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的回忆

一、对胡适先生的点滴回忆（论文文献综述）

陈明^[1]（2021）在《藏学家于道泉与王森入聘北京大学始末》文中指出于道泉、王森是我国着名藏学家,在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前,二人均任教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该系成立于1946年8月,是抗战胜利之后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和东方学学科的空前创举之一。梳理该系最初的师资源流有助于理解我国东方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在1946年8月3日胡适写信催促于道泉回国之前,北京大学就已经决定聘请他了。该系最初设置梵文、阿拉伯文与蒙藏文三组,于道泉被预定为蒙藏文组的主持人。于道泉直到1949年4月才从英国启程回国,到北京大学就职,开设藏文课。王森1946年10月20日被北京大学聘为教员,1949年夏升为讲师。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所收藏的相关档案、季羡林的归国日记和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胡适和金克木与季羡林分别写给于道泉的书信,以及《马来亚论坛报》（Malaya Tribune）和《益世报》（北京）等中外报刊资料,梳理于道泉和王森入聘北京大学的始末,尽可能清晰呈现我国东方学学科史上的一段史实,以丰富对我国东方学的全面认知。回顾前辈学人的教研经历,可加深我们认识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的历程,更多了解前辈学人在中外人文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贡献及其丰富多彩的人生。这样的回顾或许可为当代学子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关琳琳^[2]（2020）在《论1920年代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与转化》文中研究说明蔼理斯在周作人的杂学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思想来源众多,以及涉及的中西语境混杂,周作人对蔼理斯思想的接受存在遮蔽与扭曲的现象。本文围绕1920年代周作人从蔼理斯方面获取的思想资源,梳理影响路径,廓清因果关系。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周作人与蔼理斯的关系进行深化,对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地方进行补充和完善。全文分为上、下篇。上篇:遮蔽与选择——周作人的自我建构。第一章,主要关注周作人对蔼理斯接受存在的分期问题。自留日起至1922年为潜在的接受期,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一方面来自直接阅读,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白桦派的中介作用实现的。1922年以后,周作人大量研读、译介或抄录蔼理斯的着作,并利用蔼理斯的学说解决思想冲突和现实困境,对其接受进入了有意的选择期。第二章,揭示了周作人对蔼理斯性学知识的选择,一方面是出于“肉体崇拜的咏叹”,另一方面则本于为女性招魂的责任意识。反礼教的思想底色,使他主要利用蔼理斯的性心理学破除旧道德的撒提。第三章,周作人对蔼理斯思想“中庸”的命名,是融合儒家思想、民初调和论与梁漱溟调和说等多方资源,进行自我抽译的结果。“冲突之哲学”更接近蔼理斯思想的内核,其中对立、均衡与渐进的观念贯穿于周作人思想的诸多方面。下篇:融合与转化——中国的蔼理斯。蔼理斯对周作人而言,不仅是面临失落与孤独情绪的调和剂,而且对其价值立场与审美方式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始终与其生存境遇、传统文化资源发生着密切的互动,由此具备了蔼理斯思想所不具备的新质。在对蔼理斯思想的接受中,周作人实现了自身思想的转变。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周作人借助蔼理斯的科学精神和道德观念,将科学上升为一种信仰与态度。认同科学与道德的共通性,推导出科学道德化的新启蒙路径;其次,蔼理斯对于创作个性和文学情感功能的重视,帮助周作人确定了文学的内在价值,纠正了轻视个人的思想倾向;最后,对于1920年代后期陷入苦闷与悲观的周作人而言,蔼理斯的“耽溺”与“净观”使他主动褪去启蒙者的身份,关注日常生活的建构,形成了新的主体存在方式。

张步云^[3]（2020）在《读《中国现代散文精品·胡适卷》有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看《中国现代散文精品·胡适卷》,选了胡适各个时期的散文50多篇。原来接触胡适的文章很少,《胡适卷》看后,我才知道胡适的散文（包括杂文）与鲁迅的散文和杂文区别很大。他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批评国民党政府缺乏法制与民主,可以说闪烁着一点光亮,但他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国民党政权取消独裁,变得清正廉明。这远不如鲁迅批判得尖锐深刻。

苗怀明^[4]（2019）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新红学的完成与总结——记周汝昌和他的《红楼梦新证》》文中指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红学新文献的不断发现和积累使红学研究在胡适、俞平伯等人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新发现重要红学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整合,对各种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和总结,成为新红学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这一重要学术使命是由年轻学人周汝昌完成的。他在胡适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红楼梦新证》一书。该书对前三十年间新发现红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发展并完善了新红学的主要观点。无可讳言,该书将新红学原有的一些缺陷继承和保留下来,将新红学的自传说发挥到极致,把作者的家世生平和小说的人物、情节完全对应,将小说当成了史书,较之胡适走得更远。

谭天伟^[5]（2019）在《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 ——基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文中研究指明新自由主义作为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对青年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青年在中国整体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青年作为时代新人肩负时代赋予的重任,青年的思想不容腐蚀,青年的德行应得到正确的引导。自十八大以来,全社会都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过程中,青年思想仍需不断加强引导,因为青年自身特质容易受不良思潮影响,不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仍腐蚀青年思想,以实现其政治诉求。青年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作意识形态的钢枪对这种不良思潮予以回击。所以,论述清晰基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视角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此项研究,不同于心理学范畴上的认同研究,原因在于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必须表达出鲜明的政治立场,而心理学视域下这一研究往往从人本身出发,通过内隐认同和外显认同相结合为主旨服务,表达出的政治性不够强烈。所以本研究按照从现象中发现问题,从问题中找到解决方法,从方法中获得启迪的逻辑对文题各因素进行充分认知,更好的认知才能更好的抵制。本文通过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起源、发展、盛行及在中国的形态等问题进行捕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质进行客观分析,其在中国的传播实质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想要中国全盘西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傀儡,这种诉求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侵略,所引发的后果是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将凸显严重,各种问题的滋生容易给予西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机会,以实现他们在中国进行资本掠夺的目的。所以,基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有助于削弱新自由主义思潮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消极影响。本文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认知,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要求,确定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过程即青年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概括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途径,总结出增强价值认同是抵御不良思潮的有效手段,这一结论对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王真真^[6]（2018）在《悠悠私语声—张爱玲散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爱玲散文,是其整体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流言》和《重访边城》分别是她不同时期散文创作的结集。以《流言》为代表的前期散文彰显着明显的世俗化气息,流露出作家悲悯与同情兼具的人性观照和独具个性的荒原意识,寓雅于俗、生动隽永的语言风格充分展示出张爱玲前期散文的艺术独创性。而她后期的散文创作则褪去浮华,表现出一种质朴疏朗的务实之感,与作家所推崇的“素朴”的文学主张相契合,语言风格方面也相应地表现出平实化的特征。张爱玲前后期散文出现如此鲜明的差异性,其原因可以从作家个人经历的重大转折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两个方面予以探究。但就其本质而言,张爱玲不同时期的散文创作都是她的一种自我翻译,在创作姿态上呈现出精神向度的一致性。论文包括绪论、以《流言》为代表的前期散文研究、张爱玲后期散文研究、张爱玲前后期散文风格成因及内在一致性和结语这五部分。其中绪论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论述本论文的选题理由和意义;第二节介绍国内外关于张爱玲散文的研究现状及趋势。论文的第一章分两小节,分别从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分析张爱玲前期散文的艺术风格。第二章包括两节,第一节阐述张爱玲后期散文中素朴务实的精神实质,散文的理性化表现,以及《对照记》中具有形式感的怀旧与寻根;第二节则通过语言风格的平实化以及在后期采用的“考证式”写作方法来论述后期散文的艺术特色。第三章共有三节,第一节论述张爱玲不同时期的个人经历对她散文写作产生的影响。亲情的失落,是她在《流言》中表现出的“私语”式写作的主要原因。之后的爱情经历及出走,加重了后期散文中“疏离”感;第二节分析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张爱玲散文创作产生的影响。社会背景的动荡不安,引发她对个人命运无法把握的感慨。后期安稳平静的社会环境中,她的散文创作更多地呈现出平淡自然的意境;第三节则通过张爱玲在散文中表现出的“自译”,以及在写作中始终对个人化创作姿态的秉持,对前后时期散文的内在一致性进行论证。最后是论文的结语部分,总结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意义和文学价值。透视张爱玲的散文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别样观照,以及贯穿其创作始终的个人化的创作姿态,为深入解读张爱玲文学创作增加了可能性。

王新瑜^[7]（2018）在《如何将情感教育融入初中语文教学》文中提出随着素质教学理念的不断深入,在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老师除了要对文化知识内容进行教学之外,还应该从情感教育的层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能为其以后的学习与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如何将情感教育融入初中语文教学的方法展开探究,希望能对相关人员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毛自鹏^[8]（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朱子静^[9]（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张雯欢^[10]（2017）在《不合时宜的理想国 ——戴季陶的礼制理想及其时代回响》文中研究指明戴季陶,作为有着强烈传统情结的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主要建构者,在其身居考试院院长之时却有着强烈的制礼情怀,这即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戴季陶力图将中国传统儒家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具体展现方式的建制努力,也是国民政府为稳定政治秩序而寻求稳定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考量,本文从戴季陶礼制思想的缘起、礼乐周制的"理想国"规划、"北泉议礼"中对戴季陶形而上的礼制思想在婚、丧、祭等具体礼制落实上的取舍探讨及当时人对戴季陶及国民政府制礼作乐、回向传统这件事的舆论纷争这四部分来探讨文化保守主义者为现代中国所规划的不一样的"理念型建构"与传统的礼制规范与现代社会之间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相互参照、彼此冲突、蜕变、交融等复杂面向。第一部分是戴季陶礼制思想的缘起,力图通过对戴季陶成长环境的考察、求学日本的见闻和经历了中年转变之后对于当日社会和世界局势的看法来解释戴季陶为何在面对抗日建国的历史契机的时候选择以制礼作乐作为志业。第二部分是戴季陶于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等方面形而上的规划,以周制为模板,将戴季陶的理想国思想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节制中和、文武并举的有建设之德的理想公民,这是戴季陶对道德秩序的规划;全能政府、贤人政治,这是戴季陶所设想的礼制之下的社会秩序;创业垂统、作则君师这即是戴季陶心中的领袖表率,也是戴季陶所规划的政治秩序。第三部分是通过"北泉议礼"的礼制讨论,力图展现戴季陶形而上的礼制理想国的规划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与现代国家社会之间的冲突、妥协与重塑。重点通过对婚礼、丧礼、祭礼的讨论,展现礼与法的冲突、礼向俗的蜕变、礼对国的塑造等一系列面向。第四部分通过当时舆论对戴季陶及国民政党制礼作乐回向传统这件事的不同态度,来看当时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对传统的不同认同、对现代社会政治、社会与道德的不同看法。戴季陶的礼制思想及制礼作乐的事业最终湮没无闻的结局反应了转型时代中国保守主义者相伴而生的困境与远见。

二、对胡适先生的点滴回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胡适先生的点滴回忆（论文提纲范文）

（1）藏学家于道泉与王森入聘北京大学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2）论1920年代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与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4）二十世纪上半期新红学的完成与总结——记周汝昌和他的《红楼梦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5）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 ——基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6）悠悠私语声—张爱玲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如何将情感教育融入初中语文教学（论文提纲范文）

（8）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不合时宜的理想国 ——戴季陶的礼制理想及其时代回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胡适先生的点滴回忆（论文参考文献）

• [1]藏学家于道泉与王森入聘北京大学始末[J]. 陈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论1920年代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与转化[D]. 关琳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读《中国现代散文精品·胡适卷》有感[J]. 张步云. 新阅读, 2020(04)
• [4]二十世纪上半期新红学的完成与总结——记周汝昌和他的《红楼梦新证》[J]. 苗怀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9(05)
• [5]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 ——基于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D]. 谭天伟.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6]悠悠私语声—张爱玲散文研究[D]. 王真真. 伊犁师范学院, 2018(07)
• [7]如何将情感教育融入初中语文教学[J]. 王新瑜. 课外语文, 2018(04)
• [8]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 [9]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不合时宜的理想国 ——戴季陶的礼制理想及其时代回响[D]. 张雯欢.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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