医、西医、蒙古医、藏医,从四种医学理论出发,最终解决了渥巴锡汗患何病而逝世的历史真相。第四章论述乾隆五十年前后土尔扈特部与西藏的交往。本章分三部分,首先阐述土尔扈特部通过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京的机会,前往热河叩拜;随着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圆寂,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礼佛的次数与规格日趋减少。其次利用满文文献,探讨北路旧土尔扈特新任盟长阿克萨哈勒欲携200人赴藏熬茶礼佛,为已故首任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二任亲王奇里布等念经,在土尔扈特游牧携带几位幼童赴藏学习佛教经典,赴藏请些良医带回土尔扈特游牧等事项,遭到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驳回的史实。再次,阐述喀喇沙尔办事大臣雅满泰被朝廷调往西藏担任驻藏帮办大臣,临行前,所辖南路旧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和硕特部盟长、贝勒德勒克乌巴什等得知雅满泰调往西藏,纷纷敬献礼品,让其抵藏后转献第八世达赖喇嘛和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当雅满泰抵藏就任驻藏帮办大臣后,将南路旧土尔扈特汗等转献礼品,转呈第八世达赖喇嘛等。第八世达赖喇嘛等向土尔扈特方面回赠礼物的情况。充分体现了清廷治下的蒙古土尔扈特等部与西藏两地之间的友好往来。最后,就满文文献中出现的“陕西”“山西”地名误用现象,笔者进行了考释。第五章论述了驱逐廓尔喀侵藏前后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首先,阐述了乾隆年间廓尔喀人2次侵藏的历史背景。其次,探讨了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礼佛中途暂停撤回。其中包括赴藏熬茶礼佛人员结构、盘费来源、赴藏中途撤回原因、朝廷制定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的限定政策、朝廷制定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限定政策的原因与实质。其次,阐述了驱逐廓尔喀人侵藏后土尔扈特再度赴藏熬茶礼佛的经过。包括赴藏熬茶礼佛人员结构、土尔扈特等部抵达西藏后拜见的人物与主要熬茶布施地点、土尔扈特赴藏敬献礼品的物类与银额等。期间,对本次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礼佛某些时间、地名等进行考证,例如新疆哈密境内的“疙瘩井子”,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的“青头山”“惠回堡”等地名进行文献考证,进而得出笔者的基本观点。结语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历史,尤其是清朝中期蒙古土尔扈特部与西藏关系的历史,是历史学科及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家不断地在中国通史中补充各个民族历史知识,并且民族史也逐渐形成一门新兴学科门类,学术研究蒸蒸日上。蒙古族和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均发挥过重要作用。研究蒙古土尔扈特与西藏关系的历史,也是蒙古史与藏族史的重要研究内容。应该指出,蒙古土尔扈特与西藏关系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主要有经济、政治、宗教、语言、文学、天文历算、工艺等诸多方面。然而,一方面,由于清前期准噶尔势力对西藏的侵扰,为了西藏地方的安宁,清廷对西域蒙古诸部赴藏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对这2个边疆地区的民族事务极为重视,使得在很长时期,特别是清朝中期,西域蒙古土尔扈特与西藏的交往、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朝廷有组织的赴藏熬茶礼佛而进行的,民间层面尚乏接触。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是通过熬茶礼佛而体现的,这也是笔者以蒙古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为切入点而论述二者之间关系的原因之一。并在全面论述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的一些思路、观点等。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提出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韩晓梅[4]（2020）在《从军机处满文寄信档看乾隆帝规范清文的使用》文中提出满文是用来拼写满语的文字,满语和满文在清代被称为"国语"和"清文"。清代官方文书中,凡涉及八旗、民族以及军机事务的奏折多用清文书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清代满文档案200余万件。通过清代满文档案了解满文即清文在清代公文中的使用情况,研究清文在奏折中的错误用法,可以为现代语言学家了解满语文在清代的使用和发展情况提供帮助,同时对于现代满文档案工作者的翻译工作,亦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张杰[5]（2020）在《清代北京地区满文碑刻研究 ——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碑刻是满文文献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作为清朝都城,城内外分布大量坛庙、寺观,臣工墓葬,这些场所皆有碑刻留存,其中满文碑刻占很大比重。这些碑刻种类多样、内容丰富,既有皇帝御制碑、臣工碑刻,亦有民间碑刻,其有些内容可以补传统文献、史料之不足。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对清代北京地区满文碑刻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因而有很大空间留待填补。满文碑刻的形成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满洲从关外部族一跃成为中原之主,清廷欲竭力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形成了满文碑刻的突出特征:从内容上看,人物类数量最多;从功能上看,满文碑刻突显其政治属性;多语种刻写,突显其“同文一体”理念。然而,碑刻使用的文种、空间、地域等因素反映出清代“同文之治”所能达到的领域及阶层,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各族群精英阶层。绝大多数反映民俗、群众精神生活以及信仰的碑刻,仅以汉文书写;形式亦更灵活,体现出国家政权与社会的疏离,民间尚存在着一定的权力真空,官方无法渗透。不同时期的碑文亦反映出满语文不同的发展阶段及面貌。本文综合利用各类碑文,从中爬梳出语义及用法有变化的词汇、及碑文中出现的新词汇,并分析其原因;探讨满文文书行文中动词的变化规律,考察了满汉对译情况。传记类碑文行文体例、碑文起、结句所使用的固定格式,有助于了解清代文书特点及封赠制度。其体例从入关之初的调适,至康、乾时期逐渐形成程式,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碑刻体例程式化使得其宣传作用大打折扣,最终流于形式。御制诗碑文则反映了满洲的文学特色及满语文的发展阶段和水平。清代继承汉唐传统,于边疆重大战事发生地勒石纪功,努力构建新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体系。清代边疆纪功碑有力地彰显了朝廷的统治力,旗人家族碑刻则在凝聚家族力量、满洲共同体形成及巩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莉[6]（2020）在《从档案记载看清代满文翻译对音对策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清代国家机关处理日常政务形成的各类文书由汉文、满文、蒙文、藏文等多种文字书写。相同内容的文书用不同文字书写,必然存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对音的问题。针对满汉文人名、地名对音有误的问题,从清初至清末的诸位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制定了相应对策,颁发上谕,编纂字式颁行,校订史书等。后世遵循其做法,不断规范对音问题。但在公文实践中对音错误的问题并未完全杜绝,仍然存在因为人名音译错误发给双份钱、地名使用年久不宜改动等问题。清代对音对策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有语言文字间差异、约定俗成的习惯等方面。
宋以丰[7]（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张玉雪[8]（2019）在《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清语》成书时间考》文中研究说明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清语》类目设置与《御制增订清文鉴》更为相近,其收录词语包含《御制增订清文鉴》补编的部分词语,成书时间要晚于《御制增订清文鉴》刊刻时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此外,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黑图档》等文献资料中,已规范翻译的满语词语未见于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清语》当中,因此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要早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对比分析《钦定清语》《御制增订清文鉴》与《黑图档》的相关记载就可确定,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清语》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四十六年间（1777—1781年）。
张凌霄[9]（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认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吴双[10]（2019）在《满语同义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满语同义词研究是满语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语词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复杂、繁难,可供借鉴的成果较少,尚待进一步专门系统的探讨研究。满语同义词数量较多,且分布较广,来源复杂,具有历时变化。本文运用词汇学、文化语义学等理论方法,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满语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区别以及与其他语义的关系,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探讨。在共时研究方面,其一,本文运用大量例词和例句,对满语同义词的细微区别进行了深入辨析。其二,归纳满语同义词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特点,即语音上具有“近音同义”、“和谐多变”的特征,语法上具有“根同义同”、“根异形近”的特征。其三,在分析满语同义词词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同义词与多义词之间的密切关联,揭示了满语同义词的同义关系和多义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语义关系。在历时研究方面,其一,纵向分析满语同义词的演变方式,阐释了演变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二,乾隆中期,满语词汇（主要是汉语借词和多义词）发生了显着变化,在新词与旧词并存期间,构成了大量同义词。这些同义词的变化有规律可循,本文分别从借词累积的承继性、新词旧词演变的多样性和词根词发展的演进性,论述了满语同义词的变化特点。其三,通过考察多义词历时变化,探寻相关同义词发生的变化,论证了多义词的发展变化会引起相应同义词的连锁反应。其四,在满语中,借词与固有词之间、借词与借词之间有诸多同音现象。这些词有的被改造,有的被新词或旧词替代,致使新词与旧词并存期间构成了部分同义词。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同音词的历时变化对同义词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论文不仅拓宽了满语同义词研究的视角,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而且扩展了满语同义词研究的范围,从单纯的同义词研究延伸到同义词与多义词、同音词相互关系研究。对满语同义词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研究,为满语词汇学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满语应用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八)（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及其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编纂 |
| (一)《大藏经》相关辞书 |
| (二)续修《清文鉴》系列辞书 |
| (三)标音对音辞书 |
| (四)“钦定新清语”辞书 |
| 二、清代官修满文辞书现存版本及其流传 |
| (一)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内府及其他各本 |
| (二)乾隆朝官修的满文多语种辞书流布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价值的再思考 |
| (一)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在政治上推动了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
| (二)乾隆朝编纂的满文多语种辞书在文化上为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工具 |
| (三)乾隆朝编纂的满文多语种辞书在文献上为后世留存了数量众多的多语种珍贵语料 |
（2）清朝中期蒙古土尔扈特部与西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收集与利用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五、学术价值与意义 |
| 第一章 雍正九年至十年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 |
| 第一节 土尔扈特使臣赴藏熬茶路线 |
| 第二节 土尔扈特使臣在泰宁拜见第七世达赖喇嘛 |
| 一、向第七世达赖喇嘛请赠名号 |
| 二、向第七世达赖喇嘛请求视留西藏 |
| 三、向第七世达赖喇嘛请求喇嘛僧医 |
| 四、向第七世达赖喇嘛叩拜并敬献礼品 |
| 五、第七世达赖喇嘛向土尔扈特使臣回赠礼品 |
| 第三节 车凌敦多布遣使请求第七世达赖喇嘛赏号 |
| 一、使臣巴图尔卧木布 |
| 二、使臣希热布丹津 |
| 三、第七世达赖喇嘛回复 |
| 四、土尔扈特诸使臣与第七世达赖喇嘛代表 |
| 五、历代达赖喇嘛给土尔扈特汗赏赐汗号情形 |
| 第四节 第七世达赖喇嘛封土尔扈特汗号奏书 |
| 一、回顾“达赖喇嘛”称号的由来 |
| 二、记述第七世达赖喇嘛方面与土尔扈特使臣 |
| 三、历代达赖喇嘛对土尔扈特先汗封号惯例回顾 |
| 第五节 第七世达赖喇嘛封车凌敦多布汗号印信 |
| 一、车凌敦多布汗号的涵义 |
| 二、向土尔扈特汗交代相关事项 |
| 第六节 土尔扈特使臣赴藏熬茶 |
| 一、 《颇罗鼐传》中有关土尔扈特使臣赴藏熬茶情况 |
| 二、《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传》中有关土尔扈特使臣赴藏熬茶情况 |
| 第七节 大昭寺佛陀释迦牟尼像佛冠敬献者考证 |
| 一、沙克都尔扎布之妻扎尔拉 |
| 二、阿玉奇汗侄儿阿拉布珠尔之母 |
| 三、阿玉奇汗哈屯达尔玛巴拉 |
| 第二章 乾隆二十二年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 |
| 第一节 土尔扈特使臣吹扎布其人 |
| 第二节 土尔扈特使臣在前藏布施熬茶 |
| 一、第七世达赖喇嘛接见土尔扈特使臣 |
| 二、土尔扈特使臣在前藏布施熬茶 |
| 第三节 土尔扈特使臣在后藏布施熬茶 |
| 一、土尔扈特使臣敬献礼品拜见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
| 二、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接见土尔扈特信众 |
| 第四节 清代史料中“熬茶”一词考辩 |
| 一、藏族“熬茶”习俗 |
| 二、“熬茶”一词在不同文本中的比较分析 |
| 三、“熬茶”与“献曼扎”的涵义 |
| 第三章 土尔扈特部回归后首次赴藏熬茶 |
| 第一节 首次赴藏熬茶的背景 |
| 第二节 首次赴藏熬茶的过程 |
| 一、土尔扈特信众在前藏拜见第八世达赖喇嘛 |
| 二、土尔扈特信众在后藏拜见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
| 第三节 渥巴锡汗临终病案小考 |
| 一、渥巴锡汗的业绩 |
| 二、医生的身份 |
| 三、病情症状 |
| 四、渥巴锡汗病案考证总结 |
| 第四章 乾隆五十年前后土尔扈特部与西藏的交往 |
| 第一节 土尔扈特人在内地拜见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
| 一、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京历史背景 |
| 二、土尔扈特人赴热河拜见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
| 三、土尔扈特人与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互动经过 |
| 第二节 土尔扈特盟长阿克萨哈勒派人赴藏礼佛 |
| 第三节 土尔扈特与西藏佛教格鲁派上层的往来 |
| 一、雅满泰向第八世达赖喇嘛等转献土尔扈特所献礼品 |
| 二、第八世达赖喇嘛转递给土尔扈特等礼物 |
| 第五章 驱逐廓尔喀侵藏前后土尔扈特部赴藏熬茶 |
| 第一节 土尔扈特赴藏熬茶前的西藏 |
| 一、乾隆年间廓尔喀人第一次入侵西藏 |
| 二、乾隆年间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 |
| 第二节 清廷对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的限制措施 |
| 一、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人员的构成与盘费来源 |
| 二、清廷暂停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 |
| 三、清廷对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的限定政策 |
| 四、清廷制定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限定政策的背景 |
| 第三节 驱逐廓尔喀侵藏后土尔扈特再度赴藏熬茶 |
| 一、土尔扈特等部赴藏熬茶人员结构 |
| 二、土尔扈特等部赴藏拜见的人物与主要熬茶地点 |
| 第四节 土尔扈特赴藏敬献的物类 |
| 一、念诵祈愿经敬献的银额 |
| 二、向第八世达赖喇嘛敬献的金银数额 |
| 三、祈愿皇帝福寿请第八世达赖喇嘛念经所出银额 |
| 四、向第八世达赖喇嘛敬献的供品 |
| 五、在大小昭寺熬茶敬献的金银数额 |
| 六、向济隆呼图克图敬献的金银数额 |
| 七、向济隆呼图克图敬献的供品 |
| 八、向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敬献的金银数额 |
| 九、祈愿皇帝福寿请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念经所出银额 |
| 十、向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敬献的供品 |
| 十一、在扎什伦布寺熬茶敬献的银额 |
| 第五节 随行人员赴藏敬献的物类 |
| 一、念诵祈愿经敬献的银额 |
| 二、向第八世达赖喇嘛敬献的金银数额 |
| 三、祈愿皇帝福寿请第八世达赖喇嘛念经所出银额 |
| 四、向第八世达赖喇嘛敬献的供品 |
| 五、在大小昭寺熬茶敬献的金银数额 |
| 六、向济隆呼图克图敬献的金银供品 |
| 七、向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敬献的金银供品 |
| 八、祈愿皇帝福寿请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念经所出银额 |
| 九、在扎什伦布寺熬茶敬献的银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大事记 |
| 附录2:乾隆朝蒙古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病逝满文档案 |
| 附录3:历世达赖喇嘛诞辰与圆寂 |
| 附录4:历世班禅额尔德尼诞辰与圆寂 |
| 附录5:历世达察济隆呼图克图诞辰与圆寂 |
| 附录6:清代蒙古土尔扈特世系 |
| 附录7:汉藏满对照词汇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清代北京地区满文碑刻研究 ——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满文碑刻的形成及分类 |
| 第一节 满文碑刻的形成 |
| 一、满文碑刻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满文碑刻的形制 |
| 第二节 满文碑刻的分类 |
| 一、按照时代朝年划分 |
| 二、按照地区划分 |
| 三、按照用途划分 |
| 第二章 满文碑刻的内容及特征 |
| 第一节 满文碑刻内容 |
| 一、人物方面 |
| 二、建筑方面 |
| 三、纪事方面 |
| 四、其他方面 |
| 第二节 满文碑刻的特征 |
| 一、从内容上看,满文碑刻人物类数量最多 |
| 二、从功能上看,满文碑刻突显其政治属性 |
| 三、从文种上看,突出“同文一体”理念 |
| 第三章 碑刻体例与语言文字研究 |
| 第一节 碑刻体例研究 |
| 一、人物类碑文体例 |
| 二、满文碑刻诗歌体例——以乾隆御制碑诗《帝都篇》与《皇都篇》为例 |
| 第二节 满文碑刻语言文字研究 |
| 一、碑刻用词特点 |
| 二、诰封、谕祭碑文动词变化规律 |
| 三、碑文所反映的文法特例 |
| 四、满汉碑文对译特点 |
| 第四章 满文碑刻功能研究 |
| 第一节 官方碑刻与国家认同 |
| 一、边塞纪功碑传统的形成 |
| 二、清代边塞纪功碑与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旗人碑刻与民族认同 |
| 一、与汉人的心理界限 |
| 二、旗人碑刻的撰写群体 |
| 第三节 墓碑与家族凝聚 |
| 一、墓碑所见军功世家及其功绩 |
| 二、墓碑与家族精神传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古籍类 |
| 三、专着与辞书类 |
| 四、论文类 |
| 五、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田野调查满文碑刻照片及拓片 |
| 1.《祖可法碑》 |
| 2.满文《御制昭忠祠碑》 |
| 3.《上谕封黑龙潭龙神碑》 |
| 4.《吴努春墓诰封碑》 |
| 5.《瑚宝墓碑》 |
| 6.《法尔纳诰封碑》 |
| 7.《和硕和顺公主墓碑》(残损严重) |
| 8.满文《大清诰赠光禄大夫后金十六大臣哈哈纳碑》 |
| 9.《郎苏谕祭碑》 |
| 10.《巴图诰封谕祭碑》 |
| 11.《诺敏谕祭碑》 |
| 后记 |
（6）从档案记载看清代满文翻译对音对策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满文改进过程中对音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方式 |
| 二、文书档案中记载的对音问题 |
| 三、满文对音问题的对策 |
| (一)乾隆朝颁布“新清语”,将部分音译的专有名称改为意译,消除了部分对音问题 |
| (二)颁布《钦定对音字式》,规范满汉文对音问题 |
| 四、档案记载中人名地名对音的实际应用 |
| 五、满汉文对音现象对策与实践问题的分析 |
| (一)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对音问题的根本原因 |
| (二)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并不适用对音规则 |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8）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清语》成书时间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9）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注释、转写格式说明 |
| 清朝皇帝、年号及在位时间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 学术回顾 |
| (三) 研究主题 |
| (四) 文献介绍 |
| 第一章 清帝国早期的“国语”、“国书” |
| (一) “国语”、“国书”的创制与发展 |
| (二) 清代“国语”、王朝政治与帝国治理 |
| (三) 比较视野下清帝国前期的语言统治策略 |
| 小结 |
| 第二章 帝国晚期的统治与“国语”、“国书” |
| (一) “清语骑射,我朝根本” |
| (二) “国语”、“国书”与帝国统治 |
| (三) “国语”、“国书”的兴亡与帝国命运 |
| 小结 |
| 第三章 帝国晚期的中外交往与“国语”、“国书” |
| (一) 清代早期中外交往中的“国语”、“国书”简介 |
| (二) 理藩院与礼部的传统交涉国 |
| (三) 海洋领域国家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种“国语”的嬗变与帝国记忆的重构 |
| (一) 新“国语”与切音字运动 |
| (二) “国语”与“国粹” |
| (三)断裂的“国语 |
| 小结 |
| 结语: 语言、权力与现代转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满语同义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三、研究对象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突破 |
| 第一章 满语同义词的界定 |
| 第一节 满语同义词的定义 |
| 一、同义词的确定标准 |
| 二、同义词的词性问题 |
| 三、满语同义词的界定标准 |
| 第二节 满语同义词的分类 |
| 一、从来源角度划分 |
| 二、从同义程度角度划分 |
| 三、从结构角度划分 |
| 四、从功能角度划分 |
| 第三节 满语同义词与多义词的关系 |
| 一、满语同义词的意义关系 |
| 二、满语同义词与多义词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满语同义词的形成演变 |
| 第一节 满语同义词的形成途径 |
| 一、新词与旧词的并用 |
| 二、固有词与借词的并用 |
| 三、对事物现象所持感情和态度不同 |
| 四、命名时取义角度不同 |
| 五、满语构词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满语同义词的演变方式 |
| 一、词义的产生与消失 |
| 二、词义的分化 |
| 三、词义的趋同 |
| 第三节 多义词和同音词对满语同义词的影响 |
| 一、满语多义词对同义词的影响 |
| 二、满语同音词对同义词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满语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区别 |
| 第一节 满语同义词之间的语义区别 |
| 一、语义性质或行为程度不同 |
| 二、语义范围大小不同 |
| 三、语义特征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
| 第二节 满语同义词之间的修辞区别 |
| 一、感情色彩区别 |
| 二、语体语域色彩区别 |
| 第三节 满语同义词之间的搭配区别 |
| 一、包含搭配 |
| 二、交叉搭配 |
| 三、全异搭配 |
| 第四节 满语同义词的通用与连用 |
| 一、满语同义词的通用 |
| 二、满语同义词的连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满语同义词的个性特点 |
| 第一节 满语同义词的语音特点 |
| 一、近音同义 |
| 二、和谐多变 |
| 第二节 满语同义词的语法特点 |
| 一、根同义近 |
| 二、根异形近 |
| 第三节 满语同义词的变化特点 |
| 一、借词累积的承继性 |
| 二、旧词新词演变的多样性 |
| 三、词根词发展的演进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满语同义词的研究价值 |
| 第一节 满语同义词的应用研究 |
| 一、满语同义词与满语教学 |
| 二、满语同义词与辞书编纂 |
| 三、满语同义词与文献翻译 |
| 第二节 满语同义词研究的发展趋势 |
| 一、满语同义词的专题研究 |
| 二、满语同义词的专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八)（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及其价值[J]. 徐莉. 民族翻译, 2021(06)
- [2]清朝中期蒙古土尔扈特部与西藏关系研究[D]. 内玛才让. 吉林师范大学, 2021(02)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从军机处满文寄信档看乾隆帝规范清文的使用[J]. 韩晓梅. 满族研究, 2020(03)
- [5]清代北京地区满文碑刻研究 ——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为中心[D]. 张杰. 吉林师范大学, 2020
- [6]从档案记载看清代满文翻译对音对策与实践[J]. 徐莉. 民族翻译, 2020(01)
-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故宫博物院藏《钦定清语》成书时间考[J]. 张玉雪. 满语研究, 2019(01)
- [9]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10]满语同义词研究[D]. 吴双. 黑龙江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